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交通部的官营与民营政策评析——以铁路为视点

民初我国官营铁路与民营铁路的命运截然相反,即官营铁路发展效益良好,而民营铁路则弊窦丛生,腐败、内争不休等问题接连不断,仅能维持惨淡经营的局面。此中因由,与交通部倡官营而抑民营的铁路政策有极大之关系。交通部一直将官营与民营铁路看成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为了给国有铁路赢得最大的生存空间,始终打压民营铁路。其实,就铁路事业而言,官营与民营都只是实现有效管理的一种手段,二者各有其长,如果能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将对双方都有好处。官营与民营并行互补,才是当时交通部最为明智的选择,惟有此才能实现政府与民众的双赢,使中国铁路走向真正的独立与繁荣。对此,学界的认识由过去的一味否定变而为较为充分的肯定,仍然未能跳出二元对应模式的巢臼,乃学术的不成熟所致。     

试论唐代刘晏振兴国家财政的思路与对策

刘晏 (公元 71 8- 780 ) ,字士安 ,曹州南华 (今山东东明 )人 ,唐代中叶著名的理财家。刘晏自唐玄宗天宝末年开始 ,经肃宗、代宗至德宗 ,历任财政要职 ,主管国家财政达几十年之久。刘晏所处的时代 ,正是安史之乱以后 ,军阀割据 ,战争频繁 ,政治动荡 ,经济凋敝 ,人口流失 ,财政亏空 ,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在这种形势下 ,刘晏对唐代的财政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很快使唐代中叶的国家财政转亏为盈 ,得到了振兴。刘晏振兴国家财政的思路和对策很值得研究和借鉴。一、理财以养民为先 ,反对单纯聚敛要振兴国…     

刘晏经济思想初探

唐代中期的刘晏,是一个卓越的地主阶级理财家。他对于安史之乱后“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的局面(《文献通考》卷十五),采取了一系列理财措施,体现了他的经济思想。刘晏的经济思想是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积极的社会意义,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人(今河南东明县东南),生于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卒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这段时间,正是唐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唐玄宗天宝年间,由于“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于所入,于     

我国公共服务民营化的模式选择

以所有权和经营权为依据,我国的公共服务民营化可以有三种模式选择,即完全民营模式、部分民营模式、完全公营与完全民营的组合模式。     

刘晏的理财用人

史学界常以“安史之乱”作为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分水岭,乱前是贞观到开元的盛世,乱后则一蹶不振,直到黄巢农民大起义,唐祚寿终正寝。不过“安史之乱” 以后,有一事实却不容忽视。即唐代的历史仍然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而且到宪宗的元和、长庆间还出现了一段时期的中兴。从天宝年间即进入仕途的理财家刘晏在此期间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刘晏(公元715年～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县人,幼年时就以神童之名闻于远近,甚至受到玄宗皇帝的青睐。8岁时被破格授予“太子正字”。10岁时,在长安兴庆宫勤政楼的一次盛大游艺会上,受到玄     

“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辨析

理财,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历朝历代的君臣论政,无不重在理财。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理财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理财思想的核心在于其指导原则,即以什么方式或通过何种途径,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通过历史的考察,可以认为从《管子》、桑弘羊直到刘晏、王安石这一脉系,属于主张以发展农业与官营工商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富国的狭义富国论,另一支则是以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并为后世“重本抑末”继承者所发展,主张以农富国。与上述     

“国有民营”──小型国有商业企业深化改革的有效途径

“国有民营”──小型国有商业企业深化改革的有效途径朱玉槐，郝京林，吴文洁一、“国有民营”的基本内容“国有民营”是对近两三年在小型国有企业中出现的一种改革模式的提法。有的专家学者认为这是对目前小型国有企业在原有承包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改革模式的科学概括；...     

明清福建的官营手工业

一、官营手工业的经营方式 明清福建的官营手工业,主要有制盐、造船、矿冶、印染等行业。 明朝继承前代成法,以官营形式控制福建制盐业。洪武初,明朝在福建设立直属管理盐务的最高机构户部的“福建都转运盐使司”,作为管理全省     

南宋时期江南城市工商业形态探析

南宋时期,江南城市的工商业形态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官营商业和民营商业,流通商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的互相结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城市商业和商品流通体系;手工业生产的主体由官营转向民营,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城市产业结构与城乡经济关系;服务业开始从工商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这些都意味着江南城市已由单纯的商品消费地转变为集生产、流通、消费于一体的商品经济中心,从中可以进一步明了此期城市形态的变革。     

论明清时期的铁业政策

明清时期的铁业仍延续官衰民兴的发展进程，其剥削形态和铁课流向也发生诸多变化。清代后期，民营铁业盛极而衰，显现出它在封建社会的历史局限，且揭示了近现代铁业官营为主、民营为辅的历史趋向。     

