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进取性及保守性与康德哲学的关系

戊戌维新运动的健将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为救中国,他在一段时期内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国家的思想武库中寻求真理,从一九○一年至一九○三年,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大量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他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启蒙人物。但是梁启超这段时期,仍然积极地为保皇党卖力,反映到他的宣传上,其言论又确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味道,因而后来一再遭到革命派的批判。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偏于批判他阻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并把他进步的一面视为投机、欺骗。近年来有些研究者比较重视他启蒙宣     

梁启超作为“保皇派”报人的新闻史辩伪

传统新闻史通常认为,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一度堕落为"保皇派"报人,但这恐怕是一个历史的误解。通过梳理梁启超先生在戊戌政变之后的思想理路,我们很容易发现,梁氏虽在名义上成为保皇党的领袖,但其思想却与"保皇"思想大异其趣。在这一时期,他积极鼓吹自由主义、倡导民智民权、主张"破坏主义",放弃保教思想,而与康有为在政见上龃龉不断,乃至分道扬镳。梁启超从未与正宗的"保皇"思想和光同尘,他始终都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卓越的思想启蒙者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阶級斗爭与社会思想領域中是一个有着长期影响的人物。他自从1895年“公車上書”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到1929年死去为止,經历了一个充滿着波动与变化的时代。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活动是横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两个时期之間的。这段时間,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是阶級斗爭极为复杂尖銳,社会变化空前剧烈的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梁启超从他的地主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出发,随着时代的波动与变化,开展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和宣傳活动,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开展关于梁启超的討論,以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分析和評价梁启超这个历史人物,无疑会有助于我們对于中国近代阶级斗爭規律的掌握,有助于培养我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来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和評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关于对梁启超的評价,解放前很多历史学者和評論家們,往往惊叹于梁启超的“博学”和“才能”,孤立地从某个方面夸大他的影响和作用;或者拿他初期的进步性来概括他的一生;或者脫离他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改良主义的企图来抽象地論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这显然是錯誤的。这一点,胡繩同志在“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发表于1948年出版的《讀書与出版》第三、四期)一文中已经指出来了。解放后不少同志进一步开展了对梁启超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成績。但值得提出的是有些評論梁启超的文章,仍然有脫离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与企图来研究他的倾向,因之,在某些問題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結論。为了有助于討論的开展,我們特就下列两个方面的問題,发表自己的意見,以便进一步引起討論。     

张之洞利用外资的思想

利用外资的思想是张之洞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中法战争前,张之洞是站在洋务派的对立面,指责洋务政策的。对于利用外资,也持反对态度。但不久却一反这种态度,大谈“讲习洋务”,“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而且极力主张借用外资来办理一切洋务活动。甚至还主张容许外资在华设厂或中外合办企业。他思想上的这一转变是有原因的:第一,中法战争的爆发,使他开始注重于对外关系。战争期间,他借用外债,以购买或制造枪炮,取得了一定的效益,萌发了利用外资来改变中外强弱之势的思想。战后,他就先后与英、德、日等国的资本势力发生了关系。第二,由于甲午战争后的巨额赔款,使清政     

应实事求是评价梁启超——《梁启超传》读后感

梁启超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是提倡诗界、小说界革命的新文化传播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虽曾和孙中山联系商议合作,但终于为其师康有为所掣,做了保皇党。辛亥革命之后,他谋位于军阀,站在反动派的方面,反对革命,晚年犹反对共产党。对于他在政治上的反动观点、反动行为,毫无疑问,是应该批判的。然而,梁启超这个人物是极其复杂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政治     

孔子“四教”刍议

<正> 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总要涉及教育内容,但每谈及这个问题,则常有人以《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为据,认为他的施教内容就是文、行、忠、信。这种说法似有些简单化,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单从字面意义看,把“四教”作为教育内容来理解亦无甚不妥,但这些内容是施于哪些弟子的呢?是施于所有弟子还是施于部分弟子呢     

