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百行章》孝道思想初探

敦煌写本《百行章》中的孝道思想传承着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精髓,它是中华民族无尚美好的重要品德。《百行章》运用孝道思想维护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完善统治阶级对社会的全面治理。《论语》《孟子》中孝道观念的阐述,进一步探究唐朝初期杜正伦所著《百行章》中的孝道思想。加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弘扬我国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华“道德元典”精神的现代阐释

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论语》和《礼记》中蕴蓄着丰厚的中华道德思想,基于内容上原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以及思考的深邃性,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元典"。其基本精神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自身发展上的道德个人主义以及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人文关怀精神。其巨大的影响力贯穿了中华传统道德发展的历史,并具备其现代性转化的价值。     

红山文化研究的意义

穆鸿利在《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2期著文指出,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红山文化的发现和被真正认识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首先,在于它使中华5000年文明得列了具体的证实。以前,我国古代有史可考的历史,一般最多上溯到夏、商、周以后的4000年文明史。而关于夏朝以前的历史,在司马迁《史记》中都只是根据传说。红山文化的发现则有力地证明,早在5000年前,我国东北辽西与内蒙古东部一带,确曾存在一个初具国家雏型的古老文明社会,这就把我国古文明社会的历史向前提了一千多年,从而完全与世界文明古国古埃及、印     

《论语》的历史世界

文章通过对《论语》与历史关系的考察,展开对它作为经典的意义的论述。《论语》关涉的历史问题包括两个层次,即发生于前《论语》时代而进入《论语》的历史,以及后《论语》时代受《论语》影响的历史。作者认为,《论语》中,孔子的传经与论史是统一的。《论语》虽然不是原始的经,但也不是一般的子书,它由子而传,从传至经,地位不断提升。同时它也具有思想深刻的史著功能,《论语》对历史的评点,就是赋予相关人物、事件以历史意义的经典行动。这部经典同其影响下的以《史》《汉》为代表的史学传统,其文化价值应由此而得到理解。     

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特色

从儒家经传诠释的层面上看,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可说是魏晋经学乃至东晋论语学的最显著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玄、儒、佛这三大思想流派,都在东晋《论语》注文中有所体现,东晋时期的《论语》注家,尤其是玄、儒两家,都借助义解而阐发自己的主张、见解,发挥注者自己所认定的经文文本“义理”;而且在《论语》注内部,义理之学、训诂之学并存,建康经学与吴地经学交相震荡,从而更催生了东晋《论语》注的更多小派别。东晋《论语》注多元化特色的出现,有其主、客观原因。     

《女论语》特点及影响探赜

《女论语》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以女性视角审视、倡扬儒家“礼教”思想的一部伦理学著作。然而,通过对《女论语》文本及文献记载的有关历史资料的解读。发现现存《女论语》的文本与作者并不契合,且作者的言行与文本所宣扬的内容也多有离析。尽管如此,由于《女论语》的内容和形式所具有的特点,自问世起即对中国女性的心理与行为,乃至中国社会的演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左传》叙事看孔门“君子”教义与春秋时代

《左传》一书兼具史料性和思想性。它所载录的史事,涵括孔子一生亲身经历和直接、间接得以耳闻的时代,反映孔子思想、学问得以形成的背景和土壤。而它的思想和立场,继承自孔子和孔门后学,与《论语》往往有相通之处。将《左传》与《论语》并观,常能同时加深我们对这两部著作的理解。结合《左传》的叙事对《论语》孔子中关于"君子"的若干教诲加以深入分析,既有助于显明孔门"君子"教义的深层意蕴,亦可窥见孔子"君子"思想得以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     

《论语》教育心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论语》是我国儒家的重要典籍,包孕着丰富的教育心理学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具有启迪意义.作者试图通过对《论语》中有关学习、学习动机、因材施教原则、启发教学以及对教师劳动特点的看法等思想的解读,说明我国古代丰富精到的教育心理思想所具的“母乳”价值,并对教师职业的专业化发展提出了几点思考.     

