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孔教的形成与发展

源于中国儒教的印尼孔教自成立之始,就明确了其宗教性质,并逐步具备了"制度化宗教"的基本要素.印尼独立后,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印尼孔教历经磨难,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成熟、完备的"制度化宗教",成为印尼六大合法宗教之一.印尼孔教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儒教的宗教化、印尼化的过程反映出一部分土生华人的文化认同和华人身份认同,也显示出中国儒学传统超越历史时空的顽强生命力.     

《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引文及史实订补

《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发表颜炳罡教授《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一文,其中史实和引文有一些 疏漏,兹据有关文献予以补订,附带就个别问题略做商榷和讨论。     

民国诸文化保守派眼中的孔教运动

民国时期的孔教运动在尊孔读经问题上是与各种文化保守派有了共同的话语和旨归,然在孔教是否就是宗教问题上,孔教徒们与各种文化保守派却有截然不同的认识,也许是这个不同的认识彻底区分开了孔教徒与各种文化保守派的异同所在。尊孔之同路人在儒学是否宗教问题上而彻底分离。孔教运动连其同路人的文化保守派都大不支持,孔教运动之失败于此又得一因。     

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

孔教运动可上溯到维新时期。维新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其整个社会改造工程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础性工程。它力图借助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完成儒学的宗教化过程,实现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以期达到文化救亡(保教)的目的。民国时期康有为、陈焕章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维新时期孔教运动的继续,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造成儒家传统的断裂,此时的孔教运动已由文化救亡转向文化主位性的捍卫。孔教运动的领导人先欲借助光绪帝,后想依靠袁世凯、黎元洪等实现孔教国教化之梦,由此而染上了政治机会主义的污名,但孔教运动尊孔而不复古,它是儒学现代出路的一种尝试与努力。     

中国近代价值迷失与重建:以康有为孔教运动为视角的考察

中国近代以降,帝制的颠覆使得天命论失去了最终物质承担,人的存在价值失去了依据,社会出现了价值迷失的局面。为了应付价值迷失和对抗帝国主义的宗教文化侵略,康有为推行孔教运动,以统一国人的信仰,规范道德,整治人心,抵抗耶教,通过重建价值体系达到“救世”和“救心”的双重目的。     

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孔教"构思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把孔子学说宗教化,一是为了抵抗近代西方侵略,二是为了制衡专制君主,三是为了改良社会风俗,四是出于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求。经过康有为改造的“孔教”,发掘出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真理元素,并已留下了近代“西政、西学”影响的深深烙印,从而为“现代性”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因各种原因而未实现创教目标,从总体上看,康有为的早期“孔教”思想,为会通中西、推进中国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战后日本的对华文化政策——以郭春秧提倡的孔教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一战期间日本趁机在中国扩张势力引起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不满。日德在华的舆论战、二十一条引发的反日浪潮以及日英美在华的经济摩擦等一系列压力迫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政策。于是旨在拉拢中国民心的文化政策应运而生。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认识不到中国的思想界已经发生变化,受一名福建籍归化商人郭春秧的建议,试图将孔教运动作为联络中日亲善的工具。     

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孔教的兴起

印尼孔教源于中国儒学,是印尼一部分土生华人特有的宗教形式与文化认同标志。中国儒学在印尼的传播,伴随着印尼华人社会形成的过程,起初是通过华人家庭、庙堂、宗祠的祭祀和家庭、私塾、书院的文化教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印尼华人民族意识觉醒,开始自觉地维护华人文化传统,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孔教组织——巴达维亚中华会馆,明确宣布孔教为印尼华人的宗教,确立了孔教的基本教义;泗水文庙则开始实施每星期做礼拜的孔教仪式。     

民初孔教运动兴衰的历史考察

孔教运动萌芽于戊戌变法时期,兴起、发展于民国初期,袁世凯当政期间一度高涨,张勋复辟后趋于衰落。孔教运动由兴而衰的启示是:振兴孔学的关键在于孔子学说本身能否适应时代发展,而非其他外部因素。     

