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写作与农民工书写——延安文艺的两种结缘方式

延安文艺思想一直贯穿在当代文学之中,成为当代文学或隐或现的精神脉络.它所体现的崇高政治理想和英雄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从“文革”中走过来的广大知青与他们的文本理想与激情.这与广大知青生活自身体痛感体验相结合,构成了知青文学的精神品格和文本焦虑.延安文艺确立的革命伦理,在打工文学身上得到了新的继承.进城农民工生存境遇与城市想象的落差,造成这些作家强烈的道德焦虑和价值焦虑,内心发出的朴素的阶级论,正好续接了曾经的革命意识形态,以一种强烈的抗击精神来面对一个外在的城市世界.因此,农民工书写的叙述伦理很大程度上源于民间最为原始的道德义愤和曾经影响深刻的延安文艺的革命伦理.     

"文学性"的审美道德位移与悖谬

文学领域的道德叙事转向,仅从社会外部把握是不够的;文学内部秩序的变动,同样可引发道德叙事的审美移位与价值变迁.近些年来,伴随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性"追求,以及对西方美学思想经验的移植,我们的文学产生不少耐人寻味的问题,如引进西方后现代的"道德悬置",却滋生反道德与道德虚无主义;高度倡扬"生命写作",却因缺乏对生命的批判而导致生命叙事的粗鄙化;在失去苦难的"革命"与阶级论讲述以后,因为文化传统习性的推波助澜,"苦乐叙事"大行其道,等等.     

当代文学苦难叙事的若干历史局限

当代中国丰足而鲜活的苦难叙事资源,却未能孕育出多少令人震撼的苦难叙事文学.建国初期苦难因作家的自觉遮蔽而缺席;"右派"与"知青"作家的激情粉饰态势使苦难的表达产生了话语的变异;创作上的当前意识导致了苦难叙事"彼岸性"的缺失;对某种假想价值的自我迷恋使超越苦难有了虚幻与刻意之感;怜悯效果的修辞导致了苦难叙事崇高感的匮乏.作家自觉而深刻的苦难意识的缺失,造成了当代文学苦难叙事的种种历史局限.     

历史禁忌消隐后的苦难神学

新时期文学苦难叙述起源自作家特定经验.苦难的本质即在社会对人的背约,作家们的苦难叙事具有自我救赎的文化含义;由于苦难密切联系着政治社会的宏大叙事,在新的语境下,作家普遍存在对苦难的意义膜拜,创作上"诗到苦难为止",这决定他们的文学叙事缺乏对苦难的审美哲学提升.     

乡土经验与世界文学——试论莫言与赫塔·米勒的文学创作的异同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中国作家莫言和德国作家赫塔·米勒都以自己的乡土经验为主要创作源泉,大力开掘各自故土负载的历史创伤和苦难记忆,借助彼此迥异而强度相似的美学想象,构建出了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的文学空间.他们的乡土叙事无疑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批判,但其魅力所在却是对残酷历史境遇中人类存在体验的特殊美学表达,其中折射出了文学自身对现实压迫和精神困境的反抗力量.他们书写的乡土图景从内容到形式都瓦解了19、20世纪的浪漫想象和革命叙事,对立于以城市诗学为表征的现代文明及现代美学,表现出对文明与野蛮交错的复杂人性的重新探问.在丰富多元的世界文学中,两位作家恰恰依仗经他们美学改造而意蕴深厚的乡土经验占有了特定的地位.     

游走在城乡之间——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的苦难叙事

＂乡下人进城＂早在城乡差别产生之时就进入了文学的视野,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母题之一。新世纪小说中有关乡下人进城书写,展现了进城乡下人在城市文明和农耕文明冲突中陷入身份危机、生存两难、游荡漂泊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境遇,体现出作家对进城乡下人这一弱势群体的现实关注和人文关怀,隐含着作家对城市化语境下乡土叙事的思考与探寻。     

苦难叙事与20世纪中国文学

苦难具有深刻的精神向度和人生质感,表现了生命的本质,产生出艺术美感,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文学对苦难的叙事能产生审美力度和精神力量。20世纪中国文学的苦难叙事曾经走入单一化,但世纪末开始回流。     

理想主义还是价值误区?——对梁晓声“知青写作”两种“误读”的基本分析

根据梁晓声小说《知青》和《返城年代》拍摄的同名电视剧,曾先后"热播",引起人们对梁晓声知青文学写作的又一次关注。对梁晓声的知青叙事,一直存在着两种批评声音。持肯定意见的人,把梁晓声笔下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理解为作者的"青春无悔";持反对意见的人,以为作者的知青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来自其"认识误区"和"价值误区"。上述两种意见,其实都是"误读"梁晓声。前者,没有看到梁晓声"知青叙事"存在着相当的"代言局限",作者的知青叙事与知青历史间有着极大的描述障碍。后者,没有看到梁晓声的知青理想主义,除作者个人原因外,有许多是来自知青运动本身。无论早期知青运动,还是"文革知青"运动,其间始终没有离开过理想主义。而无论知青运动是什么,它都是一代知青们的青春过程。应当把梁晓声的知青叙事,只看做是他个人对知青和知青运动的一种理解和解释。对于知青和知青运动的理解和解释本来就不应该只有一种,应当、也必然是多样的。     

地域文化视阈下新时期秦地文学的苦难叙事

新时期秦地作家面对饱受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的三秦大地,以忧伤苦涩的笔调描绘黄土地上的悲苦生存、屈辱情感和心理渴望,赋予秦地文学浓郁的苦质精神。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秦地文学的苦难叙事深具三秦儒家文化的底蕴。路遥、陈忠实的苦难叙事深受儒家观念支配,而贾平凹的苦难叙事则以儒为底而兼纳庄禅观念。     

