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的实践证明，在台湾问题得到较好处理的时期，中美关系就能得到顺利发展；反之，两国关系就波折迭起，麻烦不断。中美关系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美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美国应严格遵守两国间三个公报的原则，不应再在台湾问题上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尼克松、福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国内学界研究述评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当前国内学界对尼克松、福特时期"中美关系解冻及正常化进程迟缓的原因","正常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及台湾问题","正常化启动、发展的影响与评价"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当前部分研究成果多侧重于这个时期政治、经济领域的宏观构建,在文化、意识形态和微观层面上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因此,若能以"决策"的视角并结合新近解密档案来考察整个正常化进程,尼克松、福特时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定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曾表示要继续推进对华关系,完成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但同时又把对苏关系置于中美关系之上;在台湾问题上也是瞻前顾后,使得中美关系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内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随着美苏缓和的受挫,美国政府决心加快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两国终于就关系正常化达成了协议,从而结束了两国关系长期的不正常状态.     

国内学术界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迟缓的原因研究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不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顺利,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在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回顾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推动21世纪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美苏缓和与中美建交

从 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 1978年底中美建交公报发表 ,两国关系正常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原因很多 ,其中之一是美苏关系的牵制。尼克松政府寻求与苏联的缓和 ,导致中美关系停滞不前。福特政府期间正常化没有进展。卡特政府中主管外交的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一些问题上观点相左。万斯认为美苏缓和关乎美国外交的全局 ,中美关系应从属于美苏缓和。布热津斯基认为缓和本身是复杂的 ,美国应实行多中心的政策 ,应利用中苏分裂减少美国对苏联战略意图的担心。卡特在 1977年受万斯影响较多。由于缓和的衰落 ,并受布热津斯基的影响越来越大 ,卡特在 1978年年中才打定主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文化大革命”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内在关系

过去探研中美关系正常化基本上是在冷战时代的背景下,美苏关系、中苏关系、中越关系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变化中考察、分析。文章则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对中关关系正常化进行了分析考察。     

周恩来在改善中美关系上的外交策略

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他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所起的关键作用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的，他在制定和执行这一时期我国对美方针方面发挥了极大的创造性，在处理事关我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而在策略上则显示了高度的灵活性。本文阐述的是周恩来在改善中美关系上灵活运用了巧抓时机、私人接触、观颜察色、先发制人等几方面外交策略，有目的、有步骤，主动地掌握着对美关系，直接促成尼克松访华，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坚定的基础，成功地达到了中国政府的目的。     

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作为20世纪国际关系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中美关系正常化既是本世纪国际局势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也与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政治睿智和勇气密不可分。毛泽东、尼克松、周恩来、基辛格首先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奠定了中美新型关系的坚实基础。邓小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直接参与和决策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实现了毛泽东晚年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     

美国对华建交策略调整与1978年布热津斯基访华方案的出台

1977年万斯访华时在中国台湾问题立场上的“倒退”造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再度推延。为改善中美关系以服务于联华抗苏的大局，美国决定通过“放弃‘最大限度’建交方案、终结‘苏中等距离’政策和积极回应中国改善关系的信号”等措施来调整其对华建交策略。面对访华人选争论，布热津斯基与布朗、蒙代尔等人结为“盟友“,共同挫败了万斯为争夺对华政策制定权而反对其访华的企图，促使卡特做出了派遣其访问中国的决策。而在访华方案出台的过程中，卡特基于东亚政策评估和对苏联威胁地再审视，将此次原本定义为“初步通告”型的访华升格成一次包含战略问题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全面正式磋商，正常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中美苏战略三角的历史逻辑

中美苏战略三角形成于1969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之时。作为一种特殊的机制,它的存在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略三角中的三方行为体以战略诉求为行动逻辑,自由互动,形成一个零和博弈的怪圈。在此机制推动下,中美关系实现缓和并最终于1979年完成正常化。这些又反过来促成了美苏关系的历次缓和。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这宣告了中美苏战略三角的终结。     

