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礼治观述论

欧阳修主张弘扬传统礼治观,以礼规范君臣关系,同时教化百姓,消解外来宗教冲击。其礼治观以人性善和王道社会历史观为哲学基础,着眼于医治时弊,因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礼与法：二程重构政治秩序的双重路径

二程礼学思想继承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实现礼在改造现实社会秩序时的政治功用。同时,二程既注重礼治教化,又高度重视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一方面提出了“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主次关系。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礼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流。     

试论孔子"为政先礼"的治国方略

孔子生活时代 ,“礼”的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是“礼制”、“礼仪”、“礼治”、“礼俗”。孔子建立“礼”治社会的主张和措施是“礼以教人”、当权者率先“好礼”、“克己复礼”。孔子对“礼制”的创新和改革表现为“损益”西周以来的礼制 ,扩大“礼治”的社会基础 ,向传统的“礼教”提出挑战     

启动道德经济

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 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主张儒法并用。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唐朝,统治者一面搞“贞观修礼”,制定了一套封建的道德体系,以“正家”、“定天下”;一方面又制定法律,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严密、最系统的封建法典——唐律,不仅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且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其道德观念。目的是“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促进社会发展。道德不仅是行为规范,也是…     

荀子礼治主义对汉朝政治的开启意义

荀子礼治主义对汉朝的政治理论和实践都有直接的影响:汉代的“儒术”即以“礼”为本,融“法”入“礼”;有关“天人”学说是补救荀子礼治理论在实践中无法限定君权的缺陷,“人性”学说是修正“性恶”说.荀子对汉朝经学的传播有很大贡献,汉儒通过经学加入到统治集团.     

释“小康”

“小康”一词出自《礼记·礼运》:“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是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儒家的礼治观,认为禹、汤、文、武、成王、同公,示民有常,是实行礼治的典范。“著义”、“考信”、“著过”、“刑仁”、“讲让”,是“示民”的基本内容和“礼治”的规范要求。实行“礼治”的最终目的是     

王夫之的法治观：以礼法之辨为视角

礼法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话语之一。政治文明中有关礼法关系的讨论，乃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巨擘，学界对其礼法之辨的精彩阐释却多有忽视。以礼法之辨为视角审视王夫之的法治观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面：“法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刑以佐礼”；“守义礼为法而乃以成正而无缺”，表现出王夫之在政治哲学方面重礼治轻法治的倾向。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     

礼与杜恕《体论》

杜恕《体论》以礼为万物的法式和规矩,并赋予礼以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权威,进而论述了礼对协调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功用。杜恕的礼治主张切中曹魏名法之治的流弊,是魏晋之际治国方略由“以刑为先”向“以礼为首”转化期间的产物。《体论》在哲学论证上的不足,又为魏晋玄学“名教自然之辨”、“体用之辩”留下了发展空间。     

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与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历经西周“礼治”的崩落、法家“法治”的兴起与隐退、汉儒“礼治”的复归与“德治”的重光,“礼法合治”成为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法”不等于全部法律,“礼”不等于道德品质,“德”不等于“道德治国”。中华法系的“礼、律、典”结构与“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模式,是“礼法合治”的典型表现。探明中国法律与制度的源流、内容和演变,洞悉中华法系的理论与精神,对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荀子》“礼”的承传和拓展

作为《荀子》核心思想的礼治主义,实非孔子路线,乃直接承传于西周文化而另辟蹊径。孔孟由“礼”及“仁”及“性本善”,为封建主义创立伦理基础。荀子则融“法”于“礼”,系统强化礼治的整合规范。《荀子》直接影响了秦汉儒家政治。《韩非子》的权术主义乃承继于《老子》。先秦有五种社会政治思想:老申韩客观理性的功利主义,孔孟历史理想的道德主义,墨子平民理想的实用主义,荀子先验理性的礼治主义,庄子理想人性的批判主义。《荀子》理想的贡献在于这种开创性,但它的本质缺陷在于礼治作为外律手段而其本身缺乏外律保障。     

东汉隆礼之势的形成以及郑玄的重尚礼学

<正>东汉统治阶级重尚礼治;东汉古文经学至郑玄时盛极,郑氏亦以礼学为重,孔颖达云:“《礼》是郑学”。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下称《学案》)卷7:“然统康成一生著述而论之,《三礼》实为专长。”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篇“郑学最精者《三礼》。”下面,笔者拟从社会阶级变动的角度,观照上述文化现象。     

《国语》对礼治的反思

“周公制礼”反映了先秦礼治思想的成熟。出现了周初的盛世后,“礼”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更重要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时期,传统礼制不断受到冲击,正常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一些恪守礼制的卿大夫们提出了“何以为治”的问题,并对礼治进行深刻的反思。《国语》记载了他们治国以礼的言论。他们主张对传统礼制进行切实的扬弃,合则留,不合则去。同时在评判事件和人物言行时,也不是简单地以“礼”或“非礼”为尺度,而能以变通的态度对待传统礼制,超越传统礼治思想的束缚。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局与礼法之争

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学术和政治思潮,两者何为主从构成了儒法的分水岭.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礼、法并无质的不同,但"法"地位的上升及得到传统"礼治"社会的认可,极大改变了人们"循礼不化"的传统.在战国时期除旧布新的改革进程中,"法"以强有力的规定性发挥了巨大效用,但"法"始终未能完全取代"礼","礼"、"法"仍然各自有着自己的适用空间,而且等级之礼在社会阶层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以后,通过法的强制性制约得到进一步巩固.     

李觏“礼顺人情”的伦理观

儒家主张“为国以礼”，礼治是汉代以降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李觏言礼是源于人的自然欲求和出于人的内心情感，其实质已触及伦理道德规范产生的真谛。     

论孔学的重礼情结与社会和谐理念

“礼”属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春秋时期社会的失序决定了孔子特殊的重礼情结。顺应春秋时期的礼治思潮,孔子寄希望于礼治秩序的重建,试图通过个体的理性自觉实现境界提升,由个体之“仁”重建理想的礼治和谐社会。孔子的省刑或无刑的主张,表现出强烈的人文情怀,与其后来的法家有不同的思路,其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建构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

人性与管理关系密切。中国传统主导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 ,主张在管理中应塑造人性 ,其人性管理为“塑造论”,注重德治 ;西方主导人性论偏重于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 ,主张在管理中要适应人性 ,其人性管理为“适应论”,注重法治 ,两者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管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人性论基础之上的 ,是德治与法治、“适应论”与“塑造论”的有机统一     

荀子社会治乱思想探析

荀子社会治乱思想的逻辑起点是“治乱非天”，理论依据是人性假说。从人性的生物性为“性恶”出发，提出要“化性起伪”，其核心内容是“隆礼重法”。针对人性的社会性一面，提出要“明分使群”，其目的是建立有等级差别的封建社会制度。在荀子看来，“礼”、“法”、“分”、只是一种社会规范体系，必须由人来贯彻执行，因此人是关键因素。据此，提出了“尚贤使能”的主张。     

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德化与礼治通常是作为与“法治”、“刑治”相对举的概念在同一层域或相近意义上被论述的,然而,《礼运》所倡导的“以礼治人”与《中庸》所崇尚的“以德化民”却有着很大的悬隔。本文试从《礼运》之“礼治”与《中庸》之“德化”在哲学根据、现实根源与实践基点上的明显分别来管窥二者的差异,并力图通过更深层的抉发来揭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