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庸》之“中”与“诚”

商周时代人们信仰上帝鬼神,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至子思,则提出以“中”和“诚”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子思认为,“中”和“诚”虽无形影,却具有与上帝、鬼神一样的至上性和神妙性,它已经不仅是一般学者所理解的“时中”之“中”和诚信之“诚”,它同时是“天下之大本”和“天之道”。后世儒者因而称子思善于“体道”。大凡“本体”问题,皆很难证实或证伪,但将“中”和“诚”视作“本体”,便使之进入了信仰的层面。子思在孔子创立仁学的哲学思想体系之后,又建立了“中”和“诚”的哲学思想体系,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儒学思想。     

诗歌审美范畴的全新开拓——论“诚斋体”主于“趣”

从宋代至明清,“趣”在诗歌审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诚斋体”之所以呈现出不同于典型唐音、宋调的鲜明艺术特征,根源正在于杨万里的诗歌在情、理之外,全力开拓和表现新的审美范畴——“趣”。也因此杨万里特别重视触景得趣的“兴”诗法。“诚斋体”美在机趣,诗歌便相应具有笔法曲折、思致新奇的表现特征;不过以“趣”为诗歌审美核心也给“诚斋体”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局限。     

《中庸》“不诚无物”说新解

本文摈弃西方哲学的范式,应用中国哲学自己的范式,对《中庸》“不诚无物”说作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认为事物的有无真假是与人心的诚与不诚相联系的。     

试论中国古典诗歌的空白鉴赏

文章论述了中国古典诗歌“空白”的美学特性、哲学意味和审美鉴赏。指出“空白”是中国古典诗歌重要的美学特性,古代诗人特别重视诗歌的“空白”,注重通过“空白”创造独具魅力的诗歌意象;强调诗歌“空白”的运用与诗人追求的人生境界相关;阐述了“空白”鉴赏的美学方法。     

经典生成与阐释范式的流变——以清代对杨万里诗歌的接受为中心

伴随着宋诗逐步确立为与唐诗并列的诗歌经典范型的过程,宋代诗人杨万里方得以进入清人的批评视野。随着清朝不同时期诗歌观念与阐释范式的流变,持不同立场的批评者或给“诚斋体”诗贴上宋诗糟粕的标签,或推重其为性灵诗、白话诗的经典。正是在以唐音宋调为标准范式的古典诗歌审美标准凝定以后,“诚斋体”的特质及其创变性得以凸显。     

回归古典和“诗与哲学之争”

以追求真理,探索人的内在灵魂为宗旨的柏拉图哲学,不满诗歌将灵魂导向堕落,对其进行猛烈地抨击。自认为独自拥有智慧之源的诗人面对宣称忠实于真理和智慧而又来势汹汹的哲人奋起反击,从此在西方思想史上拉开了诗与哲学论争的序幕。不管是“哲学与诗的纷争”,还是哲学对文学的压抑,抑或还有文学对抗哲学的行动,这些都一次一次把学人拉回到希腊古典世界。重返“诗与哲学之争”议题发现,哲学、政治、历史和神学在学科诞生之初充满了被诗影响的焦虑。哲人与诗人的一路争吵向读者呈现了“诗之美”与“思之智”,这两个古代经典的重要维度,因而重新审视“诗与哲学之争”成为“回归古典”的重要路径。     

中国古代诚信思想的发生学分析

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重要的规范之一。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经济上的经营之道,政治上的为政之道及伦理道德的养成之道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上古时代就开始萌芽了。它起源于人们日常活动及人对自己行为的自觉自律。而“诚”与“信”又是两个有着不同含义、相对独立又可互训相通的字。“诚”与“信”最初是单独使用的。从先秦开始,“诚”与“信”即开始连用,意义无太大变化。     

宇宙·生命·诗歌——论宗白华的诗歌理论

作为“诗性美学家”的宗白华,以其东方式的心性与文化视野融汇西方的哲学与诗歌精神,形成了以东方式的哲学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为皈依的独树一帜的诗歌理论,后者以“宇宙—生命—诗歌”一体的方式构成了诗歌生产机制,对于今天的诗歌写作与理论建设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与参照价值。     

杨万里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

杨万里除致力于诗歌创作外,还注重诗歌理论的探索,著述有《诗论》《诚斋诗话》以及若干论诗诗、诗集序言.我们认为,把他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正确评价诚斋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继承这份遗产,是有意义的.各自风流每变每进一、诚斋在时人目中的地位在中国诗史上,“南宋四家”的名目发生过一次更替,最初挺立在这面大纛下的是尤袤、萧德藻、范成大、陆游四人.不久,杨诚斋异军突起,脱颖而出,取萧而代之,甚至被时贤视为“诗坛盟主”:“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洋洋海内服诗声”“授钺君当坐将坛”与他齐名的尤、范、陆也对他的诗作赞赏不已:“文名籍甚更诗声”,“笔与冰瓯雪椀清”(范成大);     

朱子关于"诚"的义理疏解

朱子对于"诚"这一范畴作了多方面的论释,略有四义一是就本义言,诚即是实,或真实无妄;二是就哲学意义言,诚即是实理,这又包括两方面,从天之道讲,诚是天理(天道)之本然,从人之道讲,诚是人事(人道)之当然;三是就性之意义言,诚即是性,此说盖为"性即理"说之延伸;四是就方法意义言,诚即是实心、实意,与自欺、私伪相对.朱子此四说以第一义为根本,而第一、第二义又是继承程氏之说而来.朱子关于"诚"的论说于继承程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为一个有系统性的思想.     

