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与“临在”之间——论朱熹对“祭如在”的理解

在儒家的主流看法中,“祭如在”代表着孔子对于祭祀的基本要求,朱熹并不认为“如在”仅仅是一种主观的“当作”其存在,而是相信鬼神的真实“临在”,只不过这种“临在”并非民间通常所认为的那种神灵降临.对朱熹来说,并不是“如在”的规范要求,而是“临在”的信仰追求,才是其“祭祀如仪”、“必诚必敬”的精神根源,并对其生活产生了切实的影响.     

“天地之中”与“天下之中”初论

洛阳学中的核心思想是中文化,天地之中与天下之中则是中文化的基础。该文从文献梳理中,对天地之中较天下之中的历史地理分布进行了排列,反映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的说法,不仅时间最早,而且文献最多。通过比较,两者不仅有相同点,而且天地之中较天下之中内涵更为丰富。     

禅宗思想与冯友兰的“天地境界”说初探

作为哲学家、哲学史家的冯友兰对佛教有着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禅宗思想也有着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对其人生道德哲学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及其修养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原天地之美”与“先定的和谐”

本文通过阐释庄子“原天地之美”与莱布尼茨“先定的和谐”两个命题的哲学思想 ,得出了二者相似、相通 ,有内在、本质联系的结论。     

“天地境界说”对生态伦理的启示

冯友兰的“天地境界说”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三方面颇有价值的启示 :1 .它认为“大全的自然具有最高的主体性” ,主张人应“事天” ,这就克服了近现代西方哲学把自然看作只具有“工具价值”的僵硬的主客二分 ,从而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扫除一大理论障碍 ;2 .其欣赏程朱理学以顺应的态度应对世事 ,张扬了一种亲和、顺应的主体性 ,这正好符合现代生态伦理学抑制人类扩张型主体性的理论需要 ;3.其重视以哲学的“负的方法”体认不可言说的神秘的“大全” ,由此敬畏无限和自然 ,从而有效地克服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共同支持的人类中心主义 ,为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创造了理论条件     

祭礼中祖先的“在”与“如在”

古代祭祀礼仪会择取一个实物代替逝去的祖先,周代以前用尸,后代又出现了神主牌位、祖先画像等形式。后嗣面对着祖先的象征物,表达哀思和祷祝,也在想象中祖先的“注视”下确定着宗族文化的传承和自我的身份之名。祭礼中的祖先既是具象化的临在,又在想象中被后嗣加工重塑,成为宗族文化的符号,以有形和无形的存在影响着后人。     

西汉时期的“如”字句及比拟式

与其他比类动词相比,＂如＂的用频较高,用法多元化。＂如＂字句的句式主要有：X不如/毋如YW;W（X）不如Y;（X）不如/未如/弗如/莫如（Y）;X如Y。西汉时期的比拟式跟先秦基本相同,但已出现了简式,西汉时期出现的比拟式更多的是全式（一）或变式（二）。     

“如画”批评的审美本质及其理论意义

"如画"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术语,如画的诗句再现的对象是趋于静止的风景,读者想象中的形象诉诸直觉,没有象征含义,也不涉逻辑,决定了"如画"批评的审美本质。批评家用"如画"评点诗句意味着强调画意之美,从而淡化了以意义和联系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属性,从现代视角看是中国古代的审美批评。清代方东树将诗句有无画意作为批评标准,而王国维将"如画"提升为具有规定性的文学法则,即诗人须营造趋于静止的画面感。"如画"奠定了中国文学审美论的理论基础,中国历代批评家与国外的巴托、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布罗夫等批评家用各自的理论语言,共同揭示了这一关于文学和现实关系的一般规律。     

论“如画”与自然美的意识形态性

“如画”作为自然美学领域的重要审美模式被运用于自然、人与社会多种对象的审美观看中,其观看方式的差异源于不同的权力意图与立场表达,透过审美活动赋予自然美意识形态性。在“如画”审美的凝视下,自然对象被转译为审美形式的物性集合,自然美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合理性话语的审美表达。“如画”审美刻意忽视自然环境中劳动者的真实境遇,自然美被塑造为精英阶层的特权,潜在地维护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既定秩序与生活方式。同时,“如画”以仰视的方式将自然美打造为民族记忆与情感的神圣凝结,构建多民族文化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在当代,“如画”嬗变为“超真实”的幻视,在拓展自然美边界的同时也消解了自然美的物性根基。面对“如画”观看的弊端,“生活世界化的自然”肯定了人与自然的根源性联系,为推动自然美的意识形态性与本真性走向平衡提供了启发,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审美融合。     

