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论议新探

鸦片战争前,鸦片论议中的例禁论不是严禁论。严禁论中存在着“重治吸食”和“严惩兴贩”的分歧。以“重治吸食”、罪以死论禁烟,不应受到肯定;“严惩兴贩”、罪以死论才是合理合情的主张。以封关绝市杜绝鸦片来源的思想和决策是不合时宜的;而弛种土烟与弛禁论则同是想发毒品财。禁鸦片的关键在于打击鸦片贩卖,而不在于断绝对外开放通商。相反,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通商才是杜漏银、裕国计的良策。     

基于审判视角下陕西省涉毒案件中查获“上家”“下家”情况的实证研究

毒品犯罪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近年来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针对近年毒品犯罪的特点,如何加大公安机关对涉案“上、下家”人员的查获,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审判实践是研究的重点.以陕西省高院刑三庭近两年审理的56件涉毒案件审理报告为分析样本,辅以陕西省法院涉毒案件基本数据为参考,就毒品犯罪中涉案”上、下家”人员查获情况进行专项调研,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一些工作思路和建议.     

抗敌殉国的民族英雄陈化成

陈化成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斗争中殉国的民族英雄。陈化成升任福建水师提督之时,正值东南沿海鸦片走私猖獗。陈化成与林则徐一样,对鸦片毒品深恶痛绝。他积极支持林则徐禁烟,多次阻截英军的鸦片走私船,打击了鸦片走私贩的嚣张气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陈化成临危受命,调任江南提督,驻守吴淞炮台。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1842年6月16日),集聚于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考察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烟毒泛滥成灾,一度被称为烟国。斯时,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都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就贩运而言,主宰甘肃政治和经济的诸多群体都有贩烟行径,军阀、商号、马客和驼帮是主要贩运者。他们将鸦片贩诸省外、省内互贩或从省外运进本省,赚取巨额款项。贩运路线出境和入境大体均为河西内蒙线、临夏成都线和西兰线。从贩运的渠道上看,以1937年为界,该年之前,内销大于外销,尔后,外销大于内销。民国甘肃鸦片贩运猖獗是由政府财政困窘以及权力失控所致。     

女性毒品犯罪的实证分析

毒品犯罪已成为全球性的难题,世界各国都对其作了艰苦而持久的斗争,而毒品犯罪并未就此消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此,女性也参与了毒品犯罪,这里通过设计一系列指标,对女性毒品犯罪人员抽样调查得到的207份有效问卷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女性毒品犯罪人员的基本状况、经济条件、个人心理、社会影响、犯罪的组织形式等,总结出了女性毒品犯罪的成因、特点,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多元话语视角下的毒品成瘾问题分析

对毒品成瘾的认识,在管理者、吸毒者双方的话语中呈现各自不同的特征。管理者的成瘾话语是以鸦片类毒品为模板进行成瘾认识的,30年来对成瘾的宣传报道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吸毒者的成瘾话语是区分毒品类型与使用程度的,他们以鸦片类毒品的成瘾模式进行对照,不成瘾成为新型毒品的首要特征。两种话语的成瘾认知差异,背后的原因在于以医学为代表的科学毒品话语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期盼毒品话语能超越对鸦片类毒品成瘾的理解,对毒品认识进行更加科学的医学界定,从而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开展毒品治理工作提供更有成效地禁毒与戒毒宣传。     

近代毒品贸易与外人在华治外法权

在中国近代 ,外国毒品商在华肆无忌惮地走私鸦片 ,他们不仅公开贩卖鸦片、毒品 ,甚至还在租界或租借地内就地制造毒品。外商之所以敢无视中国法令 ,则主要因其有治外法权为护符。正因为此 ,中国人民所以一直把反对外国对华毒品贸易与废除外人在华治外法权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禁毒,中华子民的神圣义务

毒品入侵 国几无充饥之银 罂粟花,美丽的植物。也就是这妖娆的罂粟花,既可以制作成具有一定医疗作用的药物,也可以加工成令人闻之丧胆的鸦片、海洛英等毒品。对它,国人并不陌生。从19世纪初年到鸦片战争前夕,帝国主义列强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上升,1800年为4570箱,1838年达40200箱,增加了将近8倍。在这39年间,英     

大学生涉毒的原因调查与治理建议

大学生涉毒已逐渐成为毒品问题治理及其毒品预防教育中需特别关注的突出问题。文章通过对全国56所高校1087名在校生的问卷调查与部分访谈,以及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禁毒”微信公众号的相关案例分析,发现大学生涉毒的原因,既有好奇心、虚荣心、逐利心等自身主观因素,也有高校禁毒宣传教育的不足、毒品的识别难度较大、毒品亚文化和家庭环境的不良影响、吸毒大学生没有成功复归社会等外在客观因素。基于此,需从大学生自身修养、高校禁毒教育提升、禁毒文化塑造、社会宣传与引导、家庭环境改良等方面入手,构建大学生毒品预防教育体系,以提升大学生群体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形成“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人生理念,减少大学生涉毒概率,推动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提质增效。     

20世纪30年代前后罂粟种植与饥荒

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民国社会毒祸横流,植烟面积达8000万亩,鸦片产量为120万海关担,吸食各类毒品的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6.8％。由鸦片引发的饥荒在当时频频发生,以云南为例,“云南饥荒,系因种植鸦片过多。……今后若不自种粮食,则饥荒永不得免!”鸦片是怎样影响粮食生产进而引发饥荒的呢?     

