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婴诗学的宗孟倾向——论《韩诗外传》对孟子诗学的接受

《韩诗外传》与孟子诗学存在承传关系。主要表现为:在韩婴的诗学传承谱系中,孟子被置于一个仅次于孔子的重要环节;在诗学观念上,韩婴接受了孟子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诗学观,并将这一观念应用到诗学实践;在用《诗》方式上,韩婴继承了孟子的"引《诗》证事"特点,使得《韩诗外传》在传《诗》方式上,颇"殊"于齐、鲁两家诗。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魏源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发

自孟子提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之后,历代多有训解。魏源对历史上以颂、正雅或是变风之亡等来训解《诗》亡的各种说法都给予否定,认为应该从王者之迹熄来理解《诗》亡,只有这样的理解才可以认识到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法的微言大义,知晓《春秋》是对王迹的承接,而《春秋》承接王迹是通过五霸来实现的。与以往人们论五霸多推尊齐桓、晋文不同,魏源特别称许楚庄王,多或少也有赞美清王朝的意味。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从史"义"说思想与社会的互系

随着价值相对主义愈益逞辩于人文学术的腹地 ,史学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先前所谓“历史本来面目”的执著渐次松开后 ,史学须得找到一个新的阿基米德点以获得人们的再度信赖。人们当然可以更多地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话语那里觅取希望 ,这里却情愿借助中国史学的资源探求另一条蹊径。一、从《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说起中国史学的源头可追溯到经由孔子笔削之《春秋》,尽管这之前早就有了诸多编年性的纪事文献。孟子曾如此评说《春秋》的发生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     

孟子《诗》说与汉代《诗》的经学化——以鲁诗"四始"说为例

鲁诗"四始"说不仅是对鲁诗诗学价值的最早定位,同时也是对汉代诗学意义的首次系统化表达.然而从清代开始,"四始"说被视为无人能解的学术之谜,通过对"四始"说与孟子诗学观的比较会发现,鲁诗"四始"说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说的继承.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诗"四始"说的真正内涵,也有助于理清孟子与香诗乃至整个汉代四家诗之间的诗学渊源.     

"诗亡而后春秋作"新解:韵文史诗向散文史书的嬗递

“《诗》亡而后《春秋》作” ,通常的解释是《诗经》因王者之迹熄而式微 ,《春秋》应运而继之代兴 ,世风大变。这种释义对文体递变和记史方式的演变未加注意。本文认为不但可以从政治义理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 ,更可以从记史方式的韵散嬗递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诗”指“史诗”类记史记事韵文 ,而“春秋”则指散文体史书。《诗》亡而后《春秋》作是历史叙事方式的重大转变     

在风骚之间——文学史散论之三

先来说问题的提起。 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诗歌是语言艺术的开始,是文学的第一代。中国古代诗歌的第一部总集——《诗经》,标志着诗歌发展的成熟程度,它的内容的丰富和强烈现实主义精神、艺术的绚丽多彩和赋、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都说明诗歌发展的长河已经浩浩汤汤,蔚为大观。但是,在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中,从《诗经》到《楚辞》,在“风”、“骚”之间,大都是一段诗歌发展的空白。而在约三百年的诗歌空白时间中,则填补以“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似乎真的如孟子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先秦诗歌与先秦散文是以数百年为时间段落轮替发展的。或者象李维《诗史》所说“诗学中断,寂寞且数百年。”如果真的如     

论孟子的经典之学

孟子的确“长于《诗》、《书》”,但赵岐“通五经”之说并不确切。在孟子眼中,经典文本乃是王道实录与仁政典范。如果说苟子从经典中读出了“隆礼”一词,孟子则从经典文本中读出了“王道”二字。孟子评述经典的著名命题和对《诗》、《书》的称引均能鲜明体现这一点。而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等经典诠释方法与其诠释实践完全一致,是其以自己的思想系统契入经典世界时的理论自觉。     

孟子与《诗》学相关的弟子考

孟子弟子中与《诗》学相关的至少有孟仲子、高子二人。高子作为孟子弟子却一直存在争议,其深层原因在于有二位“高子”,一位是长于孟子的高行子,另一位是孟子弟子高子。《毛诗》两引孟仲子;引高子之处见于《毛诗》一处、《韩诗外传》一处。《毛诗》、《韩诗》中的“高子”都是作为孟子弟子高子出现的。盂仲子、高予是孟子弟子中得孟子《诗》学之所传者。     

汉代“兴喻”说

汉代“兴喻”说萧华荣＂兴者喻＂、＂比兴等为譬喻＂①，是汉人的共识与通说，而不同于孔子＂诗可以兴＂之＂兴＂为起发、感悟。孔子诗＂兴＂论的背景是春秋用《诗》（《诗三百》），汉人诗＂兴＂沦的背景是解《诗》（《诗经》）。汉人解《诗》虽也归趣于用，但那是另一种...     

