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小诠

“五四”以来,孔子受到片面的否定,他的“诗教”观点,也被认为是违反阶级斗争的文艺观,长期受到“讨伐”,其实是不公平的。 根据《小戴礼记》的记载,孔子曾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论语》也记载过孔子的话:“《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可以怨”。司马迁在《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申这     

孔子“诗教”观再解读

孔子推崇《诗经》,这在《论语》和《孔子家语》①多有反映：“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的作用的解读;“诗”三百、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的总体评价;虽重“诗教”,但就“六艺”之间关系来看,孔子认为“诗”的最终旨归应为促进礼和乐的培养。孔子“诗教”观始终围绕“君子”这一理想展开,具有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     

孔子的《诗》“无邪”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孔子《诗》学理论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几乎没有人将《诗》的“言志”观与孔子的“无邪”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试加探讨.一、孔子的《诗》“无邪”是对《诗》“言志”的限定.孔子的《诗》“无邪”及其他的全部《诗》论都记载于《论语》之中.《论语》涉及到《诗》的达十八处之多.其对《诗》的总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三个字,出于《鲁颂·(?)》,原意描写养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志,并无他意.孔子采用了春秋说《诗》的“断章取义”之法,以此来评价整部《诗》.这种定性型的概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果说“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那么《诗》“无邪”可以被称之为诗从属于伦理政治的开山纲领.它对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诗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的.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 ,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 ,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篇》“思无邪”的原意 ,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 ,孔子说《诗经》“思无邪” ,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 ,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孔子删诗说”管见

孔子是否删过《诗》,对《诗经》研究来说关系重大,因为它牵涉到先秦时期《诗》的篇数,规模等诸多问题,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和经学史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从汉代开始,人们对这个问题就产生了重大分歧,至今还说法不一。导致这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争论的,首先是司马迁提出的“孔子删诗说”。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     

关于孔子诗学观的评价

在先秦诸子中,儒墨两家喜欢谈诗(诗,指《诗经》,下同),而尤以儒家为最。孔子是儒家的鼻祖,又是最早聚徒讲学的人,十分重视诗的教化作用。在记载孔子言论的《论语》一书中,有十八处提到诗,而且,他在谈诗时,不用方言而用当时的普遍话——“雅言”。“子所雅言,     

从《论语》看孔子的“怨”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了“诗可以怨”的观点,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本文试从《论语》原文中透视孔子对“怨”的真实态度。孔子主张只要“怨”是合理的,有助于社会群体利益的,就应该明确地表达出来。从范围上看,孔子的“怨”是广泛的,包括对违反仁道、不合礼者、遭到挫折与打击时以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程度上看,孔子的“怨”是很深的“怨”,甚至是“恶”。有了怨情,就必须表现出来,故而孔子认为把怨情隐藏起来是可耻的行为,“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孔子肯定了诗可以表现怨情的同时,也就赋予了艺术情感表现上的真实性,“诗可以怨”对后代影响是深远的。     

孟子的诗学——兼论“说诗”与“赋诗”的区别

儒家诗学发端于孔子。孔子之后,承传关系便不太了然。汉时,四家诗出,《鲁》诗最早(见陈乔枞《鲁诗遗说考序》)。然其传人,据《汉书·楚元王传》称之为“孙卿门人”浮丘伯。丘伯为汉时齐人。《齐》诗在文、景世与《鲁》诗齐名,传人辕固,固以上传者不详。《韩》诗、《毛》诗皆称传于子夏,而子夏论诗,仅《论语》一见,别传无徵。最为确凿有据、对诗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孔子身后,当推孟子。他不仅是最早出来解释诗歌篇义的学者之一,而且对诗学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儒门《诗》学中的“兴”

“兴”是先秦两汉儒门《诗》学中的一个关键词。孔子时代用《诗》风气的盛行 ,以及两汉经学昌明时代对于通经致用的追求 ,决定了“兴”之本义初乃用《诗》之法。但是伴随上述文化背景的逐渐淡去 ,自由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可能 ,儒门《诗》学中的“兴”在某些情况下开始流转为作诗之法。而无论是孔子的“兴于《诗》”、“《诗》可以兴” ,还是后儒“六诗”“六义”中的“兴” ,实际上都可以各自贯释为一种根源于“仁心”的情感摩荡活动。     

