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意识流东方化成因的探析

现有的研究在对新时期之初的“东方意识流”这一文学现象的梳理和归纳，多层次 探讨其本质特征、美学价值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现有研究对于这一流派的东方化过程中发生变异的原因则缺少发生学意义上的追踪和探源。据此试从东、西方意识流文学的基础、作家的文化品格、文化语境和文学体制的作用等几个角度对西方意识流东方化过程发生变异的原因作一探析。 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问题述评

中国新时期第一篇借鉴西方意识流文体创作的小说,是茹志鹃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之后,国内文学界掀起了对意识流小说的探索热潮。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主要从意识流的属性、功能和内涵;意识流的价值、影响和意义;意识流的问题、启示和反思三个层面展开。对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归纳,总结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实绩和问题,目的在于突出意识流小说在审美意蕴及艺术手法上的借鉴意义。     

异域之花在中国盛开——论王蒙意识流小说的创作

王蒙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勇于创新,拉开了新时期文学文体变革的序幕.他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表现技巧,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同时在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的创作中也表现出作者对民族文化的汲取.     

论精神分析学理论与心理时间学说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

意识流文学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流派,20世纪20—40年代盛行于欧美各国。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和柏格森“直觉主义”、“心理时间”学说对意识流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中,意识流文学曾有过辉煌时期,并产生了像法国的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美国的威廉.福克纳等一大批杰出的意识流小说大师。     

诗意栖居与对诗词歌赋的文类观照

赋是主要存在于中国文学中的特殊文体,它也少量地存在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韩国和越南诸国的文学之中。就文体习得的有效性而言,赋乃是掌握诗词歌赋等韵文之文类问题的关键。然而,独在中国文学创作场中一枝独秀的赋却是西方文学中的缺类,也是大多数东方各国文学中的缺类。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层面上审视赋这一中国文学的独特的文体,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在比较的视域中对诗词歌赋进行通盘考察,不仅有益于阐释中国文学的文类特征,并且有益于发挥中国的固有文学理论对世界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理论的能动作用。     

忧伤的人生之歌──论伍尔夫《达洛卫夫人》

中西文学的评论界都公认《达洛卫夫人》这部作品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标志着伍尔夫意识流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功。从伍尔夫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雅客之重Z开始，她就离开了传统小说的结构模式．而着意于意识流方法的创作，并认为她终于寻找到了一种有意味的小说形式——意识流，并在以后的创作中不断把这种意识流手法运用得更加婚熟，趋于完美。对于这部小说意识流方法的运用，多层次、多角度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艺术技巧，评论界已有论及，本文不复赘言，而拟对伍尔夫的创作心境、感觉与表达主题的深层关系，以及由此散发出来的特殊轻力作一…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的“西化”倾向与问题

学界普遍认为新时期意识流小说是外来文艺思潮影响的产物,是对西方意识流小说进行观念移植、技巧模仿的结晶。在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中存在着"西化"倾向,新时期意识流小说应该有两个"源头",一是西方意识流文学,发挥着外来因素的启发和诱导的作用,决定了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名称和表述方式;一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资源,影响了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内容和实际,是新时期意识流小说产生的内在依据和土壤基础。     

苏轼“活法”说之“行云流水”考论——从苏轼文学作品“意识流”说起

胡宿首创的"活法"说,在其实践者苏轼手里,表现内容之一,即为"行云流水"的"辞达"。本文以苏轼"行云流水"无愧得中国"意识流文学"理论之名为考论中心,从苏轼诗、文、词的结构入手,论述其"意"的各种流向及各种文体的"意识流"手法特色。在研读基本文献的基础上,爬剔清理,将微观的文献解读、文字校勘和宏观的理论阐释、分析考论相结合,匡正了一些误识。     

寻源、辨体与文体研究的目的——读书手记

文体研究的第一步是文体寻源,与之相联的第二步是辨体.每一种文体之出现,必有其出现之原因与条件,这也决定了其文体体式.文体寻源涉及礼乐制度、政治状况、社会风貌、文化环境,能从一个角度很好地说明我国古代诸种文体产生的民族文化特色.辨体涉及尊体与破体、正体与变体、文体分类等方面.文体的生成与它的正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辨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辨别各种文体的功用及与其相匹配的体貌,它的正体的形态和它在发展过程中变体的面貌.文体研究有种种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它与文学的关系,即在诸体中,或每一体之内,分出文学与非文学,这也是文体研究中最困难的工作.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