宋明儒学的“天地之心”论及其意义

"天地之心"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复卦的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礼记》礼运篇也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一语。汉代董仲舒说"仁,天心",这是汉代儒学宇宙论的重大发展。北宋程颐反对"静见天地之心"的说法,主张"动见天地之心",邵雍之子邵伯温认为天地之心不可以非动非静,动静之几为天地心。南宋朱子把天地之心作为仁说的基础,但这并不是简单回到董仲舒,而是把北宋儒学对《周易》的讨论中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与"仁"联系起来,用仁去规定易学讨论中的天地之心,使仁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明代王阳明把"人者天地之心"当作万物一体思想的一种说法,由于他过于关注心,相对忽视了仁,所以他对天地之心的阐发,只是着重于心之灵明。罗近溪以生生之机为天心,但是他没有把这看作是仁体的大用。     

鬼方后裔“赤狄说”疑义——兼论“廧咎如”

赤狄集团成员包括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皋落氏、鄋瞒,但这些成员非为隗姓、与鬼方在族姓上也无关。鬼方地望在晋南的观点无法在文献、考古等方面取得支持,鬼方居地应在今陕北清涧、绥德为中心的周边一带。赤狄的活动地域在晋东,故在地域关联上不能证明赤狄为鬼方后裔。据康王时期小盂鼎铭分析,鬼方、怀姓九宗、赤狄一脉相承的认识,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赤狄的族群情况也与盂伐鬼方周王朝对鬼方中心居邑的打击不符。从族姓、地域、族群力量比较等方面分析,商周时期鬼方后裔应是春秋时期的廧咎如。     

从“天地之心”到“恻隐之心”——基于“克己复礼为仁”的体用关系

“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对于“仁”之蕴含的一个经典界定,在宋儒,它与“天地之心”密切关联。“仁”具有公天下的普遍品格。“克己复礼”既以克除己私为前提,去私复公也就是复礼为仁。这既是自我的意志努力,同时也是基于“复”之气化运行的天人的互动,其中体现的,是推动人由此去努力的天道一阳复生的必然趋力。天地之心落实于人即是恻隐之心。克己修身的主动性呼应“生生”的必然性。理学家要求恰当处理仁与爱的关系及性情体用之辨。“全体大用”即静中有动,由用见体。仁体不可以名言,学者须于即物践履中体验。“三达德”的修身行道,根本上已集中到克欲存理和好学、力行、知耻的“为仁”实践,目标则在仁心的全体性实现。     

论船山对《河图》及“天地之数”的新诠释

道学传统上由濂溪的《太极图》之第二圈出发并结合象数易学上的《河图》与"天地之数",构成了其基本的宇宙生成论模型并以之为其伦理学思想服务。而王船山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批判,他对"五行"做了去实体化的处理,重新诠释了"天地之数",将其中的思想范式由"借天为说"改为"自天而说",把传统象数融入到对于以"神化"为核心的气学宇宙论之生成学说的诠释当中。     

“士道”“吏道”的聚散分合——法律史视域中“官吏分途”的知识谱系与当代反思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秦代以法治国,"吏道"独尊,汉代"独尊儒术"而"霸王道杂之","士道"与"吏道"并用,相互融合更相互冲突。"士道""吏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大了融合的难度,东汉中期之后儒学士林与士族的强大推动"士道""吏道"走向分离。"士道""吏道"的分离开启了中国古代"官吏分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儒吏分流的过程,是儒生官僚自利化、贵族化的过程。"官吏分途"最终造就了官吏两分、儒吏两分的官僚结构,使儒生官僚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理性行政和国家治理产生消极影响。     

《论语》儒家伦理的价值意蕴——以“天地君亲师”为视角

孔子的儒家伦理建构的是以“五伦”为基石的伦理社会,所遵循的是敬天法地、忠君孝悌、家国一体的由家及国、由内及外的伦理秩序。“天地”为自然生命之源,要求个体以德配天,遵循天道;“君”“师”为社群生命之源,要求个体敬上而尊长,维护社会礼制;“亲”为血缘生命之源,强调血缘孝亲伦理。借此从这五个角度将《论语》所描绘的以“亲亲尊尊”为价值主旨、带有礼乐文化符号化象征、具有儒家伦理合理内核和特殊的文化基因的伦理生活画面一层层地展现。     

