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散结构理论创立的哲学背景

耗散结构理论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派领导人普利高津教授于1969年提出来的。所谓耗散结构,即指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外界条件变化达到一定國值时,可能从原来的某种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空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而耗散结构理论就是研究这种“耗散结构”的形成、稳定和演变的规律的一种理论。 耗散结构理论在各方面的应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由于它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所以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一理论创立过程中。其创始人又很注重哲学思维的作用,并对东、西     

罗马化抑或高卢化——高卢罗马化过程中的文化互动现象考察

“罗马化”研究模式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罗马文明的单向传播和同化作用。本文以高卢行省为中心,考察“罗马化”过程中的双向文化互动和文化转型现象。不仅被征服地区被罗马文明同化,而且在行省立足的罗马文明自身也因行省传统文化的抵抗和渗透而发生变异,结果导致以意大利本土为核心的罗马古典文明逐渐演变为包含行省多元文化基因的“罗马化”文明。     

电影《定军山》新探

《定军山》的诞生,具有丰厚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与现实指向,对它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目前学界所示的中国电影（戏曲片）滥觞的具体的感性描摹。《定军山》的诞生,有其艺术发展规律和文化传播规律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艺术雅俗转换机制与京剧的兴衰历程、电影的艺术本性及特定时代和文化景观诸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定军山》的诞生,不仅是电影的中国本土化的特殊范本,更是中国电影的民族化的已然“存在”——奠定了中国独有的“影戏”传统,包含了迄今为止中国电影的全部遗传基因和文化代码,不仅指涉到新时期“电影与戏剧离婚”等电影观念的大讨论,也为新世纪以来的国产大片提供了历史的镜鉴与启迪。     

艾柯“十大代码”理论的读解与批判——电影符号学理论阐释

电影作为工业时代最典型的艺术形式,其越来越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早已到了不容人们不重视它的程度.而对于电影的理论研究,在进入六十年代以后,也终于告别了它的古典时期而以成熟的理论形态进入了现代阶段,其标志就是电影符号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通常所谓的经典电影理论主要是指以爱森斯坦为代表的蒙太奇电影理论和以巴赞为代表的纪实主义电影理论;而所谓的现代电影理论则主要就是指这种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电影理论.由于在电影理论研究中符号学的比重更大,又由于结构主义对于电影研究的影响也主要是在其方法论的方面,所以人们通常只用“电影符号学”或“符号学的电影理论”来泛指这一类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当代电影美学理沦.     

“作者论”旅行、“主体性”变迁与电影工业美学生成

作为现代哲学的“元话语”,主体或主体性问题在文艺理论领域表现为艺术家主体、艺术精神、艺术风格等问题的探究。在电影理论界,电影“作者论”理论最早源于法国。从法国“作者论”,到美国萨里斯的“作者论”批评,再到中国的“体制内作者”理论,经历了一场电影“作者论”的全球“理论旅行”。“体制内作者”已经成为中国新力量导演的电影美学观念和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电影“作者论”的“理论旅行”隐含了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文化崛起,电影观念变革,文化的产业化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蕴含。“体制内作者”观念在新力量导演中的形成并普遍践行意义重大。这标志着新力量导演的崛起和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转型,也标志着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生成的重要一步。     

《英雄》:新世纪中国电影转型的文化想象

以电影《英雄》为研究对象分析新世纪中国电影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一方面，该片试图打破“内”“外”市场的局限，打造真正可以在全球流行的商业大片；另一方面，从国际市场转向本土市场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开始突破区域边界，跨国和跨地域合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力量。转型期的中国电影如何呼应具体的时代和文化语境建构大国形象、树立文化自信，如何将中国智慧融入电影故事以适应“中国梦”的制造，将中国电影的变化轨道视为一种想象的建构也意味着要去研究它在社会变迁中的意识形态的困境和探索。     

