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金收入在职务犯罪成本中的构成比例与高薪养廉措施的应然定位分析

公职人员所获得的正当薪金收入,是其腐败行为所支付的主要机会成本。机会成本的提高,对抑制腐败犯罪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必然成正比例发展。薪金收入只是腐败犯罪总成本的一部分,当其达到一定程度时,其预防腐败犯罪的功能将变得有限。当前,公职人员的薪金收入整体不高,应适当提升,但并不意味着赋予其绝对的高薪,高薪养廉的做法也不具有绝对的合理性。当下,应在确保公职人员较高收入的基础上,综合采用其他措施来共同预防腐败犯罪。     

2015年4月(中)学术推介

<正>梅锦、徐玉生在《薪金收入在职务犯罪成本中的构成比例与高薪养廉措施的应然定位分析》一文中从法理根据方面对高薪到底能否养廉、高薪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养廉、公职人员的薪金是否越高越好进行探究。作者通过对公职人员绝对收入、比较收入和地区收入差距与腐败犯罪之间关系的比较,得到结论:公职人员收入水平越高,腐败犯罪的案发比例也就越低。但从具体的数值     

精准扶贫中“为官不为”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路径

当前精准扶贫领域暗藏"为官不为"这一隐形腐败。从形成机制分析,"为官不为"是政府功能运行碎片化、考核机制形式化、激励结构失衡化和监管机制软约束共同耦合作用的结果。规制"为官不为",实现精准扶贫,关键在于构建基层公职人员权责清单制度、创设监督问责机制、完善考核机制并设置高效独立的廉政监察制度等立体化的治理体系,从而实现公职人员在新常态下"为官有为"。     

反腐败对策的经济学视角分析

用经济学理论对反腐败领域进行分析,其目的在于探究反腐败对策的最佳方案。在腐败行为中,公职人员为了获得财产性利益,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主要包括心理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等。通过对腐败行为成本—收益关系的分析,可知各成本要素在腐败总成本中的构成机制存在差别。为了取得最佳的反腐败效果,应着力提升直接成本中的心理资本;适度提高公职人员待遇,提升机会成本;加大追责权重,提升实然惩罚成本,并确保对腐败犯罪的裁判严格遵循法律。     

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现状分析

一般认为,政府部门腐败主要是公职人员的道德败坏,从而损坏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所以只要对公职人员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就可以减少或避免腐败的发生。实际上,伦理道德作为一种软性的约束,存在自身的缺陷。要加强公职人员行政伦理素养,只有通过法律的刚性措施与伦理的软性结合,才有利于从根本上防治腐败,从而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国以来,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要从行政伦理立法、执法、监督和道德教育几个方面继续加强。     

遏制『不入腰包的腐败』

在当前的反腐败斗争中,有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即要高度重视和依法严惩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失职渎职这种"不入腰包的腐败",有效遏制这种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治理基层“微腐败”的三种对策

正一是引导筑牢思想防线。从本质上看,"微权力"产生"微腐败"的土壤是思想根源,是思想认识出了问题。防止"微权力"产生"微腐败",要在思想上采取对策,即通过廉政教育,引导社区干部自觉筑牢思想防线,从根源上解决"微腐败"问题。二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是防止"微权力"扩张、"微腐败"发生的制度保障。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应当从社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基层扶贫干部“微腐败”行为分析与精准治理

基层扶贫干部"微腐败"问题主要出现在资金管理使用、政策制定执行和干部思想作风三个方面,体现为腐败主体的集中性、腐败环节的关联性、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和社会危害的直接性等主要特征。解决基层扶贫干部"微腐败"问题,必须从监督问责、成长渠道、容错纠错、激励表扬、心理关怀等方面精准治理,精准施策。     

浅析秘书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与方法

当前,由于社会的发展、制度的滞后等原因,"秘书腐败"正在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不良现象。人们常常说腐败的本质是"权钱交易"或"权力寻租",而秘书的职业权力严格上说非常有限,那么"秘书腐败"何以产生呢?这是因为秘书工作在领导身边,"实权"不大而"用权"方便,可以通过领导或假借领导名义来处理一些自己无权直接处理的事项。这就对秘书的职业道德提出了许多特殊的有别于其他公职人员的要求。公生平、廉     

