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颜渊问仁”章试诠——从“仁—礼”与“人—己”关系看孔子“仁学”

《论语.颜渊》篇的"颜渊问仁"章所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命题,是孔子论"仁"的总纲。古今学者多通过对其中"克己"、"复礼"、"为仁"三个思想要素的诠释,阐述孔子的思想。但是,从该章所包含的"仁—礼"、"人—己"这两层关系入手探究孔子的"仁学"思想以及他所追求的"仁"与"礼"、"人"与"己"相统一的理论目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周礼已经空洞化、形式化的情势下,孔子要"复"的"礼",是由他赋予了"仁"的内涵并以"仁"加以整合的"礼",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周礼";在"人—己"关系中,孔子强调"为仁由己",特别重视"己",凸显了对儒者"为仁"的自觉与自信的要求,表现了儒学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理性的特点。     

《论语》“仁”字新解——孔子仁学中的人际交互意识初探

无论是从"仁"字的初义探源亦或孔子对各类人伦规范的具体界定中,我们都可分析窥见"仁"中所蕴含的人际交互意识。这种人际交互意识以普遍人性为其立论依据。人际交互意识关注行为主体的双方,且认为双方具有一种互动与影响,所以为了将这种互动与影响导向正面,就必然要求己方由己出发,修身正己,也即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对方感知这种亲爱之情后,由于同情和互相感召的心理,会报之以同样的爱与敬,这样的一个过程,便可称之为"仁"。     

陈白沙的“立心”说与幸福价值观

陈白沙继承了原始儒学心性论德性进路,在体证、践证仁、善的基础上确立了"先立其大"的德性本体,此即"立心"说。在"立心"说的基础上,陈白沙继承了孔颜之乐的思想精髓,并将之发展成为自然主义。陈白沙的自然主义旨在阐释一种简易、自然、幸福的人生价值观,由"亲亲"之情及恻隐之心渐次扩充而达致至仁、至善,是一个承体起用、自然而然而无须助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喜悦情感体验即人生幸福。同时,在"人与天地同体"的一本论宇宙框架下,在"立心"说的基础上,陈白沙实现了人"与物浑然同体",在"道物无对"的人与物的关系中彰显了人性自由,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实现了幸福的人生价值观。     

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的人生观

梁启超将孔子的"知不可而为"精神与老子的"为而不有"精神视为人们安身立命的重要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责任心与趣味相统一的人生观。他强调人生的愉悦性、责任心、无功利性,指出我们要为生活而生活,勇敢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知行合一与宠辱不惊的思想不仅对当时的青年学生人生观的养成产生重要影响,也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的人生启示。     

作为嗣续光大“国民性”与“国性”的文学——梁启超1915年前后文学观的转变

1915年,梁启超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宣布将报国的方向由政治转向社会,其借改造社会以改良政治的思路与同样以该年为起点的《新青年》同人取得共鸣。但其思想中不断增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使他修正了对"国民性"等问题的负面认识,这与后者单纯的启蒙立场分歧明显。梁氏认识的转变反映在这一年写成的三篇文学短论中。他不再将文学视作改造"国民性"的利器,而是将其作为传承光大"国民性"和"国性"的重要手段。以此他指斥当下有害于国民和"国性"的"新小说",并将文学的发展联系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梁氏此期的认识转变预示着其投身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动向,其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主流话语的分歧也以此为开端。     

战国诸子著作的“三言”模式及其孔子形象的“重言”意味

《庄子》称其文由"寓言、重言、巵言"构成。其实战国子书大都具有《庄子》所说的"三言"模式。只是不同的子书中,三言所占的比例不同而已。诸子三言之体其实在史传文学中也有对应的形式。这是因为,诸子著作与史传文学一样都受到史官文化的影响。在战国子书中,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倾向,就是孔子或多或少是作为"重言"的角色出现的。战国诸子大多借孔子故事和孔子之言以自重,或者让孔子成为其学说的代言人。这是因为,孔子在战国时期已极具影响力。同时,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儒家学派又是争鸣、论战的百家之一。孔子的这种二重身份使其在诸子著作中成为复杂多变的形象。     

孔子“仁”思想与大学生道德培育路径

孔子虽处春秋乱世,但其"仁"思想普照于世几千年仍光彩不熄。从自爱到孝悌再到泛爱众,无不彰显孔子推己及人、和为贵之高尚。利用孔子"仁"思想与道德关系的辩证统一,通过"学"、"思"、"省"三步阶梯内化大学生的道德品质以形成良好的培育大学生的"仁"心;通过"礼"、"言"培育大学生道德行为。     

小议孔子说“不”

孔子说“不” ,数量多 ,密度高 ,效果好。在他认为的礼乐崩坏仁义沦丧的社会 ,孔子对一切“违仁”“非礼”的现象和言行 ,大声说“不”。孔子又是一个很注重文采和讲究修辞的人 ,常运用否定句 ,使得说话委婉含蓄饶有韵味 ,运用双重否定 ,加强肯定。对此 ,无论是在社会学、文学、阅读学、语言学、修辞学亦或是写作学上 ,都有借鉴意义     

