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环境

道德环境作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是人们道德观念产生和道德行为的场所,道德环境的优劣,直接反映社会的道德状况和影响个体道德的形成.对道德环境的含义、结构和特征的分析,有助于促进良好的社会主义道德环境的形成,提高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水平,因而具有十分直接、现实的意义.     

中国农村家庭演变:“核心化”还是“个体化”?——以私房钱的道德评价为切入点

当前中国家庭研究范式出现了从"家族主义"到"个体家庭"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家庭经济生活角度切入,通过勾勒农村居民评价私房钱的道德框架,讨论中国农村家庭仍然是在"核心化"轨迹上还是走向了"个体化"。研究发现,私房钱的来源、数额及用途,家庭经济控制情况和亲密关系状况是村民评价私房钱道德与否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都被包含在"个体/家庭"框架下,其中是否影响核心家庭的财产安全和生计安全构成私房钱道德评价的核心标准。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家庭的发展轨迹仍然是"核心化"而非"个体化"。     

道德个体的孤独与道德权威的尴尬

面对当前的社会道德生活,无论是鼓噪道德正在复苏,还是惊呼道德已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无不表明我们的社会道德已陷入异常的困境,集中表现为道德个体的孤独与道德权威的尴尬.道德个体的孤独反映的是一种内指型道德困境,而道德权威的尴尬意在表达一种外指型道德环境资源困境.积极向外寻求依托制度伦理的力量以加强外指型道德环境资源的权威性,从而解决内指型道德个体的孤独,最终实现道德个体与社会道德博弈中的互惠共享,增强道德的力量.     

道德冷漠问题的再思考——以斯金纳的行为主义为视角

在思考道德冷漠问题时,人们通常把目光聚焦于个体内在的心性品质,而很少去关注和研究个体的行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这样的思考显然是片面的,它忽视了个体行为与外在社会环境的关系的研究,因此也就不能深入地揭示道德行为缺失的内在机制,这一不足正是我们在探讨道德冷漠问题时需要再思考的地方.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对行为科学的揭示和对“环境责任”的反思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理论启示我们在思考道德冷漠问题时,不仅要强调个体的自律和责任,社会也应该在遵循行为科学和道德规律的基础上,为引导人们做出善的行为创设良好的道德环境和提供外在的激励和保障机制.     

道德个体与环境代际正义的实现

在个体、群体与类三种主体形态中,个体是最真实、最直接的存在者,它近距离地影响着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要实现环境代际正义,道德个体的塑造至关重要,需要从自觉个体走向自由个体,从认知个体走向价值个体。     

道德调控的弱化与自律能力的培养

道德调控弱化,有道德本身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在道德调控机制弱化的情况下,选择从他律到自律,提高社会个体的自律能力成了社会的重要选择。要提高社会个体的自律能力,必须加强道德教育,提高道德认知水平;尊重人的主体性,调动个体自我教育的积极性;建立道德回报机制,处理好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关系;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巩固社会个体的道德信念。     

论道德的社会化与道德的现代化

道德社会化与道德现代化不仅在内容、结果、实质、动因和条件等方面有其自身的特征 ,而且在现时代个体的具体道德实践中二者又是有机统一的。对道德社会化与道德现代化辩证关系的揭示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发展理论 ,把握现实的道德实践方向。     

柯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高职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启示

美国著名道德心理学家和道德教育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认为道德认知是个体道德行为的基础,个体道德发展是一个渐进性、阶段性的过程,个体道德发展的条件是社会角色的承担,个体道德发展的方式是通过个体对道德两难的讨论和参与活动,这些理论和观点对高职院校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具有借鉴作用。     

传统伦理与家庭道德建设

培植健康、良好、新型的家庭人伦关系，对于构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本又通过对传统伦理“三纲”“五伦”、尤其是家庭“三伦”的科学分析及去芜存精，提出了如何建设新型家庭道德的既富理论意义又具实践价值的见解。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关系论析

在社会道德生活中,除了每一个社会都会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总体道德之外,依据人们不同的公共生活领域,可以大体划分为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的道德、职业活动领域中的道德和家庭生活领域中的道德,即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它们互为作用.社会公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家庭美德是公民个体道德化的摇篮.我国在道德建设中,既要重视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也要重视个人品德建设.相对于前者公德所具有的公度性、他律性和制度性而言,作为私德的个人品德则具有私人性、自律性和自决性的特点,并且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转化,构成了辩证统一的道德整体.公德建设和私德建设是当前道德建设的双重任务,既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从宏观上改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以促进社会主义道德不断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个体道德,又要从微观上加强个人品德建设,注意提高社会成员的个体道德素质,以实现公德与私德的良性互动,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谐发展.     