“学而优则仕”辨

《论语·子张篇》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段语录,探其原意,实质是谈“学”与“仕”的关系。在“十年浩劫”中,把子夏这一言论指之为“集中地概括了孔丘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并上挂下联,口诛笔伐,“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假令孔子有幸健在,他是要求给予平反的。当然,作为孔子的文学高徒——子夏的言论,也可能师承了孔子的思想,因为《论语·先进篇》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里的“野人”是指在野的平民百姓,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从《论语》看孔子的“乐” 与“哀”

维特根斯坦曾以“哀”与“乐”概括生命的本质,在他看来, “喜乐”的情感显露生命当有的样式, “悲哀”的情感则昭示生命需要转化的本质。据笔者考察,在《论语》中,孔子是通过“乐”与“哀”这两种情感理解和经验生命的本质。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提出,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中国哲学重生命,读者自然会追问其所关注的“生命”当如何理解。本文将通过追本溯源的方式,考察《论语》中孔子如何论及“哀”与“乐”,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回应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如何理解“生命”。最后,以孔子可能有的立场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生命”本质的理解。     

《孔子诗论》与《说苑》中“引诗”之比较

刘向《说苑》中“引诗”61首,有13首诗与《孔子诗论》相同,其它48首诗篇皆不见于《孔子诗论》。对13首诗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二者在解诗方法上截然不同,《说苑》“引诗”没有受《孔子诗论》影响。     

黄遵宪“诗界革命”用意别解

黄遵宪的诗人地位是人所周知的 ,但他为诗之本意以及他的诗歌的实际影响超出了“诗界” ,却往往是人们所忽略了的。黄遵宪“诗界革命”的实质是思想革命 ,从本质上说黄遵宪是一位启蒙思想家、革命政治家和教育家。兴教育、开民智才是他的“诗界革命”的本真     

诗与形象小议

形象是诗的生命.诗人艾青说过:“离开了形象思维就无法谈诗.”那么,怎样表现诗的形象?孙绍振教授在他的《文学创作论》中这样说:“通常我们所说的形象是客观生活特征与主观感情特征的统一.……从诗来说,二者不是统一于生活的特征,而是统一于感情特征.”所以他认为“诗的任务之一是表现自我的心灵.”他引用了别林斯基的一句话:“抒情诗用形象图画来构成人类天性内在本质的虚无飘渺的,无定型的感情.”这就是说诗的形象是和图画并列的,不同于小说、戏剧的形象.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图画、形象,才有意象、有境界,从而产生艺术魅力.吸引读者从有限的语言文字的构     

李贺“鬼诗”的意义和社会价值

李贺素有“鬼诗”之称,他写鬼诗的题旨,大多是借古代神话和前朝史实中的怨女和怨妇来表现的;不过,诗人却也在不同程度上借神话传说与前朝史实将自己的情怀透露。《七夕》一诗中“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借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感叹人间的悲欢离合。《巫山高》写楚王的灵魂,     

论《毛诗正义》的“诗教”理论

《毛诗正义》广泛继承了先秦两汉的“诗教”思想,并对毛诗派的教化理论做了进一步的严密化和体系化。它将《诗经》视为以教化的积渐为主线、按教化展开的顺序精心编排的体现教化之道的书;认为《诗经》是教百姓“礼义”、传播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载体;揭示出诗教和乐教发生的机制就是“移人性情”,诗教、乐教归本于情教;诗教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民性情中和、温柔敦厚。《毛诗正义》对“诗教”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引入了“性情说”,从形而上探讨了教化发生作用的根本原理,这也是理论体系深化的标志性成果。     

由书传称引考《诗》的历史形态——兼证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可信

一司马迁为孔子作传,说他删过《诗》,后世许多人根据书传称引,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笔者认为,这正可作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可信的证明,并能由此窥见《诗》的某些历史形态。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因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故孔子积极从事删订诗、书、礼、乐的工作,在诗方面的情况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对于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后世除少数人(如宋代的邵雍、欧阳修等)之外,大都对之持怀疑态度。唐人孔颖达认为:“是《诗》三百篇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