《论语》文本研究的几个问题

《论语》的文本形式构成无疑是影响读者对孔子思想作整体性理解的重要因素之一。《论语》文本篇幅之所以如此之少,原因与儒学内部的分化及儒学意识形态化有关;以《论语》为书名是孔子后学对"圣人之言"的价值推崇;"问答"作为《论语》文本的体裁选择是为了通过语境重构来保持文本的开放性,让读者主动参与到对孔子思想的创造性理解;缺乏情景语境的"子曰"式叙事反映了孔子后学对孔子思想进行系统性建构的努力;有子和曾子继承和发挥了孔子"赞述"阐释学传统并从四个方面来构建起《论语》的文本逻辑联系。     

学术史视野下的六朝论语学

论语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特别是经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论语学发展史,六朝是论语学的成型和成熟时期。完成于该时期的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和皇侃的《论语义疏》等,形成了论语学研究史的第一个高峰。六朝论语学不仅在诠释手法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都呈现出有别于两汉学者的新创。具体表现为:阐释方法的新变;《论语》被放大;孔子被拔高;论语学真正进入学术层面。     

略论康有为的《论语》学

康有为认为 ,《论语》虽辑自曾门后学 ,且在流传过程中屡遭变故 ,但仍有研究价值。为了凸显《论语》与当下社会的关联 ,张扬其时代价值 ,应执从今文《论语》 ,剔除伪窜之刘歆《古文论语》 ,借助西学创造性解释《论语》 ,以便将《论语》打造成君主立宪政体的合法性依据。康氏上述所为 ,在《论语》学史乃至整个儒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析皇侃《论语义疏》的性情问题

儒家的精神原则奠基于孔子的《论语》,汉代诸儒对《论语》曾进行过多次注释。这些保留在何晏编纂的《论语集解》中的文献思辨深度有限,相反玄学家何晏、王弼等对《论语》内在价值的领会,却引导着时代潮流。主要活动于齐梁时期的大儒皇侃《论语义疏》的创作,自觉地运用魏晋玄学的本体论哲学的成就,发掘阐释孔子思想的内涵,开启了未来宋明儒者复兴儒学的前进方向。     

析孔子儒家与人道主义的区别

由于孔子主张“爱人”《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于是，学术界有人认为孔子主张“爱人”，肯定尊重人的价值，因而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在孔子那里已经有了，孔子的思想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甚至有人认为孔子的人道主义与１８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这些观点抹杀了孔子儒家思想的历史属性，混淆了孔子儒家关于人的思想与人道主义的区别。“人道主义”一词从拉丁文humanist…     

从词语引用看《论语》对《文心雕龙》的思想影响

《文心雕龙》一书引用《论语》达80多处,其中大部分为一般意义上的字词引用,同时在重视教化,强调仁孝为本,思想内容纯正无邪与表达方式合乎正道,文学与德行相互促进,重视文采,文质相称,"文疑则阙"以及"君子疾名德不章"等思想方面,《文心雕龙》受到了《论语》实质性的影响。     

《论语》义利观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儒家经典读物,蕴涵其中的＂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思想不仅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论语》中的义利观为当代构建了明辨义利的价值模式,有助于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去功利化,为社会主义义利观提供参考。     

从陶渊明诗文中的典故看《论语》对陶渊明的影响

《论语》在东晋时已经基本成为一部儒家经典,陶渊明对《论语》更是十分熟悉,并且在其诗文中屡屡化用。通过对《论语》和陶渊明诗文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论语》质朴、隽永的语言,对陶渊明"语淡情深"的语体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陶渊明积极入仕和自甘归隐的人生向往,是对《论语》中仕与隐思想的一脉承袭,他对自然的爱恋,他所具有的仁者情怀也都受到《论语》和谐理念,仁爱主张等或多或少的影响。     

从北票丰下遗址出土遗物试析朝阳地区原始农业发展状况

朝阳红山文化遗址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北票现为朝阳市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出土遗物与红山文化有直接关系,对于研究该地区古老的文明史价值重大.     

历代学者关于《齐论语》的探讨

历史上所谓的《齐论》有战国《齐论》与汉代《齐论》之分 ,二者性质不同 ,在今本《论语》中都有所反映。历代学者对汉代《齐论》的性质、散佚篇章的去向、在今本《论语》中的保留 ,以及战国《齐论》对今本《论语》的影响等 ,都做过广泛的探讨与研究 ,但迄今为止 ,《齐论》的真相依然是难解之谜     

从上博简《仲弓》篇看孔子的“为政”思想

上博简《仲弓》篇是久佚的记载孔子"为政"思想的重要篇章之一,它使人们对于孔子政治思想可以有更一步的了解。孔子将"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改过举罪"看得十分重要,认为这些是"政之始也",可见在他的"为政"思想中,选拔和管理官员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上博三《仲弓》篇和《论语·子路》篇的相关内容可以对读,这为理解孔子政治思想提供了极好的材料,也为《论语》的释读和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回应

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和学堂历史教育推动下的产物;中国从日本翻译了为数不少的文明史著作,如《中国文明小史》、《万国史纲》、《支那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等,在学界和教育界都发生过重要影响;它对更新近代学人的史学观念,推进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日本式的文明史编纂形式对近现代中国的史书撰写尤其是自编历史教科书,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