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伦理在中国

普世伦理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个舶来品,但对学界却影响很大。在对中国学界对普世伦理的不同反响、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与普世伦理的关系及普世伦理的可能性问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归纳和思考,以期使人们对普世伦理的研究状况有较深入的了解。     

论普世伦理的民族化和民族伦理的普世化

全球化条件下,普世伦理与民族伦理的矛盾十分突出。普世伦理与民族伦理相互依存,其实现表现是二者的相向互动,即普世伦理民族化和民族伦理普世化。我们可以从普遍性与特殊性、人的类性与群体性及全球普遍交往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转化关系。     

论全球伦理的理论构成──兼评万俊人先生《寻求普世伦理》

本文阐析全球伦理这一当代全球性思想运动的理论构成,并以万俊人教授的《寻求普世伦理》作为中国学术界对这一思想运动的主要回应,肯定其重要现实意义,指出其理论不足。文章强调了全球伦理构成中那些“有约束性的基本原则”或“规范性伦理原则”要想成为人类现代社会生活的道德准则、起到重整现代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必须经历一个信仰化或信念化的过程,因此全球伦理这一思想运动的下一步发展,在于如何使其基本伦理准则成为人们的信念。     

孝道精神与普世伦理

中国传统孝道精神是爱 :奉养、祭祀和诚敬。中国传统孝道精神有没有为普世伦理建设提供资源的可能性 ,在现实可能性上 ,通过对个案美国社会对待老人的社会期望分析 ,中国传统孝道的普世性是存在的 ;在伦理理论的可能性上 ,通过转化 ,中国传统孝道的普世性也应该存在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全球化境域中的普世伦理

普世伦理是在全球范围内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关系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作为全球伦理的可能模式 ,普世伦理是一种对话伦理、底线伦理和跨文化伦理。普世伦理是全球化的产物 ,也只有在全球化的条件下 ,普世伦理才是可能的。     

普世伦理与道德的先验实在基础——兼与陈亚军教授商榷

道德的本体基础是元伦理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我国学术界,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是主张普世伦理与价值的后验性,并基于认识论、语义哲学等理论对其做了论证.然而,道德后验主义一个致命的缺陷是其最终将滑向道德相对主义,从而自我否定道德这一实在命题.道德规范性约束的合法性、道德对话的根本可能性、道德的非主观性最终都归因于道德本身的先验实在性.先验的道德实在主义强调客观的规范性事实的存在,承认一个价值承载的世界的存在.然而,这并不代表着一个反科学世界观的本体论观点.在根本意义上,道德先验实在主义并不意味着坚持一个冗余的本体论,相反,道德价值的先验实在性能够同时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主体性理论那里得到验证与辩护.     

儒家诚信:普世伦理价值的考量

儒家诚信是一个立体、贯通、多维、有机的本体、伦理、价值系统。既是形而上的哲学本体 ,又是伦理学的道德本体 ;既是客观的 ,又是精神的 ;既是道德评价的基本原则 ,又是具体领域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既是伦理化、哲理化的制度 ,又是公共交往的基本要求 ;既是人的本性和生活状态 ,又是人品修养和做人的根本原则。儒家诚信虽有内涵隐而不彰、没有创造性的转化、缺少操作层面的制度规定等缺陷 ,但经创造性的转化将成为建构普世伦理的重要资源     

对普世伦理的探索

当前,鉴于全球性的文化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不少学者提出建立“普世伦理准则”。然而,对此,学界有两种对立的见解。一种认为,建立普世伦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还不具备建立普世伦理的条件。笔者赞同后一种说法,因为普世伦理的建立面临着三大障碍:政治纷争、文化差异和现实危机。     

走向交往实践的普世伦理

普世伦理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类交往实践水平的提高和交往实践范围的扩大,它是"人类化了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的历史的真正开端.普世交往实践是普世伦理产生的社会基础;普世交往理性是其产生的意识根源;追求共同善是其产生的根本条件;道德金律为其提供了伦理的资源,但惟有建立在平等的多际主体交往实践基础之上,普世伦理才具有其本真的涵义.     

第三代新儒家与普世伦理

以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蔡仁厚等学者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看到了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普世伦理建设的必要性,他们均致力于对儒家伦理的挖掘与取舍,论证儒家伦理与普世伦理的会通与对接,关注儒学与非儒学的沟通交流,并在理论与行动上积极参与全球伦理建设,体现出对儒学地位认识的转变以及对话意识加强的特征.     

