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以南沿江少数民族的抗日业绩

黑龙江以南沿江地区主要分布着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民族。达斡尔族主要聚居于北依兴安岭的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富庶的嫩江左畔地区是其最集中居住的地方。鄂温克族聚居于地属大兴安岭支脉的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有海拉尔河、伊敏河、辉河、锡尼河、维讷河等10条较大的河流和600多个大小不等的湖泊和清泉。鄂伦春族主要聚居于大小兴安岭林区,大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的鄂伦春族自治旗、布特哈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及黑龙江省的呼玛、逊克、爱辉、嘉荫等县。赫哲族主要分布于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会合处的“三江平原”和完达山一带,以今黑龙江省的同江、抚远和饶河等县的沿江地区最为集中。     

南徐考述

西晋末少数民族首领起兵反晋,是“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史称永嘉(307—313)南渡。永嘉之乱时,“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界者”,这第一次南迁浪潮以滞居淮南者为多。东晋成帝咸和(326—334)初,原青州流民集团领袖苏峻等拥兵“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江者转多”,及叛平,“司徒郄鉴又徒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这第二次南迁浪潮由淮过江,流民多居于江南宁镇常一带。以后在符秦兵南下及北魏军南侵时,也出现过北方民众流徒南奔过江的浪潮。东晋政权建立后,将南渡人口称之为侨人,并在侨人集中地区侨置州郡县,其中以徐州寄治京口,以兖州寄治广陵。     

黄龙碑考略

甘肃成县的“西狭颂”与“五瑞图”,俗谓之“黄龙碑”。在汉(?)中,它以厚重古朴见称。过去由于“临江摩崖,氈捶不易”,剥蚀最少,同时又有画象,所以它是我国现存汉碑中值得珍视的石刻之一。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二月,汉阳阿阳(今甘肃静宁一带)人李翕出任武都太守。东汉的武都郡治下辨(在今甘肃成县)管武都、嘉陵(今甘肃礼县一带)、上禄(也在今甘肃成县一带)等几个县份。李翕以“郡西狭中道危难阻峻,缘崖俾阁,两山壁立,隆崇造云。下有不测之谿,阨□促迫,财(与“才”通)容车骑,进不能济,息不得驻,数有颠覆霣(与“陨”通)坠之害”,所以令部下李瑾、仇审“减高就埤,平     

略论巴文化和土家族文化的关系

聚居在今湘鄂川黔交界地区的土家族是以古代巴人的一支为主体,融合汉、僚等多个民族而形成的单一民族,土家族文化则与巴、汉、僚等多族文化有着天然联系。本文拟就土家族文化与土家族先民巴人文化的关系作总体考察,探讨巴文化对土家族文化的影响和土家族文化发展的特点。一、巴人和土家族“巴”最早见于甲骨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巴方”的记载。巴人最早生活于今陕西、甘肃一带。“西南有巴国,太皞(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放厘),乘(放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他们在那里渡过了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时代。母系社会末期,巴人迁居到今湖北长阳一带,过着“未有君     

《墨予》句读偶得

《墨子·七患》:“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坠)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道(导)之。今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于队”(见《墨子闲诂》)。王引之在“饿”字下断句,他说:“‘重其子此疚于队’,当作‘此疚重于队其子’。疚,病也,言此疚较之队其子者为尤重也。今本颠倒不成文义(见《读书杂志。墨子卷一》)。照王氏的说     

释“宁夏”

今宁夏地区之所以得名于“夏”,与党项族崛起有关。余读辽、宋史《西夏传》及《西夏书事》、《西夏纪》等书,知唐贞观初,有党项族领袖拓跋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于静边(今陕西榆林西)等州以处之。其后该部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之白城子。党项族与“夏”字结缘者自此始。其后,党项势力渐盛,唐末有拓跋思恭者,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唐帝晋其爵为夏国公。宋初,党项势力又有扩展,其酋李彝殷卒,宋追封为夏王;辽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又封李德明为夏国王、大夏国王,封元昊为夏国王。1038年,元吴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奄有今宁夏、甘肃及内蒙古伊克昭盟、阿拉善盟、陕西部分地区。因其地处西北,故辽、宋、金诸国人称之为“西夏”。总之,自唐末以来,随着党项势力之扩展,“夏”之名也随之扩大。     

