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的权利:《公》、《穀》释例举隅——春秋笔法与今文经学(上)

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理论,肯定了接受者对文本视界再创造的权力。这为我们考察今文家对《春秋》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春秋》无达辞"虽出自董氏,客观上却是《公》《》解经与董氏释经共有的逻辑前提。这一逻辑前提不仅为今文家释经提供广阔的阐释空间,同时也道出《春秋》的可阐释性和阐释的无限性的特点。《公羊传》、《梁传》对《春秋》"微言大义"、"褒贬书法"的训释,是《春秋》视界与今文家视界相互融合的表现;其"咬文嚼字"的功夫也有益于汉语训诂学、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     

阐释的权利:董仲舒释经方法论要--春秋笔法与今文经学(下)

董氏释经方法论是以“《春秋》无达辞”作为逻辑前提的。深察名号多用“形训”、“声训”、“义训”的训诂学方法加以阐释,其目的是以“天意”为依托,发挥以“名号”褒贬政治的权威性；推究辞指则从言意关系的角度加以阐释,其中尤以“见其指,不任其辞”,追求“辞”外之“指”为特色为关键,它构成了董氏经学阐释学的基本特点,即将《公羊传》形下的归纳作为他形上演绎的前提,层层推演,最后得出一个言外之“指”。从而完成了由《春秋》之义到《公羊》之义再到董氏之义的嬗变,并在方法论上与道家的“得意忘言”说有相通之处。     

春秋笔法: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技巧——春秋笔法与小说叙事(下)

古代小说评点家归纳出许多小说叙事技巧,但“春秋笔法”是中国古代小说最基本的叙事手法。《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的笔法与小说叙事技巧异曲而同工,依次表现为露珠映日一叶知秋,草蛇灰线绵针泥刺,曲笔回护褒贬有度,明镜照物妍媸毕露。总体特征是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即“春秋笔法”之尚简用晦而意含褒贬。     

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春秋笔法"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所体现出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司马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开创了"春秋笔法"的新境界。司马迁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史记》中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论权利冲突--兼与苏力、郝铁川、刘作翔诸位老师商榷

权利冲突是一个现实的法律问题,它根源于法的不确定性.权利之间既不存在等级序列,也不能得到平等保护,它们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应在个案中具体分析.在立法上,应增强法的确定性,从而减少权利冲突的发生;在司法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利冲突应注重实现个案正义.     

儿童权利的观念:洛克、卢梭与康德

儿童权利观念是在启蒙运动之后诞生的,洛克、卢梭和康德在儿童权利观念的启蒙上充当了先锋作用,他们奠定了西方现代儿童权利思想的根基.由于各自的政治理想不同,他们所建构的儿童权利观念也有着内在的差异.洛克在"有限政府"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的观念;卢梭在"道德理想国"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康德在"法律共和国"观念之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     

文化产业:学术阐释的原则与目的--代本专栏主持辞

山东省政府主办的“首届山东(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文博会”),选定“文化、创意、财富”为主题词,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山东师范大学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认为:“‘文化、创意、财富’短短六个字,完整地表达了文化产业的内涵和特征,尤其是张扬‘财富’的旗     

从心理深层开掘的力作--评张佐邦、王基巩《鲁迅文艺心理阐释》

本文以文学作品四层次结构理论为依据 ,以文艺心理学为主要研究方法 ,用一个鲁迅学专家的独特而深邃的眼光 ,对《鲁迅文艺心理阐释》进行全方位的审视 ,给予了客观、科学的评价。评论中不乏作者独特的发现和精辟的见解。     

一个文本的阐释史--《过客》研究综述

《过客》作为《野草》中独特的个案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青睐。《过客》研究历经大半个世纪 ,以 1 981年为界 ,前期是以“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诗剧形式”、“象征手法与意象设置”等为主的内部研究 ;后期发展为“比较研究”与“后世影响”等外部研究。总体来看 ,90年代以后 ,学术界过分重视其外部研究 ,作品内部的文学特质、审美诉求等等受到挤压 ,整个《过客》研究则出现了哲学化的倾向。用大视野方式 ,兼顾文本内部与外部的综合批评方法才是《过客》乃至《野草》研究的正确指向。     

《残疾人权利公约》视角下的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研究

近期发生在我国珠海市的自闭症少年被学校劝退一事,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窥斑见豹,现行法律政策下的残疾儿童受教育状况不容乐观。平等的受教育权是残疾儿童的一项基本人权。我国法律明确保护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并且通过"随班就读"让残疾儿童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2006年联合国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公约》,提出为实现残疾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缔约国应实施融合教育,把残疾儿童纳入普通教育系统。我国现行的随班就读政策还存在许多问题,残疾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未能得到全面保障。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应当采纳《公约》的理念和原则,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保证实施效果,促进残疾儿童受教育权得到充分实现,并最终实现社会融合。     

春秋：城邦社会与城邦气象

有一种精神是春秋精神,有一种文化是春秋文化,有一种风度是春秋风度,有一种气象是春秋气象。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形成这一时期文化风韵的基础是高度发达的城邑文明,春秋时代是典型的城邦时代,礼乐文明是以城邦文明为基础的。春秋时期完成了哲学的突破,以史学家为主体的哲学集团实现了哲学从神的哲学到人的哲学的转变,哲学达到了体系性的成熟。国史的出现意味着这一时期城邦史学的成熟,城邦史学的建立是以城邦自立为前提的。春秋还是君子由阶层的意义转向道德的意义,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即君子人格。     

吴越国家关系与分界的演变及对后世影响

春秋后期,吴、越国家关系演变导致吴、越分界处的演变.阖闾伐越前的两国边界为檇李(今嘉兴)一线;夫差伐越时将两国边界推进到钱塘江边;其后,因勾践采取韬晦之策,吴王夫差不断封还越人土地,以致勾践伐吴前吴、越两国边界又恢复至檇李一线.秦统一中国后,在原属春秋时的吴、越之地建会稽郡.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从会稽郡中析出吴郡.二郡以夫差伐越时的战时边界--钱塘江为界."吴郡"存在350多年,对这一地区的吴、越文化的交融,产生重大影响.     