探求孔子、孟子和荀子三家说《诗》的特点及原因

儒家学派三位大师的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说《诗》的内容和目的也不尽相同，孔子说《诗》着重于道德教育，孟子说《诗》重点在于辩难，而荀子说《诗》却重点放在其文学价值上。     

立体多元差异──山区多民族元江县实现小康特点

立体多元差异──山区多民族元江县实现小康特点杜玉亭＂小康＂概念最早见于先秦著作《礼记》。《孟子》一书对它的描绘是：＂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即小康是较为殷实安康的社会。儒家经典二千多年前提出的这一社会经济目标，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一种美好理想。１...     

论中国诗歌的补亡精神——以《文选》补亡诗为例

束皙的《补亡诗》被列为《文选》诗众体之首,具有明补《诗经》之佚失、暗补填笙乐之歌辞两种意味。它既是西晋尚古、拟古等文学复古思潮的反映,又与当时因贵古而托古、补古的风气相关。梁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尚古重源的儒家文体流变观以及《文选》的选录标准等原因,使得萧统将束氏《补亡诗》置于《选》诗之首,这就为后世的诗坛树立了一个典范。无论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从广义的角度,据事虚拟式补亡诗多有出现。这种补亡传统的发扬为小说、戏剧的发展作了铺垫。     

重“工夫”轻“本体”——谈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所贯穿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探讨明代灭亡的原因时,许多人认为明亡与心学的空疏有关,更有甚者,直接把明亡的原因归因于心学,这是心学重要继承者黄宗羲所不认可的。黄宗羲在＂工夫＂与＂本体＂孰重孰轻方面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在编著《明儒学案》时充分贯彻了这一观点。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编著中充分贯彻了重＂工夫＂轻＂本体＂这一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是规范阳明心学的重要法则,也是判断阳明后学是否为心学＂的传＂的重要参考。同时,树立重＂工夫＂轻＂本体＂的心学发展脉络既是对那些心学亡明论鼓倡者的纠正和鞭辟,也浸透了黄宗羲捍卫心学门户的心理历程。     

是现象还是规律——对“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的质疑

《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第十期发表蒙文通先生“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蒙文企图解决周代学术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提出了学术分期。蒙先生说:“当时的《诗经》和《尚书》常被当作一书”。而《诗经》和早期的《尚书》均属于文学作品,因而在《诗经》以前应属于文学时代。在《诗经》结束的年代,《春秋》、《语》、《国语》等书相继而起,而《语》、《国语》均属编年的历史著作。“这正说明了《春秋》的记载是衔接着《诗》的。这不正符合孟子所提‘《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春秋》继《诗经》的说法吧!”由《国风》变为《国语》,从而由文学时代转入了史学时代。蒙文又云:“到了     

孟子“不动心”思想探析

孟子“不动心”思想探析萧仕平对于孟子的＂不动心＂，不少论者都有所注意，但其结论多仍有商榷余地。笔者认为，从《孟子·公孙丑上》看，孟子的＂不动心＂与同出于该篇的＂勇＂、＂志＂和＂气＂、＂浩然之气＂是一气呵成的，它们是孟子循序同一思路而进发出来的互有联系...     

从《孟子》析伯夷形象

《孟子》中的伯夷形象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复杂的形象,才引发出了更为复杂的精神内涵。在孟子看来,伯夷之＂义＂是伯夷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但在《孟子》中却并未明确提及,而只是阐发了伯夷之＂义＂的两个重要内涵,即＂忠＂和＂清＂。但对于伯夷之＂清＂,孟子却又持着正反两个观点来对待,即正面的伯夷之＂廉＂和反面的伯夷之＂隘＂。＂隘＂是孟子对伯夷批判的地方,＂廉＂是孟子对伯夷最为欣赏之处,而＂百世之师＂则是孟子在＂廉＂的基础上对伯夷的最终概括。     

情：王船山《诗经》文学诠释的核心范畴

王船山围绕＂《诗》道性情＂这一命题,以情说《诗》,将《诗经》与其他经书区别开来,从情着眼,肯定《诗经》中的说理诗、叙事诗,突出《诗经》情景描写中的情。船山以情为出发点与联络点,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接受理论,视情为《诗经》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媒介。基于对情的正确认识,船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情爱诗的价值。可以说,情,是船山诠释《诗经》的核心范畴。     

张仪史事辨

张仪史事辨晁福林在战国中期的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家张仪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和张仪同时的人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足可见张仪和其它纵横家叱咤风云的气概。尽管孟子不称许这些纵横家为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