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

近年来,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涌现出了“共同体美学”理论这一重要成果,其作为一种强调协作、互动和共享的理念,为跨媒体叙事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跨媒体叙事”理论与“共同体美学”理论交相呼应,一致强调整体性、互动性和共同性,但也呼唤独立性、个体性和差异性。将中国电影的跨媒体叙事置于“共同体美学”的视野下,从“叙事共同体”“想象共同体”和“参与共同体”三个方面进行概括分析,阐述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策略取向和发展路径。这些策略取向包括以故事世界构建为叙事表征、将故事消费视为产业基础、以泛娱乐的参与文化为传播策略等。这不仅反映了跨媒体叙事的可实践价值,也凸显了“中国经验”在共同体美学中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共同体美学和跨媒体叙事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发展趋势,并呼吁中国电影回归本土实践和需求,以应对新时代用户对故事消费的高追求,实现共赢和共享的目标。     

试探《周易》与突变论

“新三论”,是指耗散结构论、协同学和突变论。普利高津建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使系统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哈肯的协同学又提出;不仅开放系统通过协同,可以从无序向有序转化,即使是封闭系统、热平衡状态,有时也可以出现有序状态。这种观点比普利高津前进了一步。耗散结构论、协同学完成定量研究又是依靠突变论方法的。突变论是近一、二十年发展起来的又一系统论。众所周知,现代系统论的建立,决不是什么时髦一时的产物,早期中国人的辩证整体论、古代和近代欧洲人的系统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系统思想,为现代系统论的建立作了准备。“六经”之首的《周易》,是中国人辩证整体论的鼻祖。无怪耗散结     

三十年代“软性电影论”检视

发生在３０年代的“软性电影论”的争论,是建国前中国电影界涉及电影理论问题的最大的一次争论,由于过去一直以单纯的政治视角来对待,从而忽略了其中的理论价值,也遮蔽了“软性电影论”背后与现代都市商业文化的一种新型血肉关系。“软性电影论”者强调电影的艺术性,同时注重电影的娱乐消遣性特征,反映了整个海派文人的共同的审美趣味,自有其理论贡献。但由于它与保守的传统文化和激进的革命要求都发生了根本性偏移,既在横向的时代处境尴尬,又在纵向的历史上错位,失去了它本来应有的位置     

中国电影产业与资本有机融合的新阶段、新构成与新取向——基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

中国电影产业以其“高质量发展”和“建成电影强国”昭示了自身的发展路径与行为目标。这个过程是在电影产业与资本逻辑紧密融合的证券化阶段进行的，其显著特点是上市影企已经与资本市场完全融为一体，双方之间融合的紧密性、多样性与复杂性蕴涵着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充分彰显中国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显著优势的关键所在。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大维度入手，梳理与把握好呈现出的新阶段、新构成与新取向，对于实现产业与资本的有机融合与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论当代西方文化研究语境里的大众文化

当代西方文化的研究理论中，对大众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向。在这种语境中所理解的“大众文化”，主要是从它生产的条件和消费群体及其消费方式着眼的。它的生产条件包括3点：一是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文化产品被快速地复制；二是文化生产的主体掌握和利用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工作；三是人们观念的改变为大众文化的生产提供了必备的心理基础。它的消费群体是“大众”，大众消费文化的方式，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消费者在消费文化产品、满足精神需要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有意义的生产。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及文化产业密切相关，大众文化是商品化的通俗文化，通俗文化是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文化产业则是当代社会生产和消费通俗文化的产业化方式。     

作为文化理论观察视角的“文化与社会”——再论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的理论阐释意义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典范理论形式,同时作为起点与标志,也展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影响与价值。“文化与社会”是一种重要的观察视角,它强调文化的物质性,突出文学创作、文化生产与文学批评的社会语境,重视文化理论研究的“经验性”,构成了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感觉结构理论的重要理论准备。“文化与社会”的观察视角是一种整体性的批评方法论,它着眼但不限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维度的阐释,是在既定社会语境中确定“文化”的意义以及从事文学批评实践的整体性的阐释视角,对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视域互动模式——论电影美学的一种路径

电影包含着许多“不确定点”、“空白”和“隐形的联结环节”,正是它们激发了观者创造性的理解力,使电影产生一种活力性或张力,召唤观者介入到电影所叙述的故事中去,去发挥自己阐释和想象的自由。视域互动模式的核心范畴是“游移视域”。电影的理想路径应该是一种视域互动模式。     