论王通的思想特质

王通是隋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但长期以来,他的思想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与后世的一些学者对王通及其思想特质的不公正评价有很大关系.有些学者说王通其人“志趣卑下、缺乏自立精神”;说其思想“依傍前人”,“拟上圣述作”,缺乏创新,实为“著述界的优伶.”(参见〔宋〕钱易《南部新书》刘??读《文中子》的记载;     

保皇党和天主教的立场决定了巴尔扎克的世界观是完全反动的

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为他保皇党和天主教的反动立场所决定,並没有什么合理的、正确的、进步的因素,而是完全反动的。他批判金钱决定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現实,是为了赞扬垂死的封建主义。宗教和君主政体始終是他整个作品的灵魂和支柱。     

纽拉特的科学哲学

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维也纳小组成员。但是,纽拉特却是一个颇具反叛精神的特殊人物。他的特殊性就在于,他的哲学思想在本质上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但在许多具体观点上,又有自己的独特思想,有些思     

关于康有为的评价问题

康有为是参与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关于苏轼的文学理论批评

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的诗、词、散文的创作都达到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最高的成就,但他的世界观中存在较复杂的矛盾。在政治上,他一定程度同情人民痛苦,有改革弊政的要求,但又反对王安石比较激进的新法。他的基本思想属于儒家,又出入佛老。他有儒家关心现实、积极入世一面,但也有中庸调和的保守观点;他借助于佛老思想使自己观察问题比较开朗通达,却又带有严重的消极虚无主义倾向。这些观点在他思想中相互冲突着,又相互渗透、制约、影响着。例如他企图以无为而治来实现政治改革,曾说:“智者所图,贵于无迹。”(《上皇帝书》)“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王者不治夷狄论》)他又企图以超然物外来认识现实,适应现实,曾说:“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宝绘堂记》)以及《超然台记》所谓“游于物之外”,以达到“无所往而不乐”;都是具体的表现。他这种思想的社会阶级根源是:在政治改良运动中新旧势力斗争和党派倾轧日益激烈的条件下,苏轼作为一个从中小地主阶级逐渐上升的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当时社会危机,企图改变现状,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比较安定,这是符合他本阶级长远利益的;但又反对这种改革过多地触动他本阶级的狭隘利益。他为了本阶级的利益投入复杂的政治斗争,又企图从政争的旋涡中逃避出来,保全自己。这些矛盾构成了他思想的复杂性,而上述这种复杂的思想观点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他的文学观中。苏轼在文学理论批评的领域中,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并作出了不少发展,推动诗文革新运动的前进,但其中存在许多消极因素,必须严肃批判。他的文学理论批评主要有下列这些特色:     

阿Q的反抗性和革命性

近年来,关于阿Q的革命性问题,重新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凡是留心阿Q研究状况的人大抵知道,过去有些人习惯于夸大阿Q的革命性,把他说成是革命的农民,把他的革命说成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先导,认为作者在他身上体现了革命农民的本质,展示了农民革命的远景,也寄托了自己对农民革命的希望。因此阿Q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所流露出来的“威福、子女、玉帛”的狂热欲求,也被笼统地赞扬为农民的革命理想,是阿Q所以成为革命农民的标志,也是作者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表现。这种说法从五十年代以来,对我们有甚大影响。但却是不符合作者本意和作品实际的。现在有些人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否定了过去的说法,然而,有些研究者又从另     

萨特偶然性思想述评

对于人存在的偶然性的强调，是萨特哲学的一大特色。而且这一思想贯穿其一生，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保持不变的思想之一。萨特很小就有一种对于自己存在的偶然性的意识。这是出对他早年的经历——丧父、寄居外祖父家、因母亲再婚而产生被遗弃感所致。但那时他这种意识还只是潜存的。后来在读高师文科预备班时，仿佛是突然地，偶然性的思想在他头脑闪现出来，于是他把这记在他的第一个哲学笔记本上。到巴黎高师，他进一步确立了这一重要思想。他对西蒙娜·德·波瓦尔说，他把它看成世界的尺度，相当于命运之于古希腊人那样重要。他认为这一观念…     

