沈约《宋书·乐志》与梁代雅乐歌辞创制

梁代雅乐的改革创新在中国礼乐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沈约的《宋书·乐志》与他创作的梁代雅乐歌辞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沈约的雅乐理论重复古雅正,也重当代"时事",主张"远考经籍,近采故事",体现了雅乐创制中古、今与雅、俗的多重诉求,认为汉武帝的雅乐歌辞就反映了多重诉求的失调。在实践中,沈约通过对郊祀歌辞雅正复古,而燕飨歌辞和乐创新这种不同的文学风格处理方式,平衡了"礼"与"情"、礼乐典章规范与文学审美的多重诉求,是当时经学复古要求与文学新变思潮一起作用下的创新尝试。     

如何破解六经缺《乐》之谜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六经书目,惟独《乐》类未著经典,形成六经缺《乐》的现象。古今学者对六经缺《乐》现象众说纷纭。《乐经》之所以成谜,是因为一方面先秦人士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提,另一方面又没有形成《乐经》文本。先秦人士心目中的《乐》,应该是指上古乐曲。究竟哪些乐曲可以列入《乐经》,先秦儒家大师虽然未能对此给予明确论述,但结合先秦文献来看,凡是上古三代雅乐都应该列入《乐经》。由于先秦时期记谱技术远不成熟,无法将上古三代雅乐曲谱载之简帛,导致这些曲谱全部亡佚,由此造成六经缺《乐》的永久缺憾。     

西周雅乐的刚健风貌与刘勰的“风骨”——《文心雕龙·风骨》“刚健”之再溯源

"风骨"之意涵不仅以《易传》的乾阳"刚健"说为其理论来源,对它的诠释还应上溯至西周的雅乐乐奏。西周雅乐是一种庙堂典礼音乐,其主体结构是打击乐。打击乐重节奏而轻旋律,审美倾向是偏于刚健的。《乐记》是西周礼乐实践经验的总结,其雅乐理论为西周雅乐与"风骨"的中介。通过《乐记》的影响与渗透,《文心雕龙》为"风骨"提供了宏阔的理论背景;《风骨》的"风力遒"与《乐记》的"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在外在风貌上完全一致;"骨髓峻"与《乐记》的"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在形式的简洁质朴上有着内在关联。以审美超出政治教化之上,源出于更高的本体世界,又是《风骨》与以政治标准为唯一的《乐记》雅乐理论的不同之处。     

行体乐府四题

行体乐府是在汉魏之世歌咏杂兴的背景下产生的诗歌形式,乃诗之流变为八体之一体,其名称多样,或为"歌",或为"行",或为"篇",或与"歌"并称为"歌行",同其他几种新的乐府诗体一样,在"协声律,播金石"的情况下,亦"总谓之曲",也即行体乐府,有散歌和入乐等不同存在形式。其类例归属在乐舞则为杂乐、杂舞,在乐府歌诗则为杂体。在乐府歌辞中有较广分布,在短箫铙歌、鼓角横吹曲、杂舞曲辞、大曲曲辞中亦均有使用。早期的乐府诗皆为乐章,乃古之诗可歌者;而诗章与乐章在题材内容、体制形式、传播表演等各方面是不一定成正比的。随着乐府歌诗创作在汉魏之交形势的急剧变化,出现了"选词以配乐"与"由乐以定词"同时并存的现象,诗、乐渐趋分离。     

试论中国古代小说“雅”观“通俗”的读法——以《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细节为据

《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故事框架本于《夷坚志·舒民杀四虎》,但细节脱化自《金楼子》"孔子游舍于山"故事和《老子》"上士闻道"云云的名言。这表明古代通俗小说虽源于说话,流传至今的文本却是"雅"人做的,而"通俗"之本义之一即化"雅"为"俗"。因此,通俗小说不是俗文学,而是以"俗"传"雅"、"俗"中有"雅"、貌"俗"而神"雅"之文学,适用一种带有"治经"特点的"雅"观"通俗"的小说读法。这种读法有利于揭蔽古代"雅"、"俗"文化之间历史地存在着的内部联系,发现其中与矛盾对立并存的和谐统一的一面,更加深入解读文本。     

宋诗不歌

配乐之词称为诗,或称为歌诗、诗歌,但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可入乐歌唱,诗有可歌与不可歌者。歌诗依附于“乐”,“乐”一直在流变,歌诗形式必变。仿古诗歌不谐时乐,沦为徒诗。宋诗不在音乐文学史之列,宋人歌词不歌诗;宋代音乐的体制、宋诗所承袭的唐诗格律形式、宋诗的性质限制宋诗入乐。所以宋诗不可歌。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符瑞思想的整合

