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少玄传》作者考

明编《虞初志》卷四《崔少玄传》，署“唐王建”撰。本传系抄录《太平广记》卷六七《女仙二》而成。由于《广记》未题作者姓名，又由于明人编纂书籍时有妄立篇目、乱题撰人的作风，因而《崔少玄传》所署作者名氏就不为世人所信。本文根据本传奇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通过广泛参证有关文献材料，证明王建确是《崔少玄传》的作者     

《论语》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初析

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正因此，《论语》为历代世人所研读。本文以翔实的材料为基础，从１３个方面总结概括了《论语》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原则。这对于今人更好地观察和处理问题仍是有启迪作用的。     

钱钟书先生《宋诗纪事补正》的价值和疏失

钱钟书先生是我国20世纪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他在宋诗方面的研究成果历来为世人所瞩目,《宋诗纪事补正》是近年来问世的钱先生宋诗研究方面的又一部巨著,本文以读书札记的形式对其价值及疏失分别作了论述。     

《南柯太守传》与《莲花公主》叙事模式比较

蒲松龄《莲花公主》与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有师承关系，都借梦构篇，假幻设以寓意。《南柯太守传》旨在批判现实，劝诚世人，用时间架构故事，假“时”证幻，余韵悠然；《莲花公主》意在抒写孤寂情怀，聊以自慰，故事处处围绕男主角心理感受摹写描绘，缘幻生情，含蓄蕴藉。     

《朱子学提纲》之朱子学精神

钱穆先生为《朱子新学案》所撰写的《朱子学提纲》是指导世人学习朱子之学的重要文献,对朱子学之大体与各精华做了概论。在朱子学精神方面,钱穆认为朱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到中庸,四通六辟,成此一家。一面固最能创新义,一面又最能守传统。既明得前人本意,又发挥自己新意;既汇纳群流,又扩其范围;既为精粗具到,又采撷精华,由此而成为集儒家之大成者。     

《列子》寓言故事的艺术

文章家常以庄,列并称,今传《列子》虽或出于晋人张湛的搜集整理,然其文章之美已是世人所公认的了。钱钟书以为:“使《列子》果张湛所伪撰,不足以贬《列子》,只足以尊张湛。魏晋唯阮籍《大人先生论》与刘伶《酒德颂》,小有庄生风致,外此无闻焉尔。能赝作《列子》者,其手笔驾曹、徐而超嵇、陆,论文于建安、义熙之间,得不以斯人为巨擘哉?”他从文学史     

《憩园》—旧社会的葬歌

民主革命时期,巴金以他的封建家庭系列小说驰誉文坛.这位辛勤耕耘的作家,几十年写过许多小说散文,而《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一直是世人公认的代表作.巴金在他所熟悉的题材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感情,喊出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反封建的呼声.在《激流》完稿以后,隔了十年之久,他又写下了《憩园》,这个中篇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激流》的姐妹篇,不那么为世人熟知,但却别具一格,独呈风采.《憩园》基本上由两个互相平行的故事组成,通过书中人物作家老黎的见闻经历把它们联结贯串起来.这种组接方式,反映了巴金的创作意图:他不准备在一个中篇的有限篇幅内,原原本本地描叙某个封建家庭兴衰盛败的历史,那是象《激流》三部曲之类的     

《黄帝外经》初探

东汉班固的《汉书》最早提及《黄帝外经》,但是此书在此后却未曾出现,而且传言此书被焚毁.综观历代文献记载,可以发现一些关于《外经》的线索.到了近代,《外经微言》一书出现在世人面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于此书,世人也存在大量疑问,因此有必要考察传说中《外经》的源流,以明了其中原委.     

《家诫》和《颜氏家训》对儒家思想的相合与游离

嵇康和颜之推都服膺儒家教化，又分别出现游离于儒家的道家与佛家思想，他们的家训文《家诫》与《颜氏家训》深刻地体现了两种思想的矛盾，从生平身世到文章创作对两者进行对比，反映了二人的思想观念仍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游离的道家与佛家思想是时代的烙印所造成。     

《史记》与中国古典传记（二）

《史记》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史传的传统，使中国古典传记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史记》对中国古典传记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论汪曾祺《受戒》中的生态美意蕴

汪曾祺的《受戒》讲述了一对年轻人朦胧而美好的纯爱故事。其不仅以清新、朴实、自然的笔调向世人展现了作者故乡令人神往的美好风土人情,而且整部小说也在叙述上充满了和谐的生态美意蕴:社会环境与大自然相映成趣、人与环境和谐发展。《受戒》所渗透出来的和谐生态思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闻一多与饶孟侃》

王锦厚教授撰写的《闻一多与饶孟侃》一书，近日已由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２７０千字。 该书是作者为纪念闻一多诞辰１００周年暨澳门回归而撰写的学术专著。闻一多是诗人、学者、民主斗士已广为世人所知，饶孟侃则长期被冷落。然而，他们两人又是密友，不仅共同探索诗艺，启发创作，合作译述，而且共同编辑《晨报副刊·诗镌》、《新月》月刊……可以说：都是新月派的骨干诗人，主要理论家，重要活动家，几乎参与了新月派从形成到消失的全过程。作者把闻一多、饶孟侃二人视为新月派的又一种典型，以翔实的史料，对两人的思…     