春秋战国河南士阶层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

洛邑（今河南洛阳）是东周的国都。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政冶、经济、军事、文化与教育急剧变革的时代，地处中原的河南占尽了各种风气之先。本文从大量的史料出发，分析论证了当时河南士阶层崛起和私学出现的历史背景与嬗变过程，从而得出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士阶层崛起和私学出现均滥筋于河南的结论。     

春秋圣化大趋势与孔子之道“一以贯之”

春秋时代,周礼下移;春秋诸子,开启圣化大趋势;从民心到人性,从“有德”到“有道”,从礼仪到礼义,孔子之道“一以贯之”。     

新市民文学的文化姿态和写作立场——以卢卫平等人的诗歌为例

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新市民文学缘自新市民阶层的形成以及这一阶层感受和认知现实人生的心理内容与情感方式。新市民文学的创作者大多关注城市底层生活,以植根于乡土中国的人生启蒙者的文化姿态来写作。同时,创作者基于"故乡尺度"抑或是传统乡土伦理的写作立场,使得他们的作品感受冷静、思考理性、表达智性。在一定程度上,卢卫平的探索和努力的方向,应该就是新市民文学的方向。     

家族宗子:诗礼传家的责任主体——以春秋时期叔孙豹为中心

叔孙豹在鲁国理政期间,政治生态由以霸权为中心转变为以族权为中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叔孙豹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对诗礼文化进行多方面的理论阐释,与此同时,他率先垂范,以守"礼"、引《诗》以说"礼"、赋《诗》以明"礼"等方面的行为实践,对"诗礼文化"的传承与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出身于世族尤其是作为家族宗子的卿大夫作家群体继承西周的"诗礼文化"传统,以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为活动场域,以自身的行为实践,尤其是以文学创作为主要载体,在家族乃至整个社会传承与重建"诗礼文化",成为诗礼传家的责任主体。特别是自春秋后期族权渐次取代了君权之后,这种主体角色所发挥的功能越来越重要。     

道法自然,静默无为:社会运行的另类思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的社会思想

道是超越天地、万物的创生之源和最高存在,是个人存在、社会运行的终极根据。与其他先秦诸子的有为取向不同,道者以另类的逆向性思维,赋予大道退让、处后、谦卑、柔弱、清静、淳朴等无为特性,但大道无为而无不为,人心、世道必须遵从道的轨迹和运转方式。个人取法大道而返璞归真,摆脱一切文化的羁绊,摒弃巧智、情欲和价值观念,如此则杜绝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倾轧;社会管理者取法大道而实施无为之政,抛弃儒家规划的仁义、礼等人伦情感和社会规范,放弃任何可能扰民、虐民的政令,从而使社会在一种自然天成的状态中运行。因此,人遵道而无为,社会就会形成一种自然和谐的秩序。     

论春秋时期鲁东南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的特点——兼谈莒、薛文化因素之异同

通过对鲁东南地区以沂水刘家店子1号墓、临沂凤凰岭东周墓为代表的春秋时期殉人墓随葬青铜器组合与鲁南地区的滕州薛国故城1号、2号殉人墓、中原地区太原晋国赵卿墓随葬青铜器组合所做的比较研究,可见春秋时期鲁东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与中原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差异性较大。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鲁东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揭示出莒人及莒文化圈与周人及周文化未能形成像薛人与周人及周文化那样密切的关系,春秋时期鲁东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自身特点相当明显。历史文献记载所反映出的莒、薛文化因素的特点与春秋时期鲁东南及鲁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的考古发现能够相互印证。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心路"之一(1918-1925):反击生存虚无、实施自我救赎

本文基于一种完整、独到的存在主义哲学视野考察了鲁迅反击虚无、超越虚无的生命自救心路。指出1918年开始大量写作的鲁迅首先以写作这一行为本身确证了他对虚无沉潜中的“沉默自我”①的反击和超越,对自我生命的积极救赎,而在《呐喊》、《彷徨》之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有内在逻辑地看到鲁迅虽则艰难复杂、往复不已,但是也日益勇毅、日益果断的“战士真我”的“出世”路径。通过对《呐喊》、《彷徨》的细读,尤其是对其中一系列与鲁迅有着内在精神联系的人物形象的重新阐释,我们能够看到,鲁迅持续不断地“冲击”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生命自戕”倾向,艰难、曲折地走向对自我生命独立追求的真正肯定与坚守、对“苦难———黑暗———虚无”中的20世纪中国现实的真正批判与反抗。     

《太上感应篇》:宗教文本与社会互动的典范

以道教理念为核心，《太上感应篇》融汇了佛教和儒学的若干内容，大约成于北宋仁、徽二宗之际。其形成当与中国宗教思想的运动和平民的社会化密切相关。《太上感应篇》既是一套伦理系统，也是一套解释系统，还是一套仪式系统，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从一个纯粹的道教修仙文本转写成为一部化俗济世的善书，再演变成为一本全面的道德和社会手册，《太上感应篇》为我们揭示了宗教文本与社会的复杂的纠结关系──宗教文本的转写来自于社会的吁求，而一经转写，它又反而成为了社会再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