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也有不好的变法。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不能只看动机,要看效果。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音须)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开始的,因此叫“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     

悲剧从丢失民心开始

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熙宁七年,一个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焦躁气息的年份。正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     

王安石输给了谁

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改革的失败,一般都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但也不尽然,比如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的变法,它的阻力一方面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来自王安石想竭力保护的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当时农民最恨的莫过于"青苗法"。农耕经济时代,农民的日子是过得相当艰苦的,粮食吃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经常告急,他们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贷。这种民间借贷导致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弊端显而易见,王安石决定实施"青苗法"解决这个问题。易中天《帝国的惆怅》介绍了"青苗法"     

王安石变法的教训

正王安石变法和商鞅变法、张居正变法一样,是历史上及其重要,影响深远的变革;和商鞅变法、张居正变法不同的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成败与否,是非功过存在颇多争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总体上看,变法"富国强军"的目的并未达到,是一次失败的改革。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对后人的警示作用很大。改革不能漠视弱势群体的利益给王安石变法最致命的一     

官痞绝学

正道分正邪,官有好坏。宋神宗朝的邓绾,官瘾甚大,官秩颇高,以官痞绝学贻笑于世。科举得中"礼部第一"的邓绾,熙宁三年冬出任甘肃宁州通判,地位仅次于知州。此人"极其佞谀",好抱权力大腿。彼时王安石执宰、推行变法,邓绾就上书言事、大拍马屁:"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颂神宗为商汤、武王般圣君,捧王安石为伊尹、吕     

从“药弗瞑眩,厥疾弗廖”谈商鞅变法富国强兵的启示

以医寓政,从疾病治疗中出现的瞑眩反应入手阐述商鞅变法富国强兵的启示。对于疾病来说,正气恢复是瞑眩反应的前提条件,瞑眩反应是顽疾向好的必经阶段,效不更方是疾病痊愈的最终保证。对于变法来说,人民福祉是变法可行的前提条件,尖锐斗争是变法推进的必经阶段,久久为功是变法成就的最终保证。     

警惕"好事"成灾

早年读宋代笔记<渑水燕谈录><涑水记闻>,其中都记录了一个故事:王安石当政时士大夫们爱谈"水利"(新法条文中就有"农田水利法").有个文士向安石献策说,如果把梁山泊水抽干,可得良田八百里.在座的一人说,梁山泊的水怎么办呢?好开玩笑的刘攽在一旁说:在梁山泊的旁边再挖一个八百里的水池蓄水吧!当时,我认为这个笑话是反对新法的守旧派对熙宁变法的刻毒讽刺.我想如果说新法中的"保甲""苗法""首实"等法规对老百姓有骚扰的话,还好理解,像"农田水利"这种只是以整治沟洫堤堰、确保农田丰收为目的纯技术性的条法,它只能为所有人增利、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损害.     

皇帝的救赎

康梁之流,本来是变法,偏要说改制,变法可以依靠皇帝权力,一说要改制,皇帝就靠不住了,因为皇帝权力都由体制赋予,若无体制支持,作为个体,皇帝哪有权力？变法是在体制内解决问题,而改制则针对体制本身,不是通过体制去解决问题．而是把体制当作要解决的问题。本来张之洞、翁同稣都是变法的支持者,一获悉康的改制意图,即与之划清界限,成为坚决反对者。     

司马光为何反对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与司马光同为一个时代的佼佼者,本可以惺惺相惜,可为什么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呢？主流的观点认为是因为变法触及了守旧派的利益,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得到广大穷苦百姓的理解和支持,民间流传这样的段子,村妇喂鸡时,嘴里念叨的就是,“安石,进食”。     

编辑手记

自韩非子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句话到今天已经两千多年了。读完了初中的中国人应该都知道这句名言。用今天的话来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就是要与时俱进；用过去的话来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就是要跟上时代的潮流。话说起来容易，可是屈指一算，自秦始皇以降，中国又有多少“宫阙万间都作了土”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呢？这不全是知易行难的问题。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是对怎样的“变法”才“宜”并不清楚，是知难行也难。也正因为这样，营造能够自由探讨“变法”的制度环境至关重要。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杨小凯教授在和江…     

