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景教“格义”论发凡——兼论“格义”之利弊

“贞观”之期步入中土的唐代景教,由于受制于入传之际的时空环境,受制于儒释道“三位一体”式的异质文化生态语境,为求新声于他邦,不得不效仿佛教“东扇”之初所择用的“格义”宣教范式,对中土文化资源进行广采与博取。然而,为何景教在历经如此这般的“格”致之后,最终落得的竟然是个了无痕迹的不“义”结局？“格义”之法自身有何利弊？景教“格义”的态势到底如何？景教“格义”的得与失究竟何在？诸如此类的论题．正是本文拟将开掘和阐释的论旨。     

陈寅恪“格义”研究发凡

《支愍度学说考》首次系统地厘清了中印文化接触史上的"格义"法病。在中国文化遭遇新一轮的西风东渐之际,敏感到"格义"现象的复生,并重提思想史上清算"格义"的旧账,绝非无历史感者所能然。而其所绘制的"格义——合本——新译——新义"的路线图,实为跨语际文化融合之常道。     

唐代中国景教与景教本部教会的关系

唐代,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境内展开传教活动,文献称之为景教。唐时,景教在中国境内并非孤立地开展传教活动,中国境内的景教人士与驻巴格达的景教本部教会组织有一定的联系与交往。景教自入华始即与本部教会组织有了联系,最初至长安的景教士阿罗本即为本部教会组织派遣而来。之后,本部教会组织继续派遣传教士至华,支援中国境内景教徒的活动,使景教得以在华继续传播。会昌灭法后,中国内地景教处于消沉状态,但景教在西域边疆地区仍有所流传。晚唐时期,在西域高昌地区,景教的活动与本部教会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高昌景教教团是景教本部教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教会分支。     

唐代景教入华之际的时空环境及其影响

唐代景教实为首叩中国大门的基督教。其入传华土,主要得力于自身的与外在的两大原因。而作为外在原因的入华之际唐帝国的时空环境与文化架构,宛若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因素,又有不利的影响。利弊因素间相互依存又彼此作用,共同影响和制约了景教的传播策略,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景教的最终命运。     

“格义”在孙绰佛教思想的应用

孙绰作为魏晋时期的文学家,人们对他的研究多停留在文学层面上。而作为居士、名士,他与多名僧人交往,他的思想中,佛教思想也占有很重要的部分。而在对佛教思想的解读方面,"格义"也成为了孙绰思想中重要部分。文章将通过对孙绰佛教思想中"格义"思想的应用加以阐释。     

景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景教在华传播的起点是今之新疆而非学界通常认为的西安 ;与在内地两度大起大落的历史遭际有所不同 ,景教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一直呈平稳发展状态 ,尤其是当唐末景教暂不流播内地时 ,西北边陲民族地区转而发展成为景教传播的中心和再传内地的源头。因此 ,长期以来学界有关景教在华传播曾经“中断”了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景教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中国与阿拉伯地区和西方文化的交流     

佛教“格义”法的起因

“格义”是佛教讲经时采用的一种方法,始于东汉之末,盛于魏晋,是中国早期佛教的一种奇特的现象。慧皎《高僧传》说:“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竺法雅传》)《世说新语》载殷浩读佛经,但不解事数之事,刘孝标作注云:“事数,谓若五阴、十二入、四谛、十二因缘、五根、五力、七觉之属。”(《文学篇》)因     

试论“格义”在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作用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一个历史典型。在这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格义”起过重要的作用。“格义”盛行于两晋,故习称此时为“格义”佛学阶段,但笔者认为,在佛教初传中原的汉魏时期已经运用“格义”传播佛教。两晋以后,“格义”的作用主要表现于促进般若学和湟槃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由于“格义”模糊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这就为“三教调和论”的产生和流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传播提供了思想依据。经过“格义”,使中国文化影响佛学,使印度佛教在中国被改造而变形,也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开辟了途径。因此,“格义”确实“影响于当日之思想者甚深”(陈寅恪语),不能仅以佛教“迎合”中国文化视之。     

格义与新柏拉图主义

本文主要对中国的"格义"在与新柏拉图主义在"基督教希腊化"运动中的作用做了比较与分析,指出了它们的几点异同,并指出,要在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不产生误解,必须将相似的现象作全面的分析。     