兰州方言

第一章前言兰州是甘肃省会,解放后重点建设的新型工业城市之一。位于全省中部,扼宁夏、青海、新疆三省(自治区)陆路交通的中心,为“包兰”、“兰青”、“兰新”等铁路的枢纽,並以“陇海”铁路东经西安、郑州转通全国各地。甘肃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所谓“羲轩桑梓,河嶽根源”),兰州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就是我国和中亚、西亚以及欧洲、非洲东岸国际往还必经的要道。兰州地区的早期汉族居民大都由“西秦”(今陇山山脉及渭河流域一带)迁居进来     

古籍中“淮海”地域的变迁

在古籍中经常出现“淮海”一词。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淮海”原是泛指长江中下游,主要还是指江南;宋以后,“淮海”也还泛指长江中下游,但主要是指江北;明清两代,“淮海”为苏北里下河一带;近代,“淮海区”则更向北移动,即洪泽湖及其以北的徐淮地区。“淮海”,最早见于萧世怡的《淮海乱离志》,该书记载南朝梁末侯景举兵叛变,攻破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攻下台城(宫城),又分兵破广陵(今江苏扬州),吴郡(今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据“乱离”范围看,南北朝时期“淮海”是指长江下游、淮河与东海之间的广大地区,主要部分在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彭蠡湖中望庐山》诗中有句云:“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淮海途将半,星霜岁欲穷。”“彭蠡”,今江西省鄱阳湖。孟浩然诗中说的“淮海途将半”仍是指长江下游,主要又指江南。     

知识之窗

“中南海”的由来 “中南海”的”海”,是蒙古语“海子”的简称,是花园的意思。因它地处北京中南方位,故把这一带风景游览区称为“中南海”。此名始于元代,一直沿用至今。“四川”因何得名 春秋战国时期,今四川是巴国和蜀国所在。秦统一后,分全境为三十六郡,巴郡和蜀郡是其中的两郡。汉朝分全境为十三州,今四川属于益州。唐朝地方区划为道,今四川大部分属于剑南道,以在剑阁之南得名。宋代地方区划为路,先在今四川设西川、峡西二路,后又改设益州(成都)、利州(广元)、梓(三台)、夔州(奉节)四路,合称     

论李益

李益是中唐较有影响的诗人 ,其边塞诗承盛唐余绪而自成风格 ,为中唐最有成就者 ;其七绝与盛唐王昌龄、李白相比肩 ,有中唐七绝第一人之称。一、“文章李益”———生平及其它李益 ,字君虞 ,陇西姑臧 (今甘肃武威 )人。生于玄宗天宝七年 (748年 ) ,卒于文宗太和初年 (82 7年 )先后 ,是肃宗朝宰相李揆族子。代宗大历四年 (76 9年 )进士。初授郑县尉 (今陕西华县 ) ,后迁主薄 ,此后久不升迁 ,郁郁去职 ,浪迹燕赵河间 (今北京河北一带 )。先后于朔方 (今宁夏灵武 )、分宁 (今陕西彬县 )、幽州 (今北京西南 )军中幕僚 ,居边塞近二十年。宪宗朝 ,…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引得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何句读,如何释解,古之先哲多从义理出发,其语焉不详,今学者又多不得其要领,或望文生义、为己所用;或断章取义、任意发挥。“四人帮”时期,更是简单理解为孔子专制政治的愚民政策,大加批判。我们吸纳先哲义理之说,加之现代语法指示,又证以郭店楚简,求得真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译文:“(治民之道就是治民者)应使百姓遵从正道(而行),不应使百姓知道天道(是什么)。”进而引迪我们对其哲理内涵、心理内涵、教育教学方法思考。     

郑玄《三礼注》中的汉史资料[续]

二、经济类 《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赋敛财贿,……九曰币余之赋。” 郑注:玄谓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币余,谓占卖国中之斥币,皆末作当增赋者,若今贾人倍算矣。 贾疏:云“玄谓赋,口率出泉也”者,按《大府》云九贡、九赋、九功各别;又见《司会》云“以九贡致邦国之财用,以九赋令田野之财用,以九功令民职之财用,”贡,赋及功各别,赋为口泉也。是以郑君引汉法,民年二     

谭震林同志与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8年6月,新四军江南部队在陈毅率领下,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1939年春夏间,陈毅组织东进纵队进入无锡、苏州、常熟、太仓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以苏州县(今吴县及常熟县的一部分)、常熟县(今常熟县北部地区及沙洲县的东部)、太仓县为中心的游击区。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1940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东南局派谭震林(化名林俊)率领一批干部来到常熟,领导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谭震林从到达常熟至1941年夏天因日伪“清乡”而撤出为止的一年多时间里,宣传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抗日武装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培养了一大批     