“变法”新图景：规则下的合理冲撞

运用WTO规则对“变法”进行合理冲撞并不独现于《邮政法》的修改过程中，入世过渡期结束之后，合理冲撞将逐渐成为WTO规则影响法律修改，乃至政府更深层次“变法”的主要方式。     

改革家的策略、命运与反思

正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重要的转折,无不以变革为杠杆。春秋的子产改革,战国的商鞅变法,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改革,清末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在这一长串的历史大事件背后,无不闪耀着那些不计毁誉、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家的智慧,这当中充满了无数剑拔弩张、惊心动魄的改革交锋。"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审视古代改革家们的策略与得失,对于打好当前的改革攻坚战无疑具有资政意义和借鉴价值。     

康有为变法之败与改革者行为之鉴

正对于"戊戌变法"而言,一般来说都是认为由于顽固派的力量过于强大,慈禧太后掌握着国家的实权,而维新派只是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杆司令皇帝光绪,所以变法不免要遭到失败。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当时的变法运动时却发现,作为极力推动变法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变法运动中的种种策略失误,     

从受体意识看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写作特色

<正>受体意识是指写作主体在写作活动中,在充分考虑写作受体兴趣、信念、态度的基础上表达自己观点以期获得受体认同的意识。接受美学的观点认为,写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心里一直有一个“隐性读者”,写作受体的作用其实已经蕴含在了文本当中^[1]。《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作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2]元年四月,准备一展宏图的宋神宗传召当时任翰林学士的王安石,王安石因此得以和皇帝直接对答。     

张居正败在“潜规则”

张居正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主持的改革，比商鞅变法温和、理性、人性化，比王安石变法稳健、有序、切实可行，其中．赋税改革缓解了明王朝的经济危机。然而，张居正生前“万人称颂”．死后却朝野苛责，差点被剖棺戮尸。     

北宋毁于极端政治

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有人指责他没有推进民主体制，我以为这跟指责乔丹为什么不踢足球一样不靠谱。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选择。     

背向民愿的谋政悲剧-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在中国历代变法图强的谋臣中，有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促进大统的改革成功者，也有背向民愿、以牺牲平民百姓利益为代价的改革失败者。作为宋王朝的谋政重臣，王安石提出并推行的“摧兼并，济贫乏，青苗法”的变法壮举虽然初衷不错，却因种种因素的制约而以失败告终。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一个品格高洁、     

一起破格提拔引发的君臣交锋

熙宁三年(1070),北宋发生了一起震动朝野的破格提拔官员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秀州判官李定受知审官院孙觉所荐,被召至京师以待补用.李定到后,又被王安石向宋神宗举荐.宋神宗召见李定后,对其答问十分满意,当即下令提拔其任职知谏院.     

商鞅:谁的成败

公元前361年,响应着秦孝公的号召,商鞅来到秦国。经过几番面试,终于获得信任,准备推行变法。可是秦国保守势力太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太顽固,要变革,先得造变法的舆论。于是,一场由秦孝公主持的高端辩论会——事实上是一场高层大论战,在孝公的宫廷开幕了。辩论主要是三个人:主持改革的商鞅,反对改革的秦国权贵代表甘龙、杜挚,支持改革的秦孝公担任裁判。秦孝公既然已经有了立场,商鞅就不算孤独,事实上还占着优势。但是,秦孝公作     

成大事要善筹资本

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持103天就呜呼哀哉了，那慈禧也的确厉害，这个靠政变起家的女人，到老依然威风八面，对付她的“儿皇帝”基本没费什么劲儿。她囚禁光绪的理由是：变法无度，乱了祖制。其实，这个托词极可笑，要说乱制，她自己乱得最彻底：大清有律，明令禁止后宫干政，而她垂帘听政几十年，怎么就不说自己乱了祖制呢？说到底，她是握有乱制的资本，而光绪连坐稳皇位的资本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