1923-1937年日本毒祸山东述评

在1923-1937年山东权利归还中国期间,日本并未停止毒化山东的活动,只是方式由公开进口毒品和实行鸦片专卖制度转为走私进口和秘密贩运制售毒品.在日本驻济南总领事和警察的纵容包庇下,日本侨民以领事裁判权为护身符,在山东各地大肆贩运制售毒品,严重地毒化着山东社会,给山东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在天津的侵略活动及其影响

十九世纪中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造成了中国烟毒泛滥,白银外流的严重局面。天津是北方一个商业繁盛,人口众多的城市,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鸦片走私中心。据1838年9月16日的上谕引一个官吏的奏折说: “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到天津。向有 朝义、大有等店与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 口籍。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抵关后委员欲入舱搜查,该船户水手势将抗     

论日本在华北的毒品政策及其危害

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后,大肆推行"鸦片专卖"等毒品政策.华北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把其罪恶的毒品政策推行到华北,在华北伪政权中设立专门机构,通过实行鸦片专卖使毒品生产、交易公开化、合法化,并广设烟馆,诱迫人们吸食毒品.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推行的毒品政策是其整个殖民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危害.     

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

探讨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政治决策,对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鸦片问题的摇摆不定.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摆在清廷议事日程上最急迫、最棘手的是如何处理鸦片的问题. 鸦片是具有药物功能的麻醉性毒品,原产地不在中国,由外国商人贩运来华.早在1729年,清雍正帝就颁谕禁止贩卖鸦片.1800年,嘉庆帝颁谕禁止鸦片进口和在国内种植罂粟.由于清政府统治集团的腐朽,禁令等于虚设,鸦片走私日益猖獗.怎样解决鸦片走私进口所     

晚清四川鸦片生产及其动因探析

四川引种罂粟,可能始于唐代。清道光以前,该省有24厅州县出产此物。晚清时期,四川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生产省,绝大多数地区皆种有罂粟,而川东一带特盛。清末,全省约有350多万亩土地被罂粟所侵,年均鸦片约12万两。究其动恩,是因为:四川具备种植罂粟的适宜自然条件和固有基础;中国政府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控制,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或禁而不力;加以长江航道改善,高额利润诱惑。于是很多农民趁机习得罂粟种植、鸦片加工技术,从事毒品生产活动。当今开放时代,欲建设小康和谐社会,固亦须远离毒品之害。     

侵华日军的另类杀人武器

1937年,太原沦陷后,日寇强迫河西地区的菜农在菜地都种罂粟,日伪还成立了一个专管收售鸦片的机构,美其名曰＂太原禁烟局＂,就设在大南门街路西,菜农所产鸦片全部被他们收走。他们不是倾销鸦片,而是把鸦片再加工制成一种叫＂料子（也叫料面）＂的毒品,形状似饼干,黄褐色,由大小料贩卖给中国人民吸食。     

近代中国新兴的畸形行业--鸦片业

鸦片,曾在近代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业,并在传统的行业中占有重要一席。探究近代鸦片业的形成、发展、特点和影响,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寻找毒品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脉络,对中国应对世界毒品泛滥大潮提供"资治通鉴"的警示作用。     

“今年花落颜色改”——嘉道年间罂粟种替换原因考

在毒品史研究领域,学界有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一是罂粟在唐代传入中国,明代医家已经掌握了提取鸦片的方法;二是鸦片战争前所需鸦片几乎全部来自进口,土产鸦片是嘉道年间引入新罂粟种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关于唐代罂粟的种名和清代罂粟替换的原因却始终悬疑。本文用花色和吗啡含量两项标准考证出唐代入华品种确系鸦片罂粟种,而观赏为目的的人工栽培导致其生物碱成分的变化和鸦片产量的下降是清代罂粟替换的原因。     

毒品犯罪中三种行为司法定性探讨——基于最高法院纪要演进视角

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受以吸食为目的的购毒者委托为其介绍联络贩毒者、购买毒品人员接受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毒品,是毒品犯罪中新近明确的三种犯罪行为。我国三次《毒品犯罪会议纪要》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解答。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与"购买、储存"行为相区别,具有一定合理性,存在改进空间;对居间介绍者受吸毒人员委托购买数量较小毒品的规制上存在不足和缺陷;购买毒品人员接受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毒品分类处理具有积极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