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文化产业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最优路径

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为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民族文化通过产业化也将得到迅速发展。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及民族文化的价值经济化,发展文化产业是最优路径。通过分析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形态与模式,并以广西马山为例提出民族文化产业思路与资源对接方式,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略论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辩证关系

民族文化孕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体现民族文化。两者在紧密相连中形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互动正是这种辩证统一关系的最好证明。     

论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

经济全球化必定推动文化全球化的到来。全球文化是在全球范围内流传广泛和深远的、先进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观念。全球文化不是同质和一元文化 ,而是由各民族的先进文化所组成的多元的和异质文化。文化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文化扩张 ,从而 ,全球文化和民族文化会发生冲突。要建立全球文化新秩序 ,西方发达国家必须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世界各民族文化 ,同时 ,发展中国家必须不断创新本民族文化 ,把本民族文化融入全球文化之中     

全球化下民族文化的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深刻地触及了当代民族主义的神经,促使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势头不减,而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略论民族精神的文化因素

本文全面论述了民族精神的内涵、作用以及民族精神形成过程中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阐述了民族文化的精华对民族精神的影响 ;论述了先进文化的作用以及当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大意义。     

舆情的民族文化内涵探析

概括地说舆情就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本文从舆情研究的角度出发,对舆情具有的历史民族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指出不同的舆情主体都蕴含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性,而这种民族文化的差异,会对舆情的表达方式产生影响,本文对舆情的民族差异性、对舆情本身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全球化：超越民族国家，还是超越民族文化?

全球化的实质并不在于超越民族国家 ,而在于超越民族文化。因为民族国家既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共同体 ,又是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全球化进程在消除了民族国家之间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之后 ,各民族文化上的对立就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只有在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 ,建立一种全球文化 ,才能真正超越各民族文化上的对立     

传播学视野中的民族文化传承

民族文化传承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信息的历时性传播活动.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对民族文化传承的特点进行微观研究,并注重对其传播要素进行分析,认为民族文化的传者和受者互动成为传承人并与媒介信息有机整合,共同构建了民族文化的传播模式及传承机制,能动地实现着民族文化的传承延续.     

开放的本土意识与民族文化融合——黑龙江三小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研究

黑龙江三小民族在各种文化形态上的创造,都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态发生互动、双向以及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在这种不断接触、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它们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在开放的本土意识下的碰撞与融合.它确立了属于三小民族自己的富于民族特点的文化坚守.中华文化则提供了一种普遍的文化价值理念,对三小民族的思想和行为发生重大影响,成为确保当代中华民族整体和谐发展的精神支柱.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问题研究

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其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中的影响力直接相关,因此,增强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是文化全球化对民族文化提出的新要求。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范畴的提出经历了一定的历史过程。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宣传工作的力度、保持民族文化的先进性,是增强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论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面对的文化安全问题必然更加突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升文化传播力,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等,是思考当代中国文化安全新课题时应该关注的基本方面。     

东北地区信息化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

在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中 ,信息化建设起着关键作用。文章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信息化发展的现状、症结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并提出今后东北三省信息化发展的方向以及通过信息化实现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几种途径。     

云南少数民族法文化与生态环境的逻辑关系

云南少数民族法文化作为少数民族人们适应其依存环境的生产、生活的结晶,具有较多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云南少数民族法文化中蕴藏着明晰的生态保护意识,其价值与环境伦理观契合,分析云南少数民族法文化具有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认为云南少数民族法文化在参与维持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生态秩序同时,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现实的范式。     

“红色经典”现象与大众文化认同危机

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化转型进程中的"红色经典"改编热,除折射出了国人对信仰缺失、人心不古、道德淡化的消费主义时代的失望和不满,以及为解除精神困顿和信仰焦虑而产生的对英雄、崇高、理想的精神需求外,更重要的是,透过政治话语的参与和大众审美文化对红色改编的关注,发现国人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显现出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意识。     

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与审美意境分析——以电影《白鹿原》中的戏曲元素为例

面对当下“娱乐化”与“高科技”相争衡的电影生存环境,电影《白鹿原》对戏曲艺术的回归再次唤醒了民族文化审美的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电影的“重头戏”。作为民族电影的重要基石,民族文化符号历来备受中国导演的钟爱,而导演王全安在电影《白鹿原》中对戏曲元素的多重审美关照,使陷人困境的中国电影的民族化探索道路上迈开了可喜的一步,为中国电影艺术注入了鲜活的民族印记。     

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

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极其繁荣灿烂的国度,无论是园艺种植、花事观赏,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极为丰富繁盛。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的始发期、秦汉至盛唐的渐盛期和中唐以来的繁盛期。从审美认识水平着眼,我们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物质实用时代”、“花色审美时代”和“文化象征时代”,三个阶段间呈不断累积演进之势。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着我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广泛的历史基础。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给花卉园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发达的农耕文明对花卉园艺生产促进良多。我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构成了花卉文化创造的主力,无论是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都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奉献,也主要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文化理想。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对花卉观赏的影响从来都是正面、积极的,历史上从未出现其他民族那种基于特定教义对花卉使用的严格限制,西方中世纪普遍禁止那样的现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风格。我国观赏花卉以我国原产的木本和经济应用品种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名花、名树体系。我国人民比较重视自然生长、园艺种植的植物生姿,特别欣赏植物的生机天趣,西方社会那种花环、花冠等采结献赠为礼的方式在我国并不多见。在花卉象征上,我国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了“比德”、“写意”传统,即通过花卉形象寄托人的道德品格和高雅情趣,体现了我国崇尚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与西方花卉象征多具宗教意义颇有异致。我国花卉象征中的吉祥寓意,体现着我国民众独特的幸福观,有着鲜明的民间、民俗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系统“花语”。     

National Governance Quotient: The Foundation of Big Data-based National Governance

A nation’s rise or fall hinges, to some extent, upon its national governance quotient. National governance quotient, or NGQ, is a quantitative indicator measuring the governance level of a country in quotient form. Its value is the ratio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to national governance costs, and its nature is that of an amalgam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deas and techniques quantified on the basis of the figures. It is advanced because its inner core lies in logic and computation, and it is scientific because it is guaranteed by technology platforms such as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The formulation of NGQ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and a basi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xperiential or experimental governance to quantitative, scientific governance, and it thus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As well as being used to provide quantitative managemen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NGQ can also be used as a measurement standard and key symbol for evalu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by 2020. Furthermore, it can be used to compile a World NGQ Report with the aim of taking hold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discourse, as well as to compile China local NGQ reports to improve local governance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