论苏轼的人文史观:"功与天地并"

中华文化以人文为灵魂,从人文初祖伏羲到周文王姬昌,从孔子孟子到韩愈欧阳修,都在人文体系创建、社会历史实践和思想理论引导诸方面建树卓越。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从中华民族发展史高度,审视儒学作用与影响,以丰富史实系统阐释“孔孟韩欧”一脉相承的儒学谱系,认为儒学的创建与传承“功与天地并”,集中反映了苏轼的人文史观。苏轼着眼于人类生存,将人文思想与物质基础并列,具有里程碑意义。苏轼人文史观既以深厚儒学修养为基础,又得益于欧阳修熏陶与时代思潮濡养,不仅具有多方面的创造性特征,成为文化社会实践的内在动力,而且引领了时代的文化发展,并给后世以深刻思想启迪。     

论中国“如画”批评的历史形态与形成原理

“如画”最早出现于东汉,东晋之后成为古人观赏自然山水后的肯定评价。“如画”观念延伸至文学批评始于宋代,“诗中有画”是其原初形态,而批评家直接用“如画”点评诗歌的现象则大量出现在清代并延续至民国。“如画”重点在像画中的山水,强调了中国诗歌具有空间感这一突出的特征。历来对“诗中有画”的解读大多有误,对西方“Picturesque”、“Ekphrasis”和“Pictorialism”的理解与翻译也成问题。以西方相关概念作为参照,本文得出结论：自然风景是诗歌和绘画这对“姊妹艺术”的“母亲”,诗歌如画的主要原因是诗人用语言描写风景并使其具有绘图似的逼真效果,诗人会不会作画和他创作的诗歌是否“如画”没有必然联系。有共同的再现对象、相同的内在结构和相等的想象效果,是诗与画能够建立隐喻关系的三个关联点。     

当仁不让于师:“楚辞之争”与陆侃如对胡适的驳辩

近年来,学界对胡适和陆侃如的师徒关系逐渐予以正视,但仍缺乏专门系统的梳理分析。在学术成长之路上,陆侃如一直得到胡适的青睐和栽培,也深受胡适的影响,但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却不尽一致,甚至有很大的分歧,这由1922年发生在师徒之间的"楚辞之争"可见一斑。一些学者因此常把陆侃如放在胡适的对立面,实际上,陆侃如虽然在某些方面与胡适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但作为胡适一手栽培起来的现代古典学者,就其基本学术立场而言,他们无疑志同而道合,彼此间的讨论和分歧是同道间正常的交流互动。讨论过程中,作为弟子的陆侃如坦率批评胡适的方法观点,可谓当仁不让于师;而胡适主动请弟子批评自己的论作,对弟子的批评质疑不以为忤,平心回应,也足可谓之虚怀能容,雅量可佩。可以说,现代楚辞研究正是在胡适与陆侃如等弟子们自由活跃的交流互动中生成发展起来的,而胡适与陆侃如师徒二人的创始之功尤其不可泯灭。     

论儒家养“生”工夫论的内涵与特色——从“身心一如”的观点看

儒家养“生”工夫论,实质是儒家“生”之伦理的实践论。这种工夫论的基本特色,是从“身心一如”的角度来理解养生问题。其实质是以德养生。这种观点对于当代养生实践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汉代长跑卒“伍伯”考略

"伍伯",常见于汉画像石,传统体育史研究者一直将其视为中国古代长跑卒的一种,位于官吏出行车骑前列,导引除障。但在史籍中"伍伯"、"五伯"、"五百"常常容易混淆,如:夏商周时期或春秋战国时期,"五伯"多指"五霸";而汉朝军事系统中亦有"五百",为带兵的军职。"伍伯"除车前导引之职责外,还兼"行杖"及"夹门执戟护卫",役吏性质明显。两汉时期,类似"伍伯"之长跑卒数量非常庞大,在民间、边郡地区基层长跑现象十分盛行,长跑运动有很大发展,已成为社会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