试析尼采肯定生命的价值倡导

尼采所倡导的“肯定生命”指的是肯定和维护整全且具活力的个性化的创新生命。主要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肯定包含苦难的苦乐生命;肯定包含无意识机能的身体生命;肯定包含过去的过程生命。尼采通过这一倡导实现了对柏拉图主义超感性道德理想的批判性超越,有力地开启了后尼采时代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对人的生存、生命的持续而热烈的关注。这一倡导的根本局限在于盲目人的生产性,陷入了价值指向上的表面性、不确定性以及轻视理性反思的错误。     

作为形式反拨的悲伤自叙传——新时期和文革时期知青小说文本形式之对比分析

新时期知青小说在文体形式上采用了与文革时期知青小说相对抗的新形式:一、文革时期知青小说的全知叙事在新时期知青小说中转为限知叙事;二、文革时期知青小说中的"凡人看异人"模式在新时期知青小说中转为自叙传;三、文革时期知青小说中高昂明亮的喜剧色彩在新时期知青小说中转为浓郁的悲剧气息。这三种情形源于知青文学叙事从依赖政治权威向依赖个体经验的转变。     

成长的困惑与突围——论北大荒知青文学中的"铁姑娘"

“铁姑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独特的存在,北大荒知青文学对于“铁姑娘”人生所包含的历史、人性和精神文化内涵的开掘要比其他知青文学深刻而独到。尽管北大荒知青文学中“铁姑娘”形象群是复杂体的聚合,人物个性差别很大,但都没有偏离时代的共同本质,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去反映这一时代的特征,这是北大荒知青文学创造“铁姑娘”形象的终极目的。“铁姑娘”形象完成了知青新人形象的建构,体现了一代女知青成长的受困与突围,更彰显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类形象内蕴的张力凸显出中国妇女解放进程的艰难和沉重。     

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流变与省思

作为新世纪十年最醒目的文学现象,底层叙事在它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立场得到广泛注目与肯定的同时,其对苦难的过分渲染堆积,以及人物性格简单化、故事结构模式化的倾向也一直受到诟病,这无疑成为底层叙事亟需突破的写作瓶颈。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的分层、流动和变异现象受到作家们的重视,成为其书写视域拓展的重要表征。然而从更高的审美追求来看,底层叙事还更多地徘徊或止步于叙述对象与书写形式的变化方面,而并非艺术水准的真正提升。在对底层叙事进行整体性观照的同时,可看到由于消费主义时代大众文化的影响和过于贴近生活的书写现象,使得底层叙事缺乏精神资源的支撑,而这种精神资源须从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代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中去寻找,使底层写作的叙事空间和审美品格得以拓展与提升。     

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的城乡困境书写

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敏锐地感应时代的脉动,对进入城市的"异乡人""边际人"的生命处境和身份建构表达充分关怀,同时也对现代化浪潮中乡村的命运予以深切关注。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聚焦于"进城"的前因后果,着重围绕城市文明的弊端及乡土文明的现代转型展开叙事,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外延,传达了作家的现实关注及人文关怀,但同时也存在叙事伦理偏执、创新缺失、类型化、符号化等局限。     

“问题叙事”与“诗化抒写”:解放区文学实践中的个性表征——以赵树理、孙犁为中心

如何叙写革命、如何呈现解放区的现实人生,在解放区文学实践中有着值得总结的丰富性。赵树理和孙犁分别表征着解放区文学的两种最具个性价值的文学实践。由于在创作对象和价值立场上一直有自觉的选择,赵树理的小说往往既能印证解放区文学的目标期待与宗旨,同时,其特殊的问题小说意识及其形成的"问题叙事"还能表现出某些尖锐的思考。孙犁则以不凡的创作实绩构筑起一个革命"史诗"之外的抒情叙事体式,显示了乡土叙事形神兼备的新进境,也确保了解放区文学理应具有的丰富性。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论"生态人"之维--对人类新文明的一种解读

人类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人的存在形态则由“道德人”过渡到“经济人” ;当下正向生态文明转移 ,“生态人”作为新型文明主体承担者 ,正以其特有的精神气质推动着当代人的生存方式的革命变革 ,实现对人的重新塑造 ,从而表征、创造和建设着新文明。     

无法超越的自我——论知青文学的叙事策略及其不足

知青文学的基本叙事策略被固定表述为“青春无悔”、“乡村情怀”等心灵化内容和“一代人”的群体性话语模式 ,建立在“知青视角”上的这种叙事策略 ,使知青文学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群体性情感特征 ,同时也带来了局限和不足 ,制约了知青文学的超越可能。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质疑现代性主题与叙事

追求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但在这主流之下还存在着“质疑现代性”的文学支流。质疑现代性文学与中国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存在着精神联系,其基本主题和叙事是刻意营造乌托邦化的生存乐园世界,美化乡村生活、乡村文明及其所体现的传统和本土文化的价值,抨击和批判现代文明、都市文明,在现代与古代、文明与野蛮、城市与乡村的价值对比中提倡逃离前者而回归后者,并以具象的方式对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思想价值观念进行了背谬与拆解,表现出中国质疑现代性文学的诉求与特点。     

“乡土”叙事:京派文学母语写作的典型症候

在文学中国,"乡土"是文学叙事的永恒话题,与其时主流文学的"乡土"叙事意在拆解和批判不同,京派作家则在母语写作这一体现生命存在意义的行为中重构"乡土"叙事的逻辑,"乡土"这一审美时空、人文环境在京派文学中被开发并拓展,有关"乡土"的叙事行为被转换为诗意的抒写。作家们借此从容地传递着母语文学的血脉,为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可供遵循的创作方式和文学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