“王道”的再发现:传统文化与孙中山的国际观念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中国政治文化中“王道”的理念,发挥自古以来的“大同”思想,来构筑自己的国际关系思想体系.他提倡以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来改变当时以西方“霸道”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格局.他提出以传统的中国文明为基础,超越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超越近代世界几百年来西方列强奉行的大国强权的规则,扶倾济弱,主导世界进入天下大同的境域.孙中山提出这种思想,以近代西方列强欺凌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为背景,具有现实政治的原因.他的这种思想也是晚清以来的思想家们倡导大同理想的延续.孙中山的追求虽然只是一种理想,但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论黄炎培一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黄炎培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经历清朝、北洋军阀、中华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个历史时期。因而对他的全面论述和评价难度较大,但却很有意义。有些同志认为,“南洋公学的一段学习生活就成为他早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考入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这在他是第一个转折。”显然,这种观点是受黄炎培《八十年来》中这样一段话的影响:“一个受旧文化教育近二十年的青年象我,长日忧民而毫无办法。好!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这是我生第一个很大的转折。”我们则以为,黄炎培真正的第一个转折点,严格来说,不是在1901年入南洋公学接受新文化教育之始,而是在他自觉自愿地参加了辛亥革命之时。为此,本文着重讨论他的第一个转折,即辛亥革命时期,其他两个转折:延安之行和北上拥共,将另题讨论。     

从可能世界看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

克里普克是美国著名的分析哲学家,他通过可能世界的分析方式,在对先验与必然以及严格指示词与非严格指示词区分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事物本质的三种方式。本文从可能世界的角度以及本质的定义两方面来分析克里普克的本质思想,并得出结论认为,克里普克的本质思想是不可能从可能世界的理论中推导出来,而是一种哲学论断。而这种论断反过来对可能世界提出了限制,但这种论断即使从现实可能的角度来看也是存在问题的。克里普克关于本质的观点实际是从现实科学的成果得来的,但这种科学理论也不必然是完全正确的。     

观念史研究的政治思想史与政治文化意义

<正>一、寻找共识：观念史研究的思想史意义在国内概念史研究趋热的情况下,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韩国学者张铉根教授的著作《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演变》(以下简称“张著”),在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1))。观念和概念所指虽有交叉,但各有所重。在政治思想史领域,有些概念为思想家们所共享,张著研究的观念基本都属于这种概念。但有些概念是某些思想家或思想流派提出和使用的,有较明显的个性特征,     

李觏的功利主义思想及其哲学基础

李觏生活在北宋庆历二、三年间,正值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期,范仲淹作为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得到宋仁宗的支持实行改革,在历史上被称为“庆历新政”。李觏坚决支持这种改革,加之他与王安石曾有过甚密的交往,他的政治思想大都是在这种政治熏染下而形成的,成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 一、李觏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李觏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功利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是比较丰富的、深刻的,它之所以深刻,主要在于他的功利思想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杨度思想转变的探析

杨度(1874～1931)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颇具传奇性的政治人物，他年轻时曾满怀爱国热情投身政治运动，他是君主立宪制的坚定拥护者，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筹安会的重要组织者，但是在晚年，他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与转变一定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杨度的一生思想转变如此巨大，但这种转变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和思想根源的。     

李觏的消费思想刍议

作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李觏,长期以来,对他及其思想研究的文章甚少,即使有些研究,也仅仅是一般地介绍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哲学思想,忽视了对他的消费思想的研究。尽管李觏在他的论著小没有直接论述过消费,没有出现过“消费”的字眼,但实际上还是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到了许多消费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些值得称述的新见解。本文试图对李觏消费思想的研究作些尝试,以就教于同行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