论网络伦理的构建

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造成了伦理方面震荡,出现网络伦理。网络伦理存在着道德冷漠现象,而且在网络伦理中道德开始异化、失范。网络伦理建设的途径有：加强网络执法力度;加强研究人员队伍建设;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和管理。     

从知识的视角论普世伦理的可能性及其发展前途

在知识阶梯上,伦理学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较高层次,普世伦理是可能的.以非嵌入编码知识的视点审视普世伦理,普世伦理可视为“伦理学领域的非嵌入编码知识”,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是伦理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普世伦理的发展前途是与地方性知识的结合.     

论司法与伦理结合的内在基础

科学揭示司法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及司法伦理的本质,对于完善人类的科学司法之道,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现行的司法伦理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是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司法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本文认为,司法伦理的存在是由司法活动和司法系统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司法本身内在地具有道德性;司法的道德性表现为司法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司法伦理就是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司法的道德性规定为解决司法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实现伦理在司法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提供了客观依据。     

“仁爱”是普世美德伦理吗——儒家伦理历史与当代价值的科学评析

本论文对儒家伦理精华的“仁爱”进行了历史与当代的价值评析 ,认为 :一、“仁爱”是在严格的等级关系中展开的、义务和权利极不平等的“爱” ,透过表面的美妙说词 ,它推行的是一种充满虚伪和功利内涵的伪爱、扼杀个人自由戕杀自我意识的愚爱 ,与现代文明倡导的友爱博爱精神相去甚远 ;二、儒家文化及其仁爱理论作为过去时态的先进文化 ,其历史与人道价值绝不在西方文化及其博爱思想之下 ;三、当代道德沦丧以及所谓市场条件催生的贪污腐败 ,并不是儒学伦理丧失的结果 ,相反 ,它正是孳生这类现象的根源。     

论公共关系的底线伦理

将真实作为公关的底线伦理既是对公关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也是对公关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公关实践中对底线的突破可以是因为公关主体自身的失控,也可以是社会环境的纵容,因此建设公关伦理底线同样既取决于公关主体自身的自律,也依赖于社会的监控体系的完善。     

论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内在基础

科学揭示管理和伦理之间的关系及管理伦理的本质 ,对于完善人类的科学管理之道 ,充分发挥“管理也是生产力”的功能 ,具有重要意义。现行的管理伦理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是没有从理论上解决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本文认为 ,管理伦理的发生是由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的内在要求决定的———管理本身内在地具有道德性 ;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 ,管理伦理就是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 ;管理的外在道德是指管理活动的合伦理性或合理性 ;管理的内在道德是指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涵所应有的道德要求 ,是管理最根本的活动准则。管理的道德性规定为解决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也为实现伦理在管理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提供了客观依据     

全球伦理与底线伦理

全球伦理与底线伦理产生的背景、精神实质、利益基础、对公民的培养目标以及在伦理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五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不应把全球伦理归结为底线伦理。把全球伦理归结为底线伦理现象的存在,是部分学者急功近利情绪在如何对待全球伦理实现问题上的表现,也是目前实现全球伦理极端困难的反映,不过,这一现象也表明:底线伦理是全球伦理的重要的思想资料、思想基础。     

论转型期社会伦理秩序建构之基点

作为社会伦理秩序建构之基础与出发点的基点,无疑是现世的、平民的和普适的,因而它应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伦理。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点乃是社会公德。只有多渠道、多层次地逐步进行公德建设,新时期伦理秩序大厦的建成才是可能的。     

底线伦理·共同信念·终极关怀——论当代社会的道德结构

当代开放、平等、多元社会的道德结构应当包括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三个基本要素。其中,得到普遍承认的底线伦理处于基础地位,经过民主商谈达成的共同信念处于中心地位,源远流长、开放常新的各种终极关怀则处于反思地位。正是它们之间的积极互动形成了当代社会的合理道德结构。为确立这三种要素之间的合理关系,社会成员在普遍遵守底线伦理的基础上,应该努力在社会的共同信念上形成尽可能广泛的一致,并同时积极促使各自终极关怀之间的相互激荡,以实现终极关怀对底线伦理的深层支撑和对共同信念的超越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