心理学、哲学和文学的意识流理论出自西方 ,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意识流小说在西方取得了极高成就 ,但是意识流无论作为人本身的精神特质 ,或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意识流技巧在以抒情为特质的诗歌中更容易被充分采用。本文以现代理论观照中国古代作品 ,用比较的方法 ,以大量的事实从逻辑和学理两方面充分证明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不但存在 ,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为精妙的、相当完备的意识流技巧和意识流形式 ,本文作者将其划分为顺流、环流、向心流、混流等 4种基本形式。中西意识流在创作和理论方面是相同相通的 ,意识流是中西文学的深层问题 ,反映了人类思维和世界文学的某些共同本质。意识流这一概念对清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有着宏观的透视作用     

现代中国对“意识流”的译介

“五四”之后直至1940年代,中国对意识流的译介主要分阶段侧重于两个方面。第一个阶段大致集中在1917～1925年,重点译介心理学和哲学基础理论;第二个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意识流译介的鼎盛时期,研究意识流的文学论著以及部分意识流大师的文论和小说得到了较多译介。意识流的译介使中国文坛对人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流技巧、意识流小说有了较为系统、全面、理性的认知,也为意识流技巧走入中国文学,最终为中国文学表现手法的一部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意识流在新时期的传播

意识流小说流行于20世纪20至40年代的英美法等国家,它所体现的文学观念、叙述方式、艺术技巧等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新时期,意识流作为西方现代文学派别和思想的一种被介绍到中国,并成为最早被接纳的对象之一。意识流在新时期的传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4年,意识流主要是作为一种小说流派和艺术技巧被介绍的,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第二个阶段从1985年到1989年,这个阶段出现了大量介绍意识流的文章,人们开始了更为客观全面的介绍和分析;1989年之后到90年代中期可以看作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对于意识流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通过对三个阶段的梳理,不难看出在意识流的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有意或无意地突出了意识流在对社会批判和认识价值方面的意义,并且尽量从和现实主义相一致的地方说起,从与当时的文学观念相吻合的内容开始;同时,意识流的传播者还运用了剥离内容和形式的阐释“策略”,突出了意识流小说审美和艺术技巧层面对我们的借鉴意义。     

简论梁启超的小说功能观

在我国古代,小说是一种倍受压抑的文体。"小道观"自始至终制约着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发展。到了近代,梁启超特别重视小说的功用价值,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的观念才得到根本更新。然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一著名命题,亦有偏颇之处,那就是对小说的地位的矫枉过正。因此文章认为这种思想是梁启超矫枉过正的根源。他利用舆论之威力,把小说置于文学的颠峰,自此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意义得到进一步确认。     

海明威笔下之奇葩——读《乞力马扎罗之雪》

美国伟大的文学巨匠欧内斯特·海明威,以其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及简洁的叙事风格著称。然而,他也一反常用的现实主义手法,写出了一篇意识流小说——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之雪》,虽然意识流小说海明威仅有此篇,但它的文学价值得到了普遍承认。迈尔科姆·考靳(Malcom Cowley)也认为,这是海明威最优秀的一个短篇。     

略论苏轼对赋体文学的发展

赋是汉代的代表文学。作为一种文体,汉以后仍有发展,不过到了宋代,赋已经丧失了在汉代文坛上有过的显赫地位。苏轼曾经说过:“古为文譬造室,赋之于文,譬丹刻其楹桷也,无之不害于为室。”(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引)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对赋这种文体不加“问津”。     

意识流的东方诗话——刘以鬯意识流小说解析

刘以鬯的意识流小说以其独特的创作技巧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人的主观心理活动;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手法述说故事,使作品呈露出一种特有的东方意识流风范,同时,又表现出只反映社会负面的局限性。     

中国文体学:回归本土与本体的研究

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兴盛意味着中国文学研究内部已出现一种自觉的学术转向,即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和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国文学样式及其发展的特色,也决定了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围、研究方式之特点.中国文体学不仅仅是文学的体裁问题,而是古代文学的核心和本体性问题,因此,中国文体学的研究是开放的.中国古代文体谱系的结构与观念、与之相关的文体价值谱系、文体学的跨学科研究、传统文体的现代转化等,都是中国文体学可开拓的学术研究空间.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复仇》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青年汪曾祺创作了文学生涯中标志性的作品——短篇小说《复仇》。汪曾祺在创作思想上广纳各家,在艺术上积极吸收各种创作流派和作家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同时还在作品中对“复仇”的主题处理和小说文体的创新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从中不难看出,《复仇》的创作明显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主要是意识流手法和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影响。     

文、史互动与唐传奇的文体生成

唐传奇的出现被认为是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小说独立之标志。传奇接受此前各种文体之写作经验,最终脱胎换骨,在唐代形成具有独立性的文学文体。这种文学性的获得是在汉末魏晋以来追求文学独立性的背景上发生的,而六朝隋唐之际文、史互动正是唐传奇获得文学精神的不可或缺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