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春秋序》是对以往《春秋》与《左传》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整理,其“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阐释《春秋》的著作。杜预在集解集中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春王正月”王字浅说

“春王正月”王字浅说《春秋》经文，每年第一条必是“春王正月”，若正月无事可记，则必书“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春和月份无需解，何以必书王字？《公羊传》说是为强调“大一统”，何休引申说是为通夏、商、周三统；杜预说是专指周平王，以正《春秋》之始；桓公年...     

范宁及其经学成就

范宁为东晋著名经学家,其所撰《春秋穀梁传集解》为现存《穀梁传》最早的注本, 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并称,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汇集众家之说,并陈三传得失,书中体现出的“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治学态度,更是开启唐宋学者舍传求经,自由研讨的风气。此外范宁对《尚书》和礼学也有相当的研究。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春秋经传集解》点校商榷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春秋经传集解》是现今最通行的《左传》杜预注本。但该书在校勘标点上时有疏忽,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沿袭丛刊本之误;二是校点时有可商;三是《经典释文》混入《集解》。     

《春秋》释名

《春秋》作为春秋时各诸侯国史书的通名,昔贤之论已洋洋可观了。然于《春秋》之名义,或可商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谓:“盖以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说稍近情理,故今人几乎尽宗杜说。另外,《公羊传》隐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说》,言孔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名《春秋》”;又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显系向壁臆说,不需多言。     

“反马礼”刍议

今文家何休从《春秋》微言大义处入手,来阐释诸侯大夫婚礼中没有"反马礼",指出《春秋》经文中应属"归宁"。郑玄、杜预、孔颖达则从解释古文经《左传》入手,杜孔二人继承与发展郑氏学说,不断完善"反马礼",认为"反马礼"是真实存在的。这两种说法在后世趋于统一,共同作为解释《春秋》经微言大义的标准。     

杜预、孔颖达关于爵名改称的误说

笔者在《“郑伯”之“伯’非伯爵》（《中国语文》,２０００年第１期）文说,春秋时代无“五等爵位”之别,公、侯、伯、子、男皆诸侯国君之通称;一国之君称呼不定,如《春秋》里对杞君就称“侯”、称“伯”、称“子”。笔者文中又谈到,何休、范宁不了解此点,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春秋　梁经传集解》中对《春秋》杞君书法的变化“妄加解说”。其实“妄加解说”的还有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和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如：庄公二十七年：“把柏来朝。”〔集解：称“伯”者,盖为时王所黜。正义：桓二年“把侯来朝”,十二年“公会杞候…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综述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在经学史和《左传》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台湾和El本的学者都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就。从杜预的生平思想研究、《春秋经传集解》的文献学研究和经学史研究三个方面略作总结,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该课题的发展现状。     

古云梦泽“跨江南北”说辨误

本文主要从两个层次,对古云梦泽跨江南北这一流行说法的历史文献依据进行辨析。其一,今本《左传》昭公三年下有一条注文:楚之云梦,跨江南北。”这被看作西晋初年杜预的权威性注释,但同为杜预所作的姊妹篇《春秋释例》却无此内容。北魏郦道元、唐初孔颖达都尊奉杜预,多次引用杜著二书。如果杜注中原有此条,他们解释古云梦泽时岂能不直接引证?可见,流行说法实应出自孔颖达的推论(孔《疏》语气亦可证),而为后人羼入杜注。其二,孔颖达以为“江”专指长江(实则古之沂水、淮水、江水、沮水皆有“江”称),认为《左传》“江南之梦”(“江南”为地区名,“梦”通指泽薮及水草地)与“济江”后所入之“云中”(实为汉东的郧国故地)都是指长江南岸的云梦泽,进而推断“江北亦有梦”,“此泽跨江南北”,实皆误。     

古云梦泽“跨江南北”说辨误

本文主要从两个层次,对古云梦泽跨江南北这一流行说法的历史文献依据进行辨析。其一,今本《左传》昭公三年下有一条注文:楚之云梦,跨江南北。”这被看作西晋初年杜预的权威性注释,但同为杜预所作的姊妹篇《春秋释例》却无此内容。北魏郦道元、唐初孔颖达都尊奉杜预,多次引用杜著二书。如果杜注中原有此条,他们解释古云梦泽时岂能不直接引证?可见,流行说法实应出自孔颖达的推论(孔《疏》语气亦可证),而为后人羼入杜注。其二,孔颖达以为“江”专指长江(实则古之沂水、淮水、江水、沮水皆有“江”称),认为《左传》“江南之梦”(“江南”为地区名,“梦”通指泽薮及水草地)与“济江”后所入之“云中”(实为汉东的郧国故地)都是指长江南岸的云梦泽,进而推断“江北亦有梦”,“此泽跨江南北”,实皆误。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疆以周索”和“疆以戎索”异议

《左传》定公四年载有“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之语。关于“启以商政”,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中说:“启,开也。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关于“启以夏政”,杜预在同书中说:“亦因夏风俗,开用其政。”这种解释是为传统之说,至今大体如此。然而,关于“疆以周索”和“疆以戎索”,人们一般都解释为“疆理土地以……。”这种解释似有未尽恰之处,故本文提出异议。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     

义位的语境意义

§1语境诸说的新趋势晋代的杜预已经认识到《春秋》经一定未能褒贬,需“数句以成言”。南北朝刘勰已经论述了字、句和章篇的关系。清代袁仁林进一步提出“此等用法,必由上下文知之”(《虚字说》)但是,语境作为解释语言的社会功能的手段,是20世纪以来的新学说,它是以索绪尔的“结构段”为前导的。1923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提出“语境”,并区分为“文     

穆陵考

《左传·僖公四年》“南至于穆陵”中的“穆陵”在今何处?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到今天的《辞海》都误以为在今山东临朐,以致与历史史实、与上下文扦格不入。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具体上下文的考证,得出了穆陵当在今湖北麻城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产生错误结论的原因。     

龟井南冥《春秋左传考义》的注释方法及其学术史意义

《春秋左传考义》是日本江户时期龟井南冥对《春秋》经文及传文中存疑的语句进行精心注解的一部重要著作。龟井南冥善于实证研究,注重义理探析和语气照应,对无法精准训释的内容或并存诸家之说以备案,或存疑不考以阙疑,从而保证了注释的客观公正;他以批评杜预注为出发点,指陈杜预注失误、失考、失于详、取臆说、强为之解等,并逐一辨证,或补充杜预说,或立新说;他在材料的使用上强调可据性、可靠性,注重广泛寻求类似的语例和事例,尤为注重从《春秋》经传中寻求相似的例子加以比勘进而得出结论。《春秋左传考义》有力地扭转了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研治汉学局限于宋明理学的风尚,标志着日本汉学研究方法由宋学向汉学的转变,在《左传》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词义拾零

一、翳桑 《左传》宣公二年:“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杜预解“翳桑”为“桑之多荫翳者。”新编《辞源》(2512页)和徐中舒的《左传选》(116页)主此说。清代的江永、王引之认为翳桑是地名,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修订本29页)和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661页)主此说。今人陈其猷则认为“翳桑谓枯死之桑也。”(《吕氏春秋校释》897页)我赞同陈先生的解说,理由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