从《四书辑释》的编刻看《四书》学学术史

元代理学家倪士毅绍其师业，撰述《四书辑释》，对宋元以来《四书》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元至正元年，其书由建阳刘氏日新堂初刻；七年又由倪氏本人重订完成，未及刊行；明初坊间出现了与元代另一部著名的《四书》类著作——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的合编本。明永乐中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以《四书辑释》为蓝本，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明宣德、正统间，王逢、刘剡在明初合编本的基础上，访得倪氏重订本，又参照元人的其他《四书》类著作，编成一部集锦式的《四书》讲章——《四书通义》。基于对《四书辑释》成书、重订及刊刻的考察，旨在探究其背后的学术动因和学术思潮，及其所折射出的宋元以降《四书》学的发展轨迹。     

货币经济对人性变异的推动——以《日出》和《欲望号街车》为例

《日出》中的陈白露和《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琪都以自身的沉沦与人格的变异向世人宣告了这样的人生命题：货币经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快速运转是人性沉沦的推动要素，经济现实对人的侵蚀最终造成人性的完全变异。     

《天问》探真

《天问》探真周禾《天问》是说不尽的。这不仅在于它的句读艰深，神话传说的本事难寻，错简严重，而且更在于有两个不同的《天问》，即屈原心目中的《天问》和后来的人们所理解的《天问》。历史以巨大的时间跨度留给了昨天。今天的人们一方面创造新的历史，另一方面又必然...     

论《名利场》的叙述策略

《名利场》作为英国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萨克雷的成名作 ,一直以来为世人所关注。本文从现代叙述学的角度 ,从“关于叙述者” ,“关于叙述者与读者” ,“关于叙述者的议论”三方面分析了作者于《名利场》中所运用的叙述策略     

教化与制法：郑玄《论语注》中的孔子形象

郑玄对《论语》意义世界的建构，重在构画出孔子之圣人形象。孔子隐圣同凡，以谦卑的姿态诱进和教化世人，与凡民共同生活在礼仪共同体中。而礼仪法度实则正是源于圣人之制作，圣人是秩序和文明的开端。制法的圣人与谦卑的圣人构成了圣人的两面，而这两面恰体现于《乡党》一篇中。郑玄通过对《乡党》首末两章所含隐义的充分开掘，营造了孔子生具圣性足以制作法度，却不遇王者的忧伤处境，但孔子不被凡人所知的“伤”却又可以转化为圣圣相知的“乐”，其关键就在于孔子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作《春秋》以制明王之法，郑玄以此表达了儒家所希冀的明王与贤者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郑玄思想中的圣人观念、圣圣相知的道统观念、孔子之“伤”与“乐”，都可与后世玄学、理学关于圣凡之别、有情无情、理学道统等的讨论构成参照，可见，中国哲学研究有必要跳出以范畴概念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关注经典中的生活世界以及后世注疏对此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

〗《礼记·乐记》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子夏、公孙尼子、刘德、刘向诸说，近代以来争论尤为激烈。《乐记》部分章节与《荀子·乐论》高度相似，于是又有《乐记》抄袭《乐论》和《乐论》抄袭《乐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就现有文献考察，汉人《礼记》绝非《大戴记》和《小戴记》两种，今传本《乐记》则是《小戴记》中所保留之《乐记》，而非刘德等所撰24卷本《王禹记》或刘向校定23卷中秘书本《乐记》一部分。《荀子》之书为刘向所编定，《小戴记》也为刘向所校定，均依据原始文献，未曾篡改。大、小戴之师后仓乃“荀卿之支与余裔”，《乐论》并非荀子手著专论，而是荀子后学记述荀子论乐之语，包括古事与古言，以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也是荀子后学所记先师论乐之语，以阐述儒家乐学理论，同样包括古事与古言，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后人是此非彼，强分轩轾，并无必要。还原《乐论》和《乐记》的成书情况，战国末年的荀子当为始作俑者，而文本写定则是荀子后学所为。将儒家形成系统的乐学理论归功于荀子学派，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      

《淮南子》书名演变考论

《淮南子》一书的名称历经千年演变,共出现了十多个不同的称呼。在成书之初,淮南王刘安将其定名为《鸿烈》,意欲向世人昭示他的成就。不久,刘向就代表官方将谋逆的淮南王书改称为《淮南》,并分内、中、外篇。内篇即是指代《鸿烈》,故《汉书》又称其为《内书》、《淮南内》。东汉中后期起,该书被尊称为《淮南子》,列入子书。当时的文人著述有时也以《淮南书》、《淮南记》、《刘安子》来指称。魏晋以来,《鸿烈》、《淮南》二名合成《淮南鸿烈》一名,有人又误把高诱的《鸿烈解》归之刘安名下。宋明学者亦不辨原文和注文,又以《淮南鸿烈解》之名代称《淮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