20世纪80年代“影戏”理论的建构策略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钟大丰和陈犀禾提出了“影戏”理论,成为中国电影学术界极具争论性的理论话题。借助于“概念置换”“移花接木”和“历史缝合”策略,他们完成了“影戏”理论的“论证”工作,建构了一座“中国化”电影理论体系的空中楼阁。尽管“影戏”作为电影理论体系无法成立,但作为中国早期电影观念却是客观存在的。“影戏”电影观念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它是文以载道的文艺观、艺术的进化论和固守传统的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反讽和戏剧性的是,他们建构“影戏”理论是为了反“影戏”,而后来他们又回归到对“影戏”传统的坚守;钟大丰回归到对电影“戏剧性”传统的坚守,而陈犀禾回归到对电影“社会功能”本体论传统的坚守。     

网络文学互动影响多维探析

网络文学双向互动,从理论上讲改变了作者和读者的地位和作用,并形成了“在线批评”的新批评形式.就网络文学作品实际生产而言,这种双向互动影响到底有多大,却值得开展实证研究.探析网络写手写作与网络读者批评互动对网络文学和网络批评的影响,强调作者的主体地位保持、主体性功能发挥,呼唤专业批评参与到网络文学在线批评中来,十分必要,它将有利于网络文学未来的健康发展.     

科学实践精神的文化价值性

科学实践精神是人的实践精神的特殊形态、典型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内容，借助自然界　人　社会（精神）发展的形式予以对象化和客观化，藉以达到“自然界与人的精神的统一”，从而实现人的经济价值　文化价值　人生价值的创造精神。科学实践精神的文化价值性反映在自然界　人　社会（精神）的双向互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人对“自然界的创生”（物质文化）　“心智的创生”（精神文化）　人的创生（社会文化）的价值性，而其更深刻的反映则是在“本体论上”，由科学客体向“文化客体”的转化；认识论上，科学反映向“文化反映”的深化；方法论上，科学方法向“系统科学方法”的发展。     

文本结构·符号模拟·文化互译——尤里·洛特曼的核心命题三则

一代人文大师尤里·洛特曼的理论建树十分丰厚。我们在这里且对洛特曼在文学学、符号学、文化学领域三个核心命题略作梳理。“文本结构与文本外结构之互动共生”可谓洛特曼理论大厦的主轴,“语言的派生与符号的模拟”与“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互动与互译”堪称这一大厦的两翼。文本—符号—文化乃洛特曼理论建构的核心话语。文本结构、符号结构、文化结构确乎是洛特曼理论建构的中枢。探讨文本意义—符号意义—文化意义的生成机制应是洛特曼毕生倾心的学术旨趣。     

承认的政治与第六代电影的边缘影像

第六代电影人的“独立电影”是个边缘的文化现象,其边缘性表现为电影主题和风格的边缘化以及电影制片模式的非体制化。边缘立场使第六代电影人保持了自身的差异性和本真性,但他们没有放弃与中心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边缘文化的自我认同本质性地依赖于主流文化的承认;对主流文化来说,它的自我认同同样依赖边缘文化的在场,它一方面通过规训和压迫使边缘文化归于主流,另一方面通过甄别和检验再生产着边缘文化。1990年代的第六代电影的边缘影像是一个被主流文化“生产”出来的边缘文化,二者之间的对抗与排斥既是一种相互遮蔽也是一种互相承认。     

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层结构”:从概念到社会治理实践

“重层结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形态，它因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兼有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层结构蕴藏着丰富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机制、运作方式和经验性、社会性的行动模式，治理禀赋的特征十分明显。从重层结构中发掘治理资源并应用到治理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从重层结构的特征入手探讨其内在的治理路径和实践逻辑，以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     

电影的文学性和电影文学的特征

列宁说过:“对于我们来说,一切艺术部门中最重要的便是电影”。随着普通高校电影课程或者电影讲座课、专题课的开设,电影理论研究已从专业电影理论工作者扩大到文艺理论的各部门、渗透到中文专业各学科领域。电影的飞速发展与日趋成熟,早已打破了陈旧的文学艺术分类法,它以独立的一个类别立于文学艺术的姊妹群中。因此,在文学写作中,电影文学写作也是独立的一支,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