《中庸》“诚”的多重意义之解析

“诚”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迄今为止,对“诚”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些解释截然相反.实际上,《中庸》之“诚”至少有四种含义:一,实在;二,一般道德上或心理意义上的“虔诚”;三,道德本体的“诚”;四,道德或精神境界.在理解《中庸》的“诚”时,必须从整体出发,偏重任何一方,都是不全面的.但在这四者之中,有主次之分,占主导地位的是作为道德本体意义的“诚”.     

试析我国古代“诚”与“信”思想及语词的发端

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重要的规范之一。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经济上的经营之道，政治上的为政之道及伦理道德的养成之道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上古时代就开始萌芽了。它起源于人们日常活动及人对自己行为的自觉自律。而“诚”与“信”又是两个有着不同含义、相对独立又可互训相通的字。“诚”与“信”最初是单独使用的。从先秦开始，“诚”与“信”即开始连用，意义没太大变化。     

“诚斋体”的形成原因初探

本文从社会环境尤其是扬诚斋的哲学思想、个性特征、生活经历等方面分析了“诚斋体”诗的成因。文章认为,杨万里关于“变”与“诚”的哲学思考以及“以史证经”的思维方式,渗透在他的创作思想中,使这种哲理的思辨化为诗意的灵性,从深层次上左右着作者的创作方向和取材意向。同时,诗人幽默乐观的性格,强烈的创造精神以及对文学遗产包融吸收的态度,使“诚斋体”独辟蹊径,重铸新辞。     

中日咏月诗中“月”意象的考察--以《唐诗三百首》与《小仓百人一首》的咏月诗歌为中心

“月”自古以来被人们赋予了各种含义和意象,如“风花雪月”、“花好月圆”、“闭月羞花”等。在中日两国的古典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歌,其中以唐诗集《唐诗三百首》与和歌集《小仓百人一首》中的咏月诗歌为代表。“月”意象在两诗歌集中,既有哀怨的悲情之美和幽怨的相思之苦的共同点,又有唐诗中独特的哲学意味和高标人格的再现,对比分析唐诗与和歌中的咏月歌,分析中日文学中对“月”的审美意识的不同,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论元好问的论诗绝句

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主张“诚”为诗的本原,提倡诗歌的“风雅”传统,提倡刚健质朴、慷慨豪壮的诗风,主张诗歌应该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具有积极意义。艺术上,意境交融,形象丰富、动静结合,风格多样化,在论诗绝句发展史上,创造了辉煌成就。     

中国古典诗歌爱国主义传统流变及其检视

从丹纳“时代、种族、环境”三要素理论出发，宏观描述了中国古典诗歌爱国主义传统流变“与时俱进”的时代表征，进而探讨了与爱国诗歌相应的“忠君理念”与“垂史追求”二元互补的民族主体心态，并从中华民族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审视爱国主义诗歌传统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哲学内核。     

音乐艺术中的“虚”、“实”美——以“大音希声”为参照的若干思考

“虚”与“实”,既属哲学含义上的辩证认识论范畴,又是各类艺术美学追求与表现手段的基本原则。中国的诗歌、绘画、音乐、舞蹈、戏曲都将这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现象,作为共同遵循的标准。这个标准,即审美意义把握,是艺术领域里的“意境”与“神韵”,而“虚”与“实”,则是通达“意境”“神韵”之境的中介。     

杨万里在宋代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及影响

杨万里在宋代诗坛的地位超过陆游,这是南宋人的看法.严羽评宋代诗体时认为,南宋独有“杨诚斋体”.全面看,陆游成就大于诚斋,但杨万里诗歌艺术创造性更高.该文详论了杨万里对刘克庄、张镃、姜夔、永嘉四灵以及江湖派的影响,认真评析了诚斋对金元诗坛、明清诗坛的影响;也仔细分析了历代对杨万里诗歌的反面批评.     

从注重主体的“诚”到兼及客体的“真”——先秦“真实观”初探

先秦文论(包括本意旨在讨论哲学与伦理却可以引伸为解释文艺问题的言论在内)作为中国古典文论滥觞,它的真实观与大体同期的西方文论有着很大的差别。先秦文论的真实观不讲究“摹仿自然”,“再现客体”,而是更多地关注创作主体的“诚”。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与社会的前进,它也在逐渐地发生变化,从一味注重主体的“诚”到日益兼及客体的真。本文拟就孔子、庄子、《周易》、《乐记》的有关论述,探寻一下这一变迁轨迹。     

从斯坦纳阐释翻译理论看《别雅典女郎》的汉译

阐释学是一门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它与翻译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是乔治·斯坦纳在哲学阐释学基础上提出的翻译四步骤理论为理论指导,以拜伦诗歌《别雅典女郎》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究在苏曼殊的诗歌翻译过程中,斯坦纳的“信任”、“攻占”、“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分别是如何得以体现的,进而理解阐释学理论在苏曼殊的翻译拜伦诗歌过程中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