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时间介词比较研究

《南齐书》中时间介词系统正处于高度繁荣期和剧烈变动期,其繁荣和变动均来自具备语义适宜性的动词争相成为典型介词的竞争,具备同类语义特征的动词因语义适宜程度不同,导致其向介词转化的速度和典型性的差异,这是促使介词系统不断调整和变化的直接动因。动词语法化的真正动因是人们对客观事件活动所包含的信息凸显度的不同,承载主要信息的动词因被凸显,得以保持动词特性;而承载次要信息的动词因被背景化,使得动词特性消失,语义抽象,并最终转化为介词。     

动词"给"的语法化历程

语法化可分为词类的语法化和句法结构的语法化,从这两个层面并结合汉语史对动词"给"的语法化历程及其动因进行了考察与探讨."给"有动词、介词和助词三种词类,词汇意义不断减弱."使事物位移"(给1)演变为"允许某人做某事"(给2),在语法化历程中逐渐失去动作性,演变为"物体传递的方向、目标(介词给3、给4)",演变为"处置性、施事性标记(介词给5、给6)",演变为"强化及物性标记(助词给7)"."给"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越来越非中心化,动词"给"处于句子中心位置;介词"给"后带名词宾语后处于中心动词之前,或介词"给"位于中心动词之后;助词"给"位于中心动词之前.     

介词"向"对"问"的替换--兼谈方言介词"问"的历史演变

介词"问"引出动作对象,活跃于现代方言.这个介词来源于动词,在连动结构中虚化.它一度在通语领域十分活跃,后来被介词"向"替换,仅存于方言.其衰变原因是语义范围的局限.     

现代汉语“找”字语法化倾向

汉语介词和动词的特殊关系使得“找”的语法化成为可能。“S＋找＋NP1＋VP1＋NP2”句式是“找”实现语法化的句式;“寻觅”义是“找”实现语法化的语义基点。但是,“S＋找＋NP1＋VP1＋NP2”句式中,“找”语法化倾向虽然很明显,但还未完成完全退掉动词用法而成为纯粹的语法标记。     

介词“有”字三探

语法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汉语中的“有”字是动词。我们以为,现代汉语中不但有个动词“有”,而且有个介词“有”。吕叔湘先生说:“一般认为词类不同就算两个词。”因此,“有”字是同形异类。动词“有”广泛使用,语法学界共识已久,多有研究;介词“有”使用广泛,但尚乏共识,也应研究。 浅说特殊性 早在十多年前,宋玉柱先生就对“那块钻石有核桃那么大”之类句子中公认的“有”字的动词性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个疑问是很有学术见地的;而有的先生则以动词“有”的特殊性来抹煞介词“有”的客观存在,应该说,动词“有”确实有其特殊性,不少先生已有论述:但若特殊到把介词“有”与动词“有”“合二而一”,毕竟难免“方枘圆凿”。     

“连续”词性辨析

“连续”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将其词性标注为动词。通过对“连续”一词出现的句法环境进行考察,发现“连续”经常做状语,已丧失了动词典型的语法功能——在句中单独作谓语,却保留了动词可以作定语、受“不”修饰的非典型语法功能。经过分析,认为它是语法化的一个中间体,其词性应该为副词兼区别词。     

古代汉语“……之于……”式分析

古代汉语的“……之于……”式不仅可以用在主语后 ,也可以用在宾语后。“于”字介词结构是修饰、限制谓语动词的状语成分 ;“之”字并没有实际的语法意义 ,也没有起改变句子结构的作用 ,它仅仅是使“于”字介词结构在语义上的作用加强 ,也使谓语动词所涉及的对象更加明确。     

关于古汉语词类活用的商榷——兼谈词类活用的鉴别标准

词类活用是古汉语语法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词类活用的鉴别标准是什么?有人提出:名词放在副词后面活用为动词;名词、形容词放在能愿动词后而,活用为动词;名词后面用介词结构作补语,这个名词活用为动词。等等。比如:“出入相友。”(《孟子·滕文公上》)他们首先认定例中的“友”是名词,在这里它前边有副词作修饰,所以活用为动词。众所周知,具体的一个词,从古到今,不但大多数在词义上发生了变化,而且有的在词性上也发     

连动式与语法化

连动式是句法化程度较低的一种句法结构,在汉语发展史上,使成式、处置式、体助词“着”和“了”以及比较标记“比”等的产生,可以说都是在连动式结构中进行的。以连动式为参照点来考察汉语语法化现象,使我们更深刻了解句法位置、结构形式对语法化的影响。     

介词结构漂移的句法语义制约

作为附加语的介词结构自《马氏文通》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介词结构在现代汉语中虽呈现出一定的漂移,但并不是任意的。研究发现,如果介词结构后面修饰的是并列的几个分句时,介词结构只能位于句首,不能处在主谓之间;如果介引对象为一个小句或者带有关系从句的名词性成分,介词结构也通常位于句首;介词结构与其核心动词一起构成动词短语,当整个动词短语受某些副词修饰时,介词结构只能位于主谓之间;当介词结构受能愿动词修饰时,介词结构也不能外移至句首;当句子中谓语动词为光杆动词时,介词结构一般放在主谓之间。在语义方面,受事主语句中的漂移介词结构通常要放在句首;谓词性结构充当句子主语时,介词结构也不能位于主谓之间;主语与介引成分有“整体部分”语义关系时,介词结构也只能位于句首。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