论美国对华政策的三次重大调整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三次重大调整。第一次调整发生在 50年代初 ,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破产后 ,开始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第二次调整发生在 70年代初 ,美国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 ,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第三次调整发生在冷战结束后 ,美国最终将对华政策定位于既接触又遏制。分析美国三次调整对华政策的背景和原因 ,借以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 ,进而对中美关系发展历程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百年中美关系：回眸与启示

百年中美关系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呈现出友好、侵略、正常化的发展逻辑。中美关系受到国际格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传统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国家实力与国家利益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抽掉中美关系之间的种种表象,可以看到,友好与侵略并存、双方与三方交错、合作与冲突同在、激进与底线对峙是带有规律性的表现。中美关系极具复杂性和非确定性,判断、评估、预测中美关系要有历史的眼光、辩证的思维和战略的高度,不能简单化和绝对化。     

析毛泽东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作用

具有深邃洞察力和科学预测力的毛泽东,自始至终把握着对美关系的主动权,迫使美国主动接近中国;凭借胆略和睿智,不计历史恩怨,不计社会制度差异,远交近攻,主动开启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大门.毛泽东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作用非凡.     

中美关系解冻的秘密渠道：缘起、作用和特点

中美关系并非简单的非敌即友或敌友共存,它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冷战格局的大动荡。中美关系缓和与尼克松访华,是在美苏两大阵营大重组的过渡时期出现的重要事件。对美国而言,实现中美关系缓和,与扭转美苏争霸中的颓势和维持自身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优势相契合。对中国而言,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符合其外交回归理性务实和整顿国内政治乱局的需求。因此,中美首先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等中间国传信,实现初步试探和两国互动,完成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其次通过巴黎渠道和纽约渠道的高层面对面会晤,基本构建互信和初步合作,最终推动了尼克松成功访华。虽然中美之间的多条秘密渠道各有特点,但是在它们的共同推动下,中美关系实现解冻并走向正常化。     

论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兼评朝鲜战争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被迫同美国进行的一场正义的自卫战争,其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国家统一以及世界战略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利用朝鲜战争制造了台湾问题,使新中国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宝贵时机,使得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极为敏感的核心问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对台方针和政策。     

试论中美关系转折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试论中美关系转折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冀伯祥六、七一年代，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经历了一次猛烈的分化和改组，孕育出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中美关系从对抗到和解及走向正常化的演变。中美关系的变化犹如强劲的冲击波，震撼了世界，并对迄今为止的世界政治和经济...     

冷战后中美关系初探

随着克林顿入主白宫,中美关系在经历了对抗、正常化、发展和困难若干阶段后,进入新的调整阶段。冷战后中美关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新旧战略基础转换、亚洲因家突出、意识形态分歧明显、美国两党一致立场的消失和恢复等方面。在这基础上,本文对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诸因素以及最惠国待遇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并介绍了我国在中美关系上的原则立场。     

“乒乓外交”初探

“乒乓外交”以名古屋世乒赛为起点,在1971年底达到高潮,以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为终最。“乒乓外交”的实现不仅加快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且沟通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开拓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中美关系应当好起来

3月13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 江主席说,克里斯托弗先生曾亲身参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对两国关系的历史是熟悉的。过去四十五年中,中美关系历经曲折,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时间证明,如果中美双方都能着眼于世界大局,从两国根本利益出发,相互尊重,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发展合作,中美关系就前进,不仅造福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与此相反,中美关系就会产生困难,遭受挫折。我们都应牢记历史的教训。     

卡特时期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外交决策研究述评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国内外学界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整体进程、重大事件及其影响因素和正常化的决策过程、决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路径,在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外交决策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部分研究还存在着"档案材料的使用相对单一、研究成果带有学科偏向性和较少涉及影响政府决策的历史性因素"等不足。因此,若能以"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决策"为切入点,进而结合美方新近解密档案和国内外研究成果来重构20世纪70-80年代的中美关系史,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外交决策相关问题的研究定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