段正元孔教思想与实践

段正元是现代中国在民间弘扬儒学的大儒,他办道德学社,讲学各地,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其思想非常丰富,这里主要介绍他的孔教思想与实践。区分道与教:以道为本根,教为枝叶。孔子之道是智仁勇三达德下学上达之人道,孔子之教本末兼赅,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宜古宜今,宜中宜外。孔子集万教之大成,有教无类,开万教大同之先声,仍然有其现代价值。儒道佛三教合源,万教归儒。孔教踏实,不尚空谈,注重实行实德。段正元言行一致,躬行实践。今天需要以儒道为理念推行儒家思想,注重实际教化,建设和谐社会,推动和谐世界。     

辛亥革命后广东近代城市的发展(1911-1936)

辛亥革命后,由于实业发展和民国政府的推动,广东城市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镇及城镇人口的增加、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城市经济积聚的程度等因素,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尺度,以此为标准来看,南粤的城市化在民国前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德国与辛亥革命

在改变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中,德国无疑是当时干涉中国政局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 之一,而在此方面的专门著述却非常薄弱。本文揭示了德国出于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而竭力 反对革命和竭力维护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现状,以确保其重点放在欧洲争霸上,说明了 以德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必然是中国革命的敌人,但德国的努力也在客观上维护了当时 中国的领土现状,使其免遭进一步侵犯。     

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从现代化角度看,辛亥革命是鸦片战争后中 国现代化三条道路相互斗争的结果。 它对中国现代化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三个层面的影响,又被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运动整合为 一股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而使辛亥革命成为中国变被动现代 化为主动现代化的转折点。     

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与辛亥革命——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例

社会动员对于任何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这次革命的爆发与社会动员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作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够从文明争路发展为武装起义,除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外,更与成功的社会动员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川保路运动社会动员与历史上传统的社会动员既有继承关系,但更主要的是还体现了时代的创新性,这是一种在现代化背景下所开展的社会动员,其领导者、动员方式、动员内容都有着根本的区别,不仅效果显著,而且对其后的各种社会动员都产生了示范作用。     

基督教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早期的革命家中,基督教徒已经成为骨干力量,而孙中山则始终是个忠实的基督教徒;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是他们进行革命的肯定性精神力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重要基础则是孙中山所吸收的基督教文化;在总结中国近代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发展中的有价值成果,形成了辛亥革命时期文明的宗教政策,即政教分离的政策,这本身也反映出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     

"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

"辫子问题"和清朝的建立与灭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清军入关,以惨无人道的留辫运动建立了在全国的绝对权威,进一步使中国专制社会传统的泛政治文化的思维方式广泛传播.反清的政治集团和政治派别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辫子问题"上大做文章.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辫子问题"成了革命党人推进民主革命的有力武器.民初涉及全国的剪辫风暴,则成了辛亥革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追求个性解放、推进民主共和不自觉地联系在了一起.和清廷的留辫运动相比,民初剪辫风暴的最大特点是相对自由.这反映了历史的一大进步.     

辛亥革命的文化意义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次政治革命,也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从社会思想文化角度来讲,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政治原则对封建专制的否定。辛亥革命为在中国实现彻底的民主奠定了基础,打开了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     

辛亥暗杀风云的思想社会根源

20世纪初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大潮中曾兴起一股鼓吹并实施暗杀的潜流。其蔓延之广、影响之大 ,成为辛亥革命时期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为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这一社会现象 ,正确认识这一社会大变动中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 ,准确把握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及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历史背景中的政治主张和表现 ,本文谨就此现象产生的思想、社会根源作一力所能及的挖掘和阐释。一暗杀之所以能在 2 0世纪初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并风行一时 ,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的 ,归纳起来 ,不外以下几点 :1 .西方无政府主义及俄国虚无党…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与百年超越

辛亥革命体现了面临内忧外患、存亡绝续危机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寻求救亡图存、独立富强之路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现今不应忘却并且应该不断强化的历史记忆,对于维系海峡两岸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及其发展,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应该具有百年特点,不仅需要还原辛亥革命的史实真相,探讨辛亥革命的得与失,而且还应总结海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百年进程以及各个阶段的发展特点,用长程式与总体史的眼光,考察辛亥革命对中国百年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外交以及整个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