论“格义”手法在《般若经》中的运用

“格义”作为中国思想界理解印度佛教思想的第一种方法，在中国早期的佛教传播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就以“般若”典籍为例，说明早期“格义”手法在应用中的一些特点，既而阐述其最终的发展趋向。     

论景教的"他者"特征与景教碑的文化身份

景教 ,在西方亦称“聂斯脱利派” ,是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因其教义跟正统的基督教之教义相左 ,而被后者视为异端。这样 ,景教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就成了一个“他者”。在中国文化中 ,由于景教所传播的宗教思想跟中国传统思想在本质上的不同 ,它就更是一个“他者”。但景教为了在中国传播 ,它又努力跟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融合 ,广泛地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术语来阐释自己的教义 ,这又使得它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     

李白《上云乐》景教意蕴探蠡

李白乐府名篇《上云乐》是否含有景教意蕴,学术界颇有争论。揆诸文本并结合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西安所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敦煌景教文献与开封犹太人碑刻等相关文献中的旁证,可知"道"与"大道"可指异教法门,"元气"为景教士借用之道教术语,女娲、盘古之名为西方神灵的音译或意译,而李白的身世决定他接触景教士的机会极多,故而可推定本作品应当为景教歌辞,应作于唐玄宗或唐肃宗时期。     

从怛逻斯战役看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文明交往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观察,便会发现怛逻斯战役背后所隐藏的文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意义,即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流、互动、融合,其最直接的结果是造纸术西传和中国人对伊斯兰文化的深度考察、理解以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代情结与中国人的无意识结构

俄底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涵盖了弗氏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最重要的几个工作假设。然而，俄底浦斯情结是普适的还是文化的?作者通过研究认为，俄底浦斯憎结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人的无意识领域及人格结构化过程，代情结才是中国人无意识结构中的核心情结。     

论汉字书写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学界历来都非常重视文字和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其实书写方式对思维方式的影响更大。动态的文字是记录和传播,动态的语言是表达和交流。历史地看,文字和语言都必须完成于书写才能存留下来。材料、工具、对象之不同直接造成记录、表达、传播之不同,由此形成思维方式发展之不同路向。简重帛贵、字形复杂、刻录艰难等因素造成了中国古代片段的、摘要式的书写方式,形成了跳跃的、富于阐释空间的文本样式,发展了中国“直觉慧悟”的辩证思维方式。由此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作为中华民族之根的汉字和汉语,在现代思维功能方面与其他文字语言并无不同。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论打油诗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平民性

平民不仅可以是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普通百姓,也可以是过着现实世俗生活的并非贵族的文人。平民文学是比通俗文学雅一些,比贵族文学俗一些的文学。打油诗是汉语诗歌中长期流行的特殊文体,是中国正统诗歌的俗化形式和非正统诗歌的雅化形式,平民性是其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平民性主要分为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方面,它采用雅俗共赏的语言和文体,直接关注现实世俗生活,抒写平民性情感,揭示平民的生存境遇。打油诗不是大众的通俗诗歌,也不是贵族的高雅诗歌,而是平民的诗歌。打油诗体是汉语诗歌中正统诗体和民间诗体必要的补充形式,是汉语诗歌中最常见的讽刺幽默诗体,诗体具有稳定性,不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它不但受到喜欢附庸风雅的普通百姓喜爱,还受到生活在民间崇尚世俗生活的文人的格外青睐。     

甘肃民间说唱艺术《凉州贤孝》探索与研究

《凉州贤孝》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内容多是一些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述颂古今雄贤士、淑女烈妇、孝子贤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为主,寓隐恶扬善,喻时劝世,因果报应,为贤行孝等宗旨于其中,故名"贤孝"."贤孝"的唱词语言以凉州方言为主,通俗幽默,风趣生动,富有生活气息又蕴含着一定的人生哲理."贤孝"的音乐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唱腔曲牌,吸收了"凉州杂调"和地方民歌的丰富营养,充满着浓郁鲜明的地方特色.     

从“的”字的引入与使用谈近代汉日的语言接触

文章以近代“的”字进入文言并逐渐取代“之”这一语言变化为例，分析以汉字为媒介的近代语言接触给汉语带来的诸种变化，并追问产生这些变化的方式和缘由。研究发现主要有三:(1)“的”字进入文言起源于汉日近代的语言接触；(2)文言中首先出现了“～的～之～、～之～的～、～的～的”等与日语相近的新结构，体现了语言接触给汉语带来的变化；(3)新结构中的“的”字具有与日语后缀「的」近似的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