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

被萧统选进《文选》的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是有关陶渊明的最早文献,也是与陶渊明生前相识者叙述陶氏生平的唯一存世文献。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他对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和处世态度有深刻的理解,此诔情文并茂,意味深远。它不但生动地描述了陶渊明的生平,而且准确地揭示了陶渊明的人格特征,从而深刻地剖析了陶渊明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此诔对陶渊明生平的叙述及评说有助于增进后人对陶渊明的理解。例如,以隐逸诗人名声永垂青史的陶渊明为何有几度出仕的经历?又如,王弘及檀道济同为江州的地方长官,陶渊明对他们的态度为何颇不相同?种种疑问,都能在其中找到相当确切的解说。在晋宋之际那个黑暗的时代,若不是文名震世的颜延之及时撰写《陶征士诔并序》对陶渊明进行揄扬,陶渊明其人完全有可能取湮当世,此诔堪称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文献。     

刘晏盐法下政府与商人合作的产权意义

刘晏盐法下政府与商人的合作实际上是一次产权的重新划分与财富的重新分配,这次改革造成了商人阶层的分裂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富商大贾通过加入盐籍,获得了这次产权划分与财富分配的机会,进入封建政府体制内,成为为唐政府财政服务的特权商人,并因此获得了唐政府的产权保护;中小商人被挡在了这次产权划分与财富分配的大门之外,其中很多人走上了贩卖私盐的道路,并最终成为唐末黄巢起义爆发的导火线。     

论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今仅存《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这首以剖白心迹、倾诉心声为主旨的五言古诗的问世,在刘禹锡的创作生涯中是一次飞跃:不仅大幅度拓展了诗的容量与张力,而且强化了诗的抒情功能,将此前的泛泛言志导向"不平则鸣"的渠道。它为刘禹锡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调、规定了方向、设定了路径。以这首诗为契机,刘禹锡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定位开始由政治家向诗人嬗变。或者说,从这时开始,他才集政治家与诗人于一身,同时扮演两种角色。并且,舞台的重心开始悄悄地从政坛向诗坛转移。此外,由这首寄兴深微的唱和诗,还可以透视两位诗人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     

刘勰的赋学思想

对辞赋源流的探讨、文体特征的规定、发展演变的评述、具体而微的纯形式批评、创作原则的阐说，构成了刘勰赋学批评的主要内容。其赋学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全面性，使刘勰的赋论成为中国赋学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关节。     

尊重学术事实是维护学风的基础——回应《一篇学风不端的博士论文》

刘方的博士论文,在问题意识、研究视角、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方面,与马东瑶的文章完全不同.所谓马文的结论,事实上一方面是对于唐宋洛阳文学史和政治史的一些基本史事和学术界共识的概述,另一方面是对于他人著作观点的回应,本身并没有形成新的学术观点.由于谭同学对于学术论著的理解能力和对于相关研究领域学术界已有成果、基本共识等等方面所知有限,而导致将马文中的两段文字,视为马文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结论,并且由此为基础,推论刘方的博士论文的相应表述文字是“照抄了马著的结论”,完全是谭文基于误读基础上的误解,其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论钟评《刘文成公全集》

刘基诗文集版本较多,情况复杂,虽有人曾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但钟惺所评辑《刘文成公全集》一书,研究者却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①。钟、刘之文在思想情趣及表现形式上迥异,但钟惺在评点《刘文成公全集》时,不置一贬语、极端推崇刘基之文。通过对《刘文成公全集》一书评点内容与钟惺文论主张、思想观点之比较,同时对坊间托名钟惺情况之探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题名钟惺评辑《刘文成公全集》一书,其评点者并非钟惺。     

江淹游览诗论析

江淹在泰始年间作有多首游览诗。这些游览诗流丽中带有峭拔之气,语言简约清新而带有复古之气,景物描写融壮美与优美于一体。与鲍照、谢朓二人的游览诗相比,江淹游览诗在总体风格、语言艺术、景物描写等方面兼具二人的特点,体现了他在从元嘉诗歌发展到永明诗歌的诗风转化过程中的承上启下作用。     

“种的退化”与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

“种的退化”是莫言早期小说创作中一个原创性的叙事情结,这一情结不仅构成了莫言早期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而且也在整体上奠定了莫言小说创作的生命基调。以“种的退化”为基点,莫言早期小说对民间社会中原始生命力的萎缩和异化表现出某种忧患意识。莫言早期小说中的审父意识和儿童本位观念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信达切”三原则在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以李文俊译《喧哗与骚动》为例

＂信达切＂三原则由已故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刘重德先生在对严复的信达雅标准扬长避短的基础上提出并经过三次逐渐完善的阐释,在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界引起强烈反响。该原则的适用性可在李文俊对《喧哗与骚动》的汉译中找到明证：在内容上,译者字斟句酌加上必要的注释,毫无偏差地忠实于原文,完全地实践了＂信＂的标准;在表达上,归化和异化,简短地道的口语与庄重冗长的书面语完美融合;在再创原文风格上,紧切原文人物的个性化语言,最佳地切合了原文独特的风格。因此,＂信达切＂三原则适用于文学翻译。     

观念论和随意性——洛克的规定主义语言观

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语言观建构于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语词与事物间存在着“观念” 这一中介,表指关系成了私密的个人行为,这就对符号行为的主体间性构成了威胁。洛克的五条规则和定义法表 明他的语言观是规定主义的。尽管洛克对语义发展和语义扩展有独到见解,并且对十九世纪以后的语言学发展有 深远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大都不是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