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增长动因的实证分析

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在中美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分析中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经常市场份额模型对中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增长动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竞争力提升是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的主要基础,而进口增长则是竞争力提升和需求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产品贸易增长的动因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基于这种动因的增长却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中国应该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以促进中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健康持续发展。     

国际服务贸易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的重点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能够发挥重要的支持和源泉作用.本文用1985-2001年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国际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通过对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度与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探讨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带动不足的原因.最后提出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支撑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中国与东盟中间产品贸易和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

中国与东盟中间产品贸易在双边的贸易中增长较快,地位稳定上升,是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采用1995-2005年中国与东盟中间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和中国GDP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对中国与东盟中间产品贸易和我国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双边中间产品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金融服务贸易开放、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利用PUA模型对金融服务贸易开放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实现机理进行理论研究,并以中国金融服务贸易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协同效应处于稳态时,金融服务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最优关系。以此为基础,选取1985—2015年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相关数据,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开放(滞后四期)、金融业R&D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国有金融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率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消极作用,而人力资本积累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呈随时间衰减的趋势。     

中日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正式加入WTO为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中日双边贸易关系提供了良机。通过对中日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验证中日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结果证明,中日贸易不仅促进了中国GDP总量的增长,而且通过加速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贸易壁垒的消减和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贸易增长的促进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利用中国投入产出数据表及其他相关贸易数据,对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与贸易壁垒的降低对贸易增长的促进效应进行了比较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贸易壁垒降低对中国贸易增长的促进效应而言,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贸易增长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且促进幅度更大。实证研究结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随着WTO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成熟、完善和透明,以及全球贸易壁垒的存量逐渐减少,贸易壁垒的消除或降低在长期中对全球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将失去其显著性。因此,垂直专业化将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充当促进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角色。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经贸合作和金融合作取得一系列有益成果。本文对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进行分析,首先针对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和彼此间的互补情况进行分析,其次采用1996-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出口贸易数据为采样数据,并利用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基于双重差分法,针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和考察。研究表明:贸易增长机制主要通过对出口数量增长、异质性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同时中国对非邻国的出口促进效应大于对邻国的出口促进效应,对"一路"国家的出口促进效应大于对"一带"国家的出口促进效应。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和实证拓展,验证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促进了我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增长。     

FDI、贸易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基于VAR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良好势头,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进出口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基于1983-2012年的年度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也存在一定的带动性,但是作用不是十分明显。结合当前外资形势,对我国吸引优质外资和进出口贸易环境的优化,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1982—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得出协整方程,运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对中国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中国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我国出口贸易的增加将抑制国内经济增长,长期进口贸易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拉动作用;中国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冲击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提出促进我国出口与进口协调发展和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     

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双边贸易的实证检验及贸易潜力分析

贸易引力模型是对国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以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建立适合中国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通过对该模型的实证检验和贸易潜力分析得出经济规模(GDP)、空间距离、人口及制度安排(APEC)是影响中国双边贸易的主要变量;在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和贸易发展潜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当前应该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禀赋,深化国内贸易,同时积极调整贸易政策,改善贸易结构.     

上榜中篇小说点评

<太阳为谁升出来>是一篇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小说,但你也可以说它非常"后现代",它解构了它所写的一切;<纪念碑>是一篇先锋小说,但却体现出本土化,具有本土之根.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思考

鉴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体现了提前干预的特点。但在我国的实践中,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时学校、家庭和社会则是处于缺失状态,而未成年人的行为触犯法律或构成犯罪时,对其处罚又比较严厉。针对此现象,在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初期应加大教育、挽救的力度,而在未成年人有违法或犯罪行为时则应适用轻缓的惩罚。     

对网络广告传播的几点思考

作为广告界的一大热点，网络广告的运作效果却难尽如人意。从广告信息传播角度来看，对网络广告认知度低、广告与网站关系暧昧、传播信息与目标受众信息寻求发生错位，是网络广告在传播流程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借助传统媒体，扩大对网络广告的认知度，理顺广告与网站关系，培养网民的忠诚度，是促进网络广告成熟的当务之急。     

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性别刻板印象在两性中确实存在，而且随着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进步，这种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间接测量方法也在逐步完善。比较典型的有加工分离法（PDP）、内隐联想测验（IAT）和刻板解释偏差（SEB）等方法。     

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问题研究

本文借鉴国际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网络技术引发的不正当竞争提出立法建议。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法规,完善法律体系,并呼吁人们强化网络保护意识,全面提升现代网络通信技术。     

基于食品供应链的最优质量的价格影响研究

为提高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以风险规避的供应商和制造商构成的食品供应链为研究背景,分别在集中式供应链以及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别作为领导者的分散式供应链的3种不同情况下,建立以预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优化模型,研究食品价格对最优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市场需求更近的供应链主体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因食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而另一方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受到食品价格的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最后以数值分析了食品市场的质量敏感性对这种影响的作用,并且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建议。     

企业技术创新动因的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学者对创新、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生产性创新和非生产性活动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企业家既会从事生产性创新也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关键在于企业家对两项活动的收益、成本及风险等所作的比较.要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必须一方面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要抑制企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     

基于信息非对称的消费者行为研究

传统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设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与企业经常处于信息非对称的境况之中。从信息搜寻、逆向选择、博弈均衡三个方面,就信息非对称下的消费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要建立一个健康、稳定、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企业、消费者、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共同努力。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后勤改革是目前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高校后勤改革的社会化方向与目标的确立，是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和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提供了社会客观环境。在主观需求与社会客观环境趋于一致的条件下，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成为必然趋势。     

关于奢侈品税立法的思考

奢侈品作为一种高档或顶级商品,无疑是那些富足有余的人们经常关注或消费的对象。课征奢侈品税,其实就是征富人们的税,不会因此损害中低收入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相反,通过课征奢侈品税,然后再把这部分税款通过社会公共福利等形式提升低收入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就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上给那些社会上的"最不利者"带来了补偿利益。如此通过税收立法的手段,一方面削减了高收入者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形成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达到了相对的平衡,从而更加有利于分配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