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文学小说"疼痛"美学的几重维度

余华是一个善于书写和捕捉"疼痛"的小说作家,其在自己的文学叙事语境中,立足于多个维度,打造出了一个个性化的疼痛美学空间,以对个体疼痛、群体疼痛、社会疼痛等进行文学上的再现和审视.这让中国当代文学具备了一种可以直击现实人类生存困境的写作向度,增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文厚度,也让其成为一名极有分量的中国当代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     

论当代文学对传统文本的戏仿

"戏仿"在当代文学写作中已经由一种创作方法转变成了一种创作原则.特别是现代派文学,更是将创作转向了对文本的戏仿.当代文学创作不单对经典小说,而且试图对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经典文本、文体或文类进行戏仿.戏仿成为了一种颇具颠覆性和创造性的审美类型甚或美学创作原则.     

"后现代"困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本文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界在理解"后现代主义"时,抽空了巨大的理性文化背景,而造成了严重的误读,由于这种误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表现完全丧失了其原初的解放性意义,而成为了市场和欲望的同谋.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作家批判立场的丧失和审美表达被欲望展示所代替晚生代作品的欲望化叙事,女性主义文学向女"性"商业主义滑落,反腐小说自身走向腐化.而解救之道则在于重新回到启蒙的批判立场和审美的灵性向度.     

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一种文化偏见

20世纪以来的传统诗赋创作,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长期排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叙述之外。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乃是五四文化偏至思想的延续,是狭隘文学史观的反映,也是文学史家自信缺失的精神恐惧。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自有其缘由;但在21世纪的当下,文学史家仍然持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二元对立认识,以直线进化论的思维来判断文学的价值,形成了以新旧划线、以语言的文言还是白话来取舍的文学史撰写,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悲哀。这种机械、片面、绝对的价值判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误读和误解,严重妨碍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出正确、全面、辩证的价值认定。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理论与实践

中国当代文学已走过60多年了,但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近年才起步。由于中国当代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进入系统的学科史整理和研究前,有必要对学科史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清理,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成熟,还会增进我们对当代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深入理解。为了更有效地展开讨论,本文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与90年代,并选用人民性、文学性与历史化作为考察三个时期文学史写作的核心关键词。     

文学史重写的先声——论瞿秋白的文学史"整理"观

文学史写作往往不是纯学术事件。早在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就提出要对中国文学史进行革命的"整理",实质上最早涉及了近现代以来文学史重写与革命逻辑的关联。瞿秋白文学史"整理"观的意义有两点:一,作为红色文学史写作意识的发端,开辟了此后革命形态的文学史叙述先河;二,率先倡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史重构模式,把文学史写作纳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建构中。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六十年沧桑: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与"回归"——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京派"文学史表述为例

文学史家写作曾很长时间比附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主体精神缺失后的"失语"."京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流派,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经沉浮.我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京派"的文学史表述的考察,可以探析文学史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的关系,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写作中文学史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失落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集体"失语"与"回归"的原因,进而给今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以启示和借鉴.     

文学史的政治化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反思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新时期,当代文学史对"审美转向"的书写在受国内政治话语影响的同时与中国参与国际政治舞台吸收不同国际政治话语的决策有关.诸多当代文学史所坚持的"启蒙"并不是纯质的"启蒙",只是一种被政治渗透的复杂多面体.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只有重新认识和评价一些具体和看似平常的问题,才有可能将我们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     

论"文革"期间小说的"潜在写作"

"文革"期间小说的"潜在写作"包括手抄本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和以手稿形式放在自己抽屉里两种类型,它具有非公开性、非共名性和非功利性特征;挖掘和研究它对于客观认识"文革"期间小说作品的全貌和真正的艺术水平,认识作者可贵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和个性化的创作特征,认识"非常态"背景下"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张扬以及小说创作的美学审视等方面都具有文学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回到现场”和“情境写作”——“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新潮