符瑞思想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多个层面呈现出总结与整合的态势。《瑞应图》类作品对符瑞物象的汇集并付诸图录,《宋书·符瑞志》对先秦、两汉以来符瑞思想的全面申述,《南齐书·祥瑞志》《魏书·灵征志》对南齐、北魏符瑞之说的断代载记,都是这种态势的显著表现。     

西域胡戎乐在北魏的传播与被接受

北魏之前,西域胡乐已在内地流传。凉州作为胡乐东渐的第一站,对促进汉魏雅乐与胡乐的交融,起到了重要作用。北魏初期,宫廷音乐本用胡乐。立国既久,汉化渐深,统治者遂大力推崇雅乐,垂心雅古,务正音声,但北魏雅乐终不免戎华兼采、不辨雅郑,杂入了大量西域胡戎乐。这一有悖"礼乐治国"之状况,却推动了中古音乐从"教化民众"向"娱悦性灵"理念的回归;北魏文学更是吸收西域胡戎乐曲辞之悲凉意蕴,经艺术提升,变悲凉为壮美,文人乐府诗因此出现了瑰丽壮美的风貌。西域胡戎乐曲辞的自由体式,亦为文人诗歌吸收,促进了文人歌行体诗进一步走向成熟。     

唐代小说琐记

辨疑志中唐时期当单篇传奇蓬勃兴起的时候,承袭六朝志怪传统的短篇小说集仍在不断地出现,但是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辨疑志》一书。《辨疑志》,陆长源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三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唐宣武行军司马吴郡陆长源撰。辨里俗流传之妄。”原书已失传,只有《说郛》(原本     

“魏官品”、“晋官品”献疑

《通典》所载"魏官品"和"晋官品"是今人所见有关魏、晋官品的最完整记载,其来源在现有历史文献中难觅踪迹。"魏官品"与曹魏实际制度多有不合,或谓其颁布时间在曹魏灭亡前夕。曹魏《品令》(《官品令》)当在魏明帝朝法令修订时制定,魏末晋初贾充等人所撰《官品令》为《晋官品令》,均非《通典》所载之"魏官品"。《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多部魏晋官制文献中未见《官品令》,唐初修撰《晋书》时所见《魏晋官品令》并非原始文献,而是转述相关文献所见魏、晋时期的官品令文,难免会有不合实际制度之处。晋代官分九品明载于《晋书·食货志》,而《职官志》中职官等级则是用"品秩"和"石"来表示的,品代表官位高低,秩体现俸禄多寡,品秩结合方体现官员地位之整体面貌。《宋书·百官志》关于职官秩次的记载较多,包括汉代以降至刘宋制度,通过比较可知,魏晋刘宋时期职官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仍与汉代相近,"秩○○石"为表示职官等级的重要方式。《隋书·百官志》载梁初定制,有明确对应关系的"秩"与"品"构成职官等级制度的两个基本要件。而同卷所载陈代品秩,秩次仅与具体职官对应,并不反映其品位之上下或位次之前后。仅据将军名号即可断定,《通典》所载"魏官品"未能真实反映曹魏现实制度,也与晋初制度多有不合,称之为"魏官品"名不副实。"晋官品"与西晋或东晋现实制度也有较大出入,可断定非晋代某一时期的原始《官品令》,以"晋官品"作为两晋全期或某一时期的制度亦属牵强。沈约《宋书·百官志》文末附载比较简略的官品表,实为东晋制度,也与刘宋制度相符,是为现存文献中记录时间最早的一个官品表,《通典》所载"晋官品"不排除以之为蓝本编撰而成的可能性。     

中国古文化系统中的“雅”与文人雅风尚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早就存在着一种文化见解,这就是“雅”与“俗”的分野:《荀子·儒效》篇有“雅儒”与“俗儒”之辨;王充《论衡》有“俗父——雅子”、“俗材——雅徒”的对举;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有“人物雅俗”之说;隋文帝整饬宫庭音采,“分雅俗二部”。“雅”与“俗”无疑是两峰对峙的审美范畴。中国古人一再提到的“雅”,正是古代中国的大传统或精英文化、上位文化、雅文化,这一观念在古典文献中是明白无误的。《诗经》、《周礼》、《论语》等著作中屡屡出现的与“雅”关联的审美命题或概念如“雅道”、     

雅俗初论

雅和俗是一对内涵丰富的审美范畴。在文学批评中常常用来作评判标准之一,至今在文艺评论中也屡见不鲜。评论中往往涉及到雅俗的问题,对雅和俗的评价存在相当分歧。鉴于有些文章对雅和俗丰富内涵和外延尚缺少深入了解,对雅俗概念的使用过于轻率简单,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一点看法。 雅者俗之反也。刘勰说:“雅俗异势”(《定势》)。古人往往对举而论之。雅和俗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体裁、语言、思想内容。严羽《沧浪诗话》云:“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按现代分类,句、字、韵属于语言范畴,严羽所分亦即上述三个方面。下面我们就由此探讨雅和俗的特点。     