中日家庭德育之比较

家庭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日两国素来具有重视家庭德育的传统,他们既有着共同的特点,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性。比较两国家庭德育的特点,借鉴日本家庭德育的成功经验,对于改进我国家庭德育教育方法,提高德育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道德信仰：道德建设的本质与方法

信仰是道德的基本特性。把道德提升到信仰高度来建设,使之具有相对独立的信仰价值,有利于扩大群众基础,增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利于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并与社会的政治信仰形成遥相呼应的互动格局。道德信仰包含了对道德的信仰与对善的终极追求两方面内容。解决信仰什么和为什么信仰的问题,可使道德成为一种终极的价值追求。道德信仰的养成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既需要从道德体系上完善道德信仰理论,又需要政府政策性的公共引导,同时还需要创设仪式化的社会生活氛围使之加以巩固与强化。     

对道德权威的再认识

道德万能论与道德无用论代表两种对传统道德权威不同的审视结果；政治权威对道德领域的渗透，使道德权威变质为一种权威道德；政治权威树立道德权威的过程，抹杀了个人的理性精神；现时代道德权威的缺失，呼唤树立一种合理的新道德权威。这种道德权威应从人们普遍遵守的道德底线出发，注重培养人们的自由观念、民主意识、科学精神，遵循人道原则、公平原则、进取原则。     

The self as the locus of morality: A comparison between Charles Taylor and George Herbert Mead's theories of the moral constitution of the self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comparison of two leading exponen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selfhood: Charles Taylor and George Herbert Mead. Specifically, it seeks to provide an assessment of the contribution each approach is able to make to a social theory of morality that has the self at its heart. Ultimately, it is argued that Taylor's phenomenological account neglects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ac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his conceptualis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self, which undermines the capacity of his framework to explain how moral understandings and dialogic moral subjectivity develop in a world of shared meaning. I then argue that Mead's pragmatist interactionist approach overcomes many of the flaws in Taylor's framework, and offers a grounded conceptualis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morality that is abl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a properly social account of moral subjectivity.     

道德信仰的客体性构成及其本质

从道德信仰的客体性构成来看 ,它涵盖道德本体与价值、理想与目的、原则与规范三个缺一不可的内容。从道德信仰的客体性本质来看 ,道德信仰只能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反映     

道德力与社会进步

道德是人立身处事之本。当今时代,道德也是生产力和资本。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离不开道德;道德与社会进步以及我们的生活、工作等诸方面都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养,对提高生活质量,尤其是对年轻人的成长和发展都大有裨益;道德力在促进人自身的完善与人际关系和谐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推动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家治理、防病治病及做人等方面均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政策性离婚”的伦理考量

“政策性离婚”是指因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出现的离婚现象,其实质是通过假离婚等非常规方式规避政策的限制,以实现个人或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诱发“政策性离婚”的伦理因素包括：经济利益至上导致的婚姻伦理关系的淡化、道德监督缺失带来的婚姻主体道德责任的弱化以及制度伦理失范引发的社会道德环境的恶化。为了减少“政策性离婚”等类似社会现象的发生,必须强化个体道德自律,坚守婚姻的道德底线;健全道德监督机制,促进社会生活的规范化;推进制度伦理建设,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和谐。     

简论福泽谕吉道德观的思想特质——以福泽谕吉的前期思想为中心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启蒙运动家，他在强调掌握科学规律的重要性的同时，主张人类的道德世界有其独特性，解决道德问题不能依靠当时流行的“生存竞争”的进化论、功利主义等学说。人只有在遵从“自发”的规定、超越一切“他律”性规矩时，才会成为真正的人，才有可能不必刻意地去做符合道德的事情而自然采取正确的言行、不必介意道德为何物而自然成为道德性存在。     

实现行政道德责任的道德人格性依据及制度正义原则的建构

作为公共权力的运作者和实施者,公务员应承诺包括行政道德责任在内的许多责任。现实中,行政道德责任的落实并不容易甚至出现缺失状况。为此,应该强化道德人格,坚持制度正义原则。道德人格是实现行政道德责任的依据,制度正义原则是实现行政道德责任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责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