融合文献考释、文本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以钱理群为代表的学者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融合心理还原、美学评价和思想省察,则是以王晓明为代表的学者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回到现场"、展开"情境写作",是他们共同的学术旨趣、理想和诉求.相形之下,前者的著作是学者之作,后者的著作是才子之作.以"北钱南王"为代表的两个学派的雏形,正式跃出学术史地平线,开启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新潮.他们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范式,从学术路径上说,是自下而上的论从史出;从认知范式上看,是从实际出发的科学认知范式.研究者自觉建构科学的方法论、自觉创建个性鲜明的学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工作渐入佳境的重要表征.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本文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在反思“文革”后这一学科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就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本文认为,为了动态地呈现当代文学历史发展的曲折进程与复杂内涵,摆脱当代文学史写作中通行的单一的、片面的线性逻辑,应当建构尊重当代文学史发展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变化性的“过程美学”,重视当代文学艰难而复杂的生成过程本身;在研究视野方面,为了贯彻互动、共生、多元的指导思想,当代文学研究应当注意三个方面的“结合”,即:史料发掘与逻辑建构的结合,整体把握与文本分析的有机结合,创造美学与接受美学的结合.     

解神话的神话写作——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启蒙叙述

文学史家对于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并不完全立足于"求真"的史学知识学立场,反倒是"求善"的启蒙诉求,时刻影响着他们对于当代文学历史的客观还原——出于对既往文学史写作中政治神话的反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家往往以求善不求真的历史叙述,以彰显自身启蒙意识为主旨的历史观念,解构了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文学史叙述,进而在相对于政治神话的另一维度中,以启蒙神话的叙述形式,重构了当代文学的历史面貌。这种以解神话形式出现的神话写作,实际上已成为了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共同特色。     

对杂志文学进行生态研究的开始——评《〈小说月〉191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

立足于现代性价值内涵,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认知与解读.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重写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型后主流学界所采用的研究思路与方式.这样做,有着显而易见的三个好处:一是明确了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属性,为中国现代文学"正名";二是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张完整的百年文学史的"地图":三是赋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种紧贴时代思潮的现实意义,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也实现了"现代化".     

历史语境、性别政治与文本研究——对当代“女性文学史”写作格局的反思

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成潮流.现有的"女性文学史"版本从纵向来说.没有处理好立足于当下立场的女性"问题意识"与进入"历史现场"的文学史把握方式之间的关系;从横向来说,没有处理好"性别"这一核心概念与文学特有的叙事形态的关系.因此,现有女性文学史的写作格局需要重新设置.首先要调整写作立场,将"性别"问题与历史/文学史语境相结合,重新确立"女性"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其次要明确写作规范,将性别立场与文学的叙事特点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文本批评的作用.这样,性别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有效的交叉与互动,才能使得女性文学史真正确立起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新世纪中国文学的非虚构写作

新世纪以来,中国非虚构文学写作逐渐成为创作潮流与研究热点。在创作群体扩大及大量作品涌现的背景下,非虚构写作逐渐暴露出文类概念界定模糊、文学性不足、"消费底层"等困境。在剖析非虚构写作面临困境根源的基础上,从非虚构写作为中国文坛注入新活力、提供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及重构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非虚构写作与当代文学如何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发展路径变得尤为迫切与有益。     

"后现代"误读与当代文学的困境

本文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界在理解“后现代主义”时,抽空了其巨大的理性文化背景,而造成了严重的误读。由于这种误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表现完全丧失了其原初的解放性意义,而成了市场和欲望的同谋。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作家批判立场的丧失和审美表达被欲望展示所代替:晚生代作品的肉身消费,女性主义文学的天平向女“性”商业主义倾斜,反腐小说自身走向腐化。而解救之道则在于重新回到启蒙的批判立场和审美的灵性向度。     

2001年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

2001年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批评显示出更多的理性。文学史的研究从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出发,对史的分期、观念、史法、史笔与写作的逻辑、风格进行更具学理性的梳理探讨;“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获得重新思考;长篇小说的创作和文体得到批评的特别关注,批评对当代中国长篇创作作了理论建构意义上的探索;文学批评依然保持着即时性追索性的“先锋意义”,且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批评立场和价值判断。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杂志文学进行生态研究的开始——评《(小说月报)191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

立足于现代性价值内涵,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认知与解读.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重写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型后主流学界所采用的研究思路与方式.这样做,有着显而易见的三个好处:一是明确了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属性,为中国现代文学"正名";二是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张完整的百年文学史的"地图":三是赋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种紧贴时代思潮的现实意义,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也实现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