孔子艺术哲学的悖论及和解

为研究孔子艺术哲学,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考证,明确了孔子时代艺术形态的构成,对“必有可观”与“君子不为”之间的二律悖论分别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孔子所论之艺,虽有大与小、一与多、本与末的区别,但从其“一以贯之”的兼通观立场看,艺之大小,全因执艺者能否通会天地人道而后定,道之大小的最后区分是守技而兼通,故“小艺”也能通“大道”;“小道”是古代艺术的同义词,其包括了古代艺术的不同门类,但孔子所观之道,不仅包括艺术,自然万物也被他纳入观德的对象,他强调道艺相辅,其“小道可观”被赋予了“游”的审美精神和“通”的人生境界,这就是孔子“必有可观”生存美学的精义所在;所谓“君子不为”,实则君子不专为、不一为、不偏为而已,其与道艺的大小本末和功用直接相关,其背后体现着治道者与为艺者的身份等级差别,艺之“不为”与“有为”的区别仅在于是偏工还是兼善;孔子将原本含有技术成分的“艺”提升到全新“道”的哲学层次,推衍为具有形而上色彩和普世价值的艺术理论,最终将这一表层矛盾的对立从义理和应用两方面加以会通和解。     

“她江湖”文学场与新媒体时代的“女性向”方式

"女性向"是一种将女性定位为主要受众群体的文化类型,由女性网络社群提供技术支持的"她江湖"文学场使"女性向"阅读成为可能,其建构了一种相对女性化的阅读接受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化解了私人化写作时期"看"与"被看"的文化尴尬,呈现了新世纪女性写作的某种新症候,并在类型化书写与反复出现的过程中影响到了公众的社会性别认知。     

论孔子哲学思想中的“仁”与“学”

孔子哲学思想中"仁"与"学"思想的研究是把握孔子思想之真义的重要环节.作为人性至善理解的"仁",不是以"学"为手段而成"仁","学"是一种生命的思想与目的,"学"的过程就是"仁"不断实现的过程."仁"与"学"在人性的意义上是相通的.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孔子的哲学思想更为真实,并体现出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价值.     

孑L子“仁”说与现代医患关系

从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立场,探讨现实问题,以孔子“仁”说为理论前提,并赋予其以新的时代意义,指导医学领域中医患关系的实践。首先,概括了孔子“仁”说的历史内涵,简言之,即“爱人”。其次,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孔子“仁”说对指导现代医患关系的现实可能性。即现代医患关系的矛盾冲突呼唤孔子“仁”说的指导,孔子“仁”说本身所具有的真理性,使其指导现代医患关系也成为可能。最后,联系现代医患关系实践,赋予孔子“仁”说以两个方面的新的时代意义,要求兼顾医患双方的利益,树立“人是目的”的理念。     

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论孔子的“仁”

<正> 孔子的“仁”,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系统的学说.这不仅因为他把社会生活中不同层面,不同关系的人与人相处的道德原则都一概纳于仁的统摄之下,更在于他把仁的精神灌注在他所建立起的有关社会和人生的各种理论体系之中.仁是孔子政治、伦理、道德、军事、法律、教育等思想学说赖以建立的基石.因此,孔子的仁学、博大精深.     

“绘事后素”

从孔子的"绘事后素"的艺术主张谈起,论述了艺术心境的特征,并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不充分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理"(理性、理论、思想)先"文"(文学、文学创作)后的创作模式,这破坏了作家艺术感觉的纯正性和完整性,无法达到"绘事后素"的艺术效果。     

“中国故事”与世界文学眼光 ——论曹文轩近年的长篇小说创作

本文对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后至今创作的长篇小说进行整体观照,认为近作将世界文学眼光贯穿于"中国故事"的书写中。在主题方面,将"中国故事"与世界性议题加以复调式呈现;在年长女性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融汇了世界文学视角;在艺术层面,将中国古典美学观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相结合。在近年的长篇小说中,曹文轩进一步加深了对写作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双重属性的认识,也为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如何叙述"中国故事"提供了一种思路。     

“亲亲之根”——再谈《论语》中的“父子相隐”

世初之初,我国学术界围绕孟子论舜的案例和《论语》“父子相隐”的观念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儒家伦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实际上,普遍与特殊这种西方式的两分模式并不是解读任何文明、文化、伦理价值的唯一标准,对孔子思想的真实理解应回到《论语》文本本身。“亲”“仁”“爱”“礼”只有层次上的差别,无根本性质上的对立,“亲亲”是“仁”“礼”之根源,血亲是人伦之情的发源地。重视家庭的儒家传统文化,超越一切功利的“亲亲之光”对缓和当今多元主义文化的冲突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论前期创造社艺术主张之成因

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是在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中作为一种策略被提出来的,创造社同人自己对此缺乏真诚的信仰,也没有真正践行这种艺术主张,一旦在文坛站稳脚跟,他们也就抛弃了这一主张,转而大力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和"革命文学",从而造成了所谓"方向大转换"的假相。     

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仁” ,是治国从政、修身齐家的思想要求 ,仁道的实现要靠“克己”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则是对“仁”的实施方法的具体解说。孔子的这一思想虽然是对当时的执政者提出的政治规范和人格要求 ,但这一观念已成了我们民族的共同心理 ,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悠久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