公权腐败的人性根源及治理——从传统伦理谈起

公权腐败研究不但要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视角出发,而且要系统挖掘其人性根源和人性治理措施。从人性角度而言,公权腐败是很难被根除的,只能降低程度,这在传统人性论中均有论证。当代反腐须多元并举,不应遗落人性环节,从自律层面而言,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不能高得离谱,因为任何道德都是对人性欲求的压抑和控制,目标过高容易导致群体性失效行为发生;从他律层面而言,则要"礼法"并举,法是指向罪的,单一的法治反腐只能打击质变为罪的腐败行为,而尚未成罪的腐败行为则无人管控,根本无法减少腐败的发生。为防止腐败"后继有人"和"春风吹又生",反腐应从源头入手,"礼治"能有效管控腐败的萌芽期和量变期,"德→礼→法"才是一种真正有效的全过程反腐举措。     

“司机腐败”：寄生于权力下的“黑洞”

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除了“夫人腐败”、“子女腐败”、“秘书腐败”外,一些领导干部的司机参与腐败犯罪的现象也格外引人注目。     

关于领导干部腐败生成规律三个认知误区的探讨--基于对十八大期间125名高级领导腐败案例的分析

为提高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的现代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有必要厘清领导干部腐败生成规律的一些误区。从十八大期间125名高级领导腐败案例来看,人们对腐败生成根因"性恶论"的认知具有局限性,领导干部腐败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的根因与制度缺失有关;人们对腐败生成类型偏重贪污贿赂罪的认知存在误区,应同等重视渎职类犯罪;"高压反腐"模式对阻却腐败生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坚持阻断腐败供给、腐败需求和腐败扩散多策并举,通过标本兼治实现廉洁政治。     

公职人员共同贪污犯罪行为的定性分析

反腐倡廉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党各项任务中的突出位置,将预防和打击腐败进行到底,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利益的巨大驱使和诱惑,使党的内部贪污腐败现象仍然存在。其中多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这种共同贪污犯罪的行为对党的内部廉洁性和社会公共财产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本文拟从定义、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共同贪污犯罪行为的数额问题来正确认定公职人员的共同贪污犯罪,以此来更好地帮助党内查处违法违纪行为,纯洁党内队伍。     

约稿启事 “边缘腐败”现象及其治理机制专题研究

近年来,在多数披露的腐败案件中,均有"收受他人礼金、红包"之类的陈述。而从这些案件发展脉络来看,不少贪官往往是在一种貌似符合中国"人情往来"的"边缘腐败"中,一步步坠入犯罪的深渊。"边缘腐败"一般介于规则、程序的边缘,虽然人们能普遍感受到其严重性、危害性,但在一些相关的传统文化、习     

防治隐性腐败的难点及对策思考

隐性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采取诡秘手段,巧妙伪装,打着合法化幌子,披着合理化外衣,以谋取个人利益为目的,利用职权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隐性腐败相对显性腐败而言,影响更深,危害更大,腐蚀性更     

广东:中纪委唯一三级办案试点省今年拿下厅官59

正作为中央纪委确定的唯一在省、市、县三级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省份,广东紧紧围绕"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个核心,着力解决基层党委"不让查案、不想查案"和基层纪委"不敢查案、不会查案"的问题,改革试点成效初步显现。成立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在今年4月份召开的中央纪委改革试点动员部署会后,广东省纪委立即召开常委会和办案工作     

“政府俘获”:权力寻租的高级形态

<正>长期以来,我国腐败问题主要集中表现为执行性的腐败,即政府公职人员在执行法律法规的过程中不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有意降低或者提高标准以谋取私利。一般来说,从事这种腐败行为的官员主要利用法律法规赋予他们的自由裁量权,在法律规定的上下限之间给行贿人方便。直到郭京毅案曝光,人们才窥知权力寻租的高级形态:"政府俘获"。     

“司机成腐败新群体”是隐权力的发作

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除了“夫人腐败”、“子女腐败”、“秘书腐败”外，一些领导干部的司机参与腐败犯罪的现象也格外引人注目。     

把权力关在制度笼子里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腐败与权力紧紧联系在一起,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关键。公职人员应自觉在权力的边界范围内行事,依法履职,要让人民群众敢于监督,真正掌管起制度之门的钥匙。     

问题

正巡视清单今年首轮中央巡视已完成,梳理已公布的巡视清单可发现,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土地转让等仍是腐败的"高发区"和"重灾区"。在清单里,与腐败有关的7个关键词频频现身。如"基层腐败,小官巨腐",此外还有"家族腐败",余下5个关键词分别是:"一把手违纪违法"、"以权谋私,官商勾结"、"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科研腐败"、"四风问题突出"。(《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