“嶲”、“昆明”考

西汉时统称巴蜀境外的少数民族为“西南夷”。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大体总括了西南夷各部落的概况,在其列述的七个“君长以什数”的(约百十余)部落地区,还有“毋君长,毋常处”的巂、昆明部落。由于语多简略,故对于巂、昆明的情况至今不甚明了,以其方位而言,司马迁仅用了“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等12个字。一般认为同师在今保山一带,楪榆即今大理。依此,则巂、昆明之地西界怒江,北不     

课间偶识

一、《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梁惠王上》):“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前一“欲”字,我以为是衍文。疾,疾恨之意。战国时代,国君剥削奴役人民,十分苛酷,人民自然产生疾恨之情,这种感情,是自然的流露,并不是“欲”不“欲”的问题。就修辞来说,有前一“欲”字,觉赘;无则简净。这句上文是:“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可知此“欲”字是涉上下几个“欲”字而衍。二、《赵威后问齐使》(《战国策·齐策四》): “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这句的“威后”,疑是“太后”之误。前文有     

元明清时期的藏族

还在唐朝时期,吐蕃向甘陇、西蜀和云南西北部一带发展势力之时,藏族人口即以今西藏为中心,散及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一些地方。而元、明、清时期藏族的分布状况,基本上沿袭唐朝时期未变。 元朝时期,藏族的汉文书面记录名称仍作“吐蕃”。明朝时期作“西蕃”,称藏族主要聚居区的西藏为“乌思藏”。而云南西北部的藏族却被称为“古宗”。清朝时期称西藏的藏族为“藏番”,又因其地在祖国之西,故称“西藏”。而《卫藏通志》卷十五则说:“唐古忒,旧为图伯特国,在工布江达之西,又称为康、卫、藏。康即今之察木多(今昌都);卫即今之前藏(以拉萨为中心);藏即今之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也。”     

六朝时期江州的战略地位

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分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十郡为江州,设置江州刺史。其治所起初在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后来或治桑(今江西九江西南),或治半洲城(今九江市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统一全国后,改柴桑县为寻阳县,治所在湓口城(今九江市),从此定治于此。可见六朝时期的江州,其中心地区在今江西南昌市与九江市一带,管辖范围包括今江西、福建两省及湖北省之东南、湖南省之东部的广大地区,故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一、江州的形成始于东吴的经营江州的形成,本身就与六朝时期南北对峙,南方政权以长江天堑为防线,以抵御北方军队南下有密切关系。东吴时期,虽然还没有设置江州,但孙吴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却是由来已久。如: 江州之治所寻阳,本为县名,史称“因水名县,水南注江”,两汉时属庐江郡,东吴时属蕲春郡,其旧县在江北。如《通鉴》魏黄初七年(226年)载     

唃厮啰政权中的政教合一制统治

公元九世纪中叶,藏族社会在吐蕃奴隶制王朝崩溃之后,进入了地方政权割据的状态。适至十一世纪上半叶,在我国甘青一带逐渐出现了一个以河湟流域为中心、以藏族为主体的确厮啰封建地方政权。它以青唐(今西宁)为首府,辖区“占河湟间二千余里。河间有鄯、廓、洮、渭、岷、叠、宕等州。”在确厮啰政权存在的百余年间,和北宋王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河湟地区的政     

明代辽宁地区蒙古族的迁徙与分布

一、内迁民和降服民明洪武四年(元宣光二年,137工年),明朝为了隔绝漠南蒙古与漠北蒙古之间的往来,将大批塞外居民迁入内地。是年三月,徙山后民3万5千户于内地,徙沙漠民3万2千户于北平(今北京)。是时,故元溃散军民于宜州、兴州、锦州、川州(今辽宁北票市境)等地屯住。洪武六年为明军征服,安置内地。《明实录》洪武六年条载。“三月丁巳,燕山卫指挥朱杲奏:近领兵以山后宜、兴、锦、川等处搜获故元溃散军民九百余户,请以少壮者隶各卫为军,俾之屯守,老弱隶北平为民。从之。”     

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

一、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 宋代“泸夷”即宋代“泸州夷人”之简称,它不是单一的民族称谓,而是指在宋代泸州及羁縻州活动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泸州市(包括属县)及部分宜宾地区、滇东北角部分地区、黔西北部分地区。北宋政和年间,原隶属泸州的淯井监升建为长宁军(治今长宁县境内),辖区即原属泸州的很大部分羁縻州地。在宋代“泸夷”中,除乌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