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驳两岸“制度之争”论兼议“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制度之争”以及其所代表的两岸之间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争的观念在台湾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两蒋时期、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以及2008年以来，台湾当局基本延续了这一思维。但“制度之争”的本质是台湾当局与部分国际势力谋求政治利益的一个筹码，两岸之间存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台湾问题的本质。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化解两岸所谓“制度之争”、完成国家统一的最优模式。     

也谈清代同光年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

对于清代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问题,在一些近代史著作和论文中,已有所评述。一度是“派系斗争”说较为流行,将这场争论视为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与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爱国与卖国之争”说盛行,认为“海防”与“塞防”之争,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而是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也就是说,主张“塞防”者是爱国的,而强调“海防”的是卖国了。这些看法是否确切?是值得商榷的。     

文学与吏治之争辩说

支治与文学之争从武后到睿宗时，表现出一种合——分——合的趋势，并对开元、天宝年间宰臣的诗赋观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考论

王维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先后以诗干谒过张说与张九龄两位宰相，前者时间为开元十三年（725），后者则在开元二十三年（735）。王维上诗张说，纯为干谒者与被干谒者的关系，并因张说未能拔擢耿耿于怀。而王维自献诗张九龄后，即与张九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写下了“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的诗句，以表示对张九龄的汲引之恩永世不忘。认识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的亲疏概况，有助于对王维相关作品的具体把握与准确理解。     

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反对废除文言, 但不排斥白话; 反对文学革命, 但不反对改良文学; 反对新文化派所输入的西方文化, 但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 反对废除礼教, 但并不反对改良风俗。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本质上不是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之争, 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之争, 也即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这种论争反映出不同派别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的不同选择     

试论初盛唐过渡时期诗人张说

张说(667—730)是“开元宗臣”,又是文坛领袖,“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也是初唐渐盛时期的代表诗人之一,在唐代文学发展史上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对盛唐诗歌有导夫先路的作用。但迄今很少有人对他进行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有鉴于     

《艳阳天》：权力斗争的日常传奇

《艳阳天》所表现的主要矛盾冲突并非“阶级斗争”，而是萧长春、马之悦之间的权力斗争、品格意志之争。所谓“阶级斗争”其实只是萧马权力之争的附属物，政治风云的变幻只是他们斗争的背景，“阶级斗争”只是刷在作品表层的一层油漆。作品中“反面人物”马之悦的形象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性格比较鲜明独特。该书对正直人格的歌颂、对坚强意志的赞美、对进取精神的肯定，今天仍具正面意义。     

论《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成因及表现

在方法论方面，刘勰把佛教和其本人处理佛儒道三教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及佛教对待内部渐悟与顿悟之争中采取的“折衷”思想方法，用于创作《文心雕龙》的过程中，这是《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主要成因。《文心雕龙》的“折衷”原则主要表现在对待齐梁文坛文学创作中“法古”和“新变”之争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对待当时文坛文学批评中“奇”与“正”之争的关系上，还表现在对待文学创作过程中迟与速的关系和文学发展进程中渐变与顿变的关系上等方面。     

风起于青萍之末:丘东平抗战小说的另类表达

丘东平的抗战小说描绘炮火纷飞的战场，但不是对前线战事的简单实录；他的抗战小说渲染豪迈的英雄主题，但不是宣传流行的政治理念；他的抗战小说塑造英雄人物，但不是为了呈现“好”与“坏”、“勇敢”与“懦弱”等二元对立的命题。他的笔触锋芒超越了文学功利层面直指战争的本质和人物在战争语境下的复杂心理，描述战争给个体生命带来的摧残和人性的变异。在当时充满政治斗争气息的抗战文学格局中，丘东平的抗战小说显得别具一格和弥足珍贵。     

从马窦之争看班固等“反迁都”论战的实质

东汉前期“论都”成为文学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且形成了主张“迁都”和“反迁都”两个流派。本文以马、窦两大外戚集团的政治斗争为线索，对“迁都”之争的原因、走势及其实质进行考察，以揭示该时期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复杂性     

唐代文儒的文学与历史承担--从张说到孙逖

开元、天宝时期以张说、孙逖等为中心的几代文儒不只是同时兼具文与儒两方面的才能,而且是在思想观念、自我意识上将文与儒结合起来,由此开拓出不同于前人的文学观念,从而对盛唐士人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尤其是文学感觉空间的建构,影响至深.     

张说的贬谪文化心态及山水诗的美学追求

长期不为论者所重的张说山水诗,是其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的心路历程的艺术凝聚和物化折射,表现出凄婉文学的美感特色和贬谪文学的情感特色。张说不仅开拓了山水诗的诗体形式,而且创造性地将贬谪文学的情感内涵和山水诗的抒情策略融为一体,以自然山水为载体宣泄内心忧愤,确立了“山水抒愤”范式。     

尊孔反华挽救不了苏修新沙皇覆灭的命运

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1页)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之争,绝非一般的学术之争,归根结底,它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明显的表现。与此相联系,在历史上存在的“尊孔反法”与“尊法反孔”两种对立的思潮和派别,也绝非出于人们     

盛世才与苏联关系新见

盛世才在新疆长达11年的统治与苏联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能够在新疆坐稳与苏联在军事、政策等方面援助是分不开的，同样，与苏联的反目也直接加速了“新疆王”时代的结束；盛世才一改“亲苏”立场，绝不是偶然的，在思想上表现为“主义之争”，在新疆领土上表现为“归属之争”。     

尊孔反华挽救不了苏修新沙皇覆灭的命运

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1页)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之争,绝非一般的学术之争,归根结底,它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明显的表现。与此相联     

“国籍”问题之争：《九云记》是中国小说，还是朝鲜小说？

论文围绕古代小说《九云记》的“国籍”问题之争，即这部小说是中国小说，还是朝鲜小说的问题，以发人深思的材料，证明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从来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     

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讨论

本文介绍了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讨论的一波三折的过程,主要内容和应吸取的历史教训。此文认为这场讨论分三个阶段进行,围绕着如何理解和运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这个术语主要讨论了四个问题。在这场讨论中所吸取的历史教训是不要把弄贵理论是非的学术之争,搞成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     

试论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

信、达、雅之争和直译、意译之争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的延续.面对这场翻译标准的争论,不应各执一端.对于文质之争、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它们的本质并不是矛盾的,而应该是互补的.对此辜正坤先生提出的"多元互补论"就是很好的立意,有益于正确认识我国翻译史上一脉相承的翻译标准的争论.     

试论东晋南朝时期的佛儒道之争

魏晋佛教的玄学化使佛教得以迅速发展。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强,佛与道、儒之间的斗争逐渐展开并日趋激烈。其间较大的争论有“沙门不敬王者之争”、“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和“神不灭之争”,四次争论不仅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而且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