南北朝史辨误三则

一、《宋书·顺帝纪》载:"十一月壬子,立故武昌太守刘琨息颁为南丰县王。癸亥,临澧矦刘晃谋反,晃及党与皆伏诛。甲子,改封南阳王翙为随郡王,改随阳郡。"(《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页)按:《宋书·宗室传》载:"义庆弟义融,永初元年,封桂阳县侯,食邑千户。凡王子为侯者,食邑皆千户。义融历侍中,左卫将军,太子中庶     

《宋书·礼志》编纂体例初探

《宋书·礼志》编纂未依循常见于同时期礼书的“五礼”模式,其体例从总体分卷结构,乃至具体录礼次序来看,与《后汉书》中《礼仪志》《祭祀志》渊源极深。《后汉志》以是否属于神祀区分所收录礼仪性质,由此形成两志并列,同时礼仪、祭祀两分法背后尚隐含了仪注与礼论之别,关涉记录礼制的材料性质。《宋志》沿用《后汉志》所开创这两条重要编纂原则,其卷一卷二与卷三卷四分别对应《后汉书》《礼仪志》与《祭祀志》,又根据实际行礼情况的不同,对此体例做了较多改动,使其更趋完善,最终形成了前二卷侧重仪注形式的“经国诞章”、后二卷主要收录礼论形式的神祀之礼这一历代礼书编纂中极为独特的体例。     

冯梦龙“情教”思想及其俗文学观——以《情史》《挂枝儿》《山歌》为例

明代心学思潮及市民思潮孕育出一批在文艺上追求性灵、高扬情欲的文学家,晚明文学家冯梦龙作为开拓了明代文学由雅转俗新境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情教"为理论基石,构建其"情教"思想系统及文学观念,对传统"乐教"及"诗教"观进行了反拨。冯梦龙的"情教"思想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对"真情"的艺术原则的推崇及对民间俗文学传统的重视,他所编《情史》、《挂枝儿》、《山歌》充分体现了其"情教"观及以"真情"为最高文艺标准的俗文学观,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应占据一席之地。     

“杜夔传旧雅乐四曲”考

秦之后两汉传承四百余年,真正由孔子正乐审定的"三百篇"之乐已荡然无存。魏杜夔所"绍复先代古乐",只能是东汉时的雅乐;所"传旧雅乐四曲",实即拟古之作。《辞源》、《汉语大辞典》等袭用清代学者结论,谓"《鹿鸣》的乐曲至西汉、魏、晋间尚存,后即失传",皆欠明察。     

论张爱玲小说"化俗为雅"的叙事艺术

特有的生活遭际、个性特征、文学修养和天赋才能 ,形成了张爱玲独特的对于雅与俗的思想观念 ,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 ,她创造性地借鉴D·H·劳伦斯小说的叙事视角艺术 ,融合对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拟说书人口吻的改造 ,并深化《聊斋志异》式叙事结构的“突转”艺术 ,充分发掘其中蕴涵的反讽意义 ,以富于“中和之美”的叙述语言 ,将看似相互矛盾的各种因素几近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从而使其小说升华到了雅文学的艺术殿堂 ,真正实现了“化俗为雅”。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新论

本文清理了清代以来《汉志·诗赋略》分类研究最有影响的观点,从题材内容、形式体制、学术源流方面进行探讨。认为:《诗赋略》分类义例出自汉代主流意识的诗学思想,前三种赋可视为风体之赋、雅体之赋、颁体之赋,杂赋一种,附录而已。这是因为赋为“古诗之流”,要“侧隐古诗之义”,因而取法孔子删诗正乐,使“《雅》《颁》各得其所。”这就是班固《两都赋序》论述“孝成之世”向、歆父子校理诗赋“稽之上古则如彼”,给予我们的启示。     

有关汉乐的两个问题

一、汉乐"三品说" <后汉书·礼仪中>注引蔡邕<礼乐志>日:"汉乐四品:一日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日周颂雅乐,典辟雍、乡射、六宗、社稷之乐.三日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日‘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劝士也.     

也谈“徽州”名称的由来

今徽州地,秦朝属会稽郡,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称新安郡,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改称歙州。以“徽”名州,据《宋书·地理志四》载,始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领歙县、休宁、婺源、祁门、绩溪、黟县。为什么叫“徽州”?传统的说法是因为绩溪县有徽岭,《太平广记》说绩溪有大徽村,所以改州为“徽”。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