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再生是否可能——论儒学的当代命运

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当代命运有三种判定 :或生 ,或死 ,或置于死地而后生。通过追溯儒学的历史命运 ,批判分析西化论、新儒家的观点 ,认为儒学的再生重建具有四个方面的可能性 ,但儒学的再生不是新儒家所谓的“返本开新”的过程 ,而是一个在中国现代社会改革实践中先破后立的过程     

儒学的历史命运

儒学的历史命运昭示了儒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即儒学为人们提出了理想的生存模式和它的开放性品格。但儒学在逻辑演进中却呈现出目的理性显著而缺乏工具理性支持的缺撼 ;儒学家们把内圣外王互斥互盲的两种境界和两种视野 ,理解为逻辑递进关系 ,这些造成了儒学演进中的一次次生存困惑和危机。着眼于儒学的振兴 ,必须坚信儒学的恒常价值和普遍意义 ;正确处理儒学的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 ;弘扬儒学的开放性品格 ,丰富儒学的内容 ,使儒学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化格局     

儒学常道与未来儒学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离不开孔子儒学的精神滋养。然现代新儒家将儒学的现代复兴引向重在择发儒学的宗教性、终极关怀上来,这些问题纯属西方基督教特有的经过末日审判来世能否进入天国的范畴,与中国原始儒家所需要的现实情感关怀格格不入。新儒家以一种超常识、超思辨"智的直觉"去体悟"仁心与生生天道"(刘述先),或心体性体(牟宗三),或本体(成中英)等。这种道体不是原始儒家的本怀,也不是未来儒家需要的东西。原始儒家有道体,其道体是具有康德理性般存在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但却根植于每个人的情感及其家庭的伦理之中,是积久涵养之工夫,非如有另一物般之实体的存在。儒学是个情感问题,亦绝非仅人生价值取向问题。     

我看儒学和新儒学

儒学是以孔子思想为源头、为基础、为基因而形成、存活、传承的一种学说。儒学发端时,主张既简单又明了,强调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目的是恢复与维护商周的伦常旧制秩序。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嬗变过程中,儒学才演变成具有多重色彩的复合多面体。儒学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处于一学独霸的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性特征。儒学文化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必然性,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但在20世纪,儒学的没落已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新儒学具有不争的文化保守主义性质、明显的反现代化色彩、浓厚的文化浪漫主义气息。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儒学与中国之命运——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中国的命运"或"中国向何处去"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时代课题.这个问题是与"儒学的命运"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且集中突出地体现在它与五四运动的深刻的内在关联之中.没有中国的崛起就没有儒学的复兴,这意味着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在特定层面上、比如在制度层面上是合理的;同时,没有儒学的复兴就没有中国的崛起,这意味着五四运动的某些"全盘"反传统、反儒学是偏激的、错误的.儒学的复兴是必然、应然而实然的,因为这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内在要求;不过.复兴的儒学并不一定成为一种刚性的政治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却可以成为一种柔性的社会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对前者发挥基础作用.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反思

儒学宗教性问题关涉到如何认识儒学的特质,如何界定与评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未来走势等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儒学研究中举足轻重而又意见纷纭、争而未决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宗教"、"儒教"含义的界定,儒学创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或理论基础,汉代儒学的神学化、谶纬化及经今古文学派的异同,宋明理学的性质及"三教合一",以及中国传统的宗教鬼神信仰与儒学或儒家传统的宗教观的关系等多个层面,对这一议题提出几点反思,将有助于拓宽该议题的研究视阈,促进该议题的进一步探讨。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

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 ,第三阶段为宋明新儒家 ,清代可视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为当代新儒家。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再出发。此有两重点 :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 ,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 ;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对近代以来文化自信的历史价值和未来命运的再认识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渗透,中国与其他东方国家一样,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以传统之盾抗击西学之矛的文化“自信情结”。虽然,文化自恋的虚骄,缺乏虔诚的工具意识以及权宜的“中体西用”在过去的纷纷出局,已成为历史宿命。但是,对这些历史遗产的未来价值,理论的历史命运,在新的时代,还需要我们作出更有勇气的判断。     

论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以冯友兰对孔子的评价为例

本文以冯友兰不同时期的孔子观为例，探讨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的曲折命运。在儒学逐渐滑落的近代，冯先生对孔子进行了理性公允的评价。在孔子儒家的地位每况愈下的五六十年代，冯先生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孔子儒学做一些辩护。“文革”时期，孔子儒学被批得体无完肤，冯先生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心之论。“文革”结束后。孔子儒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冯先生也对自己的孔子观做了反思与总结。冯先生孔子观的变迁正代表了儒学在近现代中国走过的这样一个由逐渐消沉到被打倒在地，最终又更新发展起来的历程。     

现代儒学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认为,20世纪儒学所走过的弯路主要源于未能正确处理两种关系,即儒学与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关系;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些错误导致儒学原有话语系统的人为中断和儒家固有的意义世界被葬送,具体表现为儒学被消融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从进德修业之学变成了知识之学.根据儒学自身的特点,作者提出,未来中国儒学复兴的基本任务有三:一是通过正确定位儒学与现代学科及现代性的关系,回归原有的话语系统;二是重新确立未来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从夷夏之辨出发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从王霸之辨出发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即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问题),从社群主义出发理解未来中华文明的形态;三是通过回归经学和复活修身传统来重建现代儒学传统.本文认为,儒学的复兴主要不是建构体系或方案设计的问题.     

现代背景下的儒学开展方向--百年来儒学开展方向主要论说及评论

近百年来,面对欧风西雨的冲击,中国儒家学者以"继往圣之绝学"自命,为化解儒学开展中的困境而上下求索,绞尽脑汁,提出了风格各异的儒学开展方向主张.这些主张本身即是儒学现代开展之形式,也为寻找更合理有效的儒学开展方向提供了重要启示.这些启示是在开展儒学新方向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儒学与西学、儒学多极化走向与儒学基本走向、儒学的学术立场与意识形态助力三种关系.     

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

针对把儒学“地方化”从而使对儒学的研究变成为地方社会史研究的倾向,作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在思想史领域强调或偏重儒学研究中的小单位地域性的重要性,而忽视儒学分布的统一性和儒学思想的普遍性,这是片面的。本文强调宋明儒学的主要学派都不是地域性的学派,也不能归约为某种地域的需要或地方社会结构的反映。作者指出,夸大地方性社会结构对文化思想的作用,把学术派别全归为地方社会利益的反映,把这种研究与对思想本身的研究对立起来,从而排斥对思想本身的哲学研究和分析,这种倾向是值得检讨的。     

中亚地缘政治的现状与未来

苏联解体之后 ,中亚再次成为各种外部势力竞相争夺和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一个不稳定地区。复杂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背景 ,以及“9·1 1”事件后 ,美国的进入、俄罗斯中亚政治的调整、土耳其、伊朗等地区大的影响 ,使这一地区政治形势呈现复杂态势 ,而“上海合作组织”则日益在这一地区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浅谈儒道交融

占中国哲学主导地位的两家是儒家与道家 ,而儒家与道家交融汇合又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互斥表现是儒道交融的前提。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相济使儒道的交融变为现实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孙中山对待儒家思想之态度论析

孙中山早年在构建他的"革命学"时期,就自觉地从儒家思想中汲取养分。晚年的孙中山,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顺应国际国内的社会思潮,大张旗鼓地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试图在学习西方与继承传统之间寻求其契合点。     

论儒学的当代性问题

本文对于儒学的当代性问题进行了概念和方法两个层面的客观分析 ,考察了当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在建构儒学当代性中的得失 ,提出了儒学在今后进行当代性建构中必须要做的几项工作。     

论儒学的现代走向

儒学既有与现代社会生活相抵触的方面,也有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方面。儒学经过现代转化之后,仍将可以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儒学现代走向的一个向度是现代性,它可以同市场经济兼容,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个向度是民族精神,它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设计了求真、求善、求美、成圣、合群这样一些总体的目标,并且为实现这些目标提出了多种具体的价值理念。在今天,这些理念对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仍可发挥积极的现实作用。     

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

孔教运动可上溯到维新时期。维新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其整个社会改造工程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础性工程。它力图借助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完成儒学的宗教化过程,实现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以期达到文化救亡(保教)的目的。民国时期康有为、陈焕章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维新时期孔教运动的继续,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造成儒家传统的断裂,此时的孔教运动已由文化救亡转向文化主位性的捍卫。孔教运动的领导人先欲借助光绪帝,后想依靠袁世凯、黎元洪等实现孔教国教化之梦,由此而染上了政治机会主义的污名,但孔教运动尊孔而不复古,它是儒学现代出路的一种尝试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