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的变迁逻辑与现代转向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发生了很大改变,已逐渐完成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转变。地方治理的发展脉络从集权行政时期、分层放权时期发展至多元治理时期和善治智治时期,其中的变迁逻辑主要体现在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实践和行为规则四个方面。地方治理的现代转向是:治理理念的善治导向,治理机制的协商民主,治理实践的多元主体培育,治理方式的智慧治理。     

迈向积极引领：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工作难题的新取向

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定位是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其意义在于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在现实中,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着党建引领不足、互联互动难、发挥作用难、党组织管理难等困境。福建省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探索出以载体建构实现互联互通、以完善组织机制解决群众问题、以技术牵引实现智慧党建三种典型党建创新模式。由此可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完善党建引领的多维路径:制度升级,实现从"整体推进"向"整体提升"的转变;文化升级,实现从"送文化"向"种文化"的转变;服务升级,实现从"服务链"向"服务环"的转变;技术升级,实现从"平台引领"向"行动引领"的转变。     

基层治理效能衰减的制度性原因与对策

基层治理效能衰减主要表现为行政过程效能衰减、行政协调效能衰减、行政成本隐性膨胀。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看,我国职责同构的行政体制主要以政策复制和配额管理作为行政控制和执行策略,其在有效保证中央大政方针落实的同时,也对行政机制形成了负反馈,这是基层治理低效的主要原因。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应调整纵向各层级政府的职责结构,建立行政组织间的协调裁决机制,以增强基层政府对社会服务需求的回应性为导向,将基层"一票否决"刚性要求纳入行政裁决的法治化框架,激励基层干部敢做事、做实事。     

基层“疲态治理”的典型表现、根源与治本之策

当前,一些地方的基层治理陷入"疲态治理"怪圈,在高强度的任务、高频次的督查、高压力的问责、低激励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产生了人少事多、疲于应对,权小责重、疲软无力,效率低下、疲弱不堪等典型疲态表现。要破解基层"疲态治理"怪圈,就要转变基层治理方式,从压担子到引路子,推进目标责任清晰化;从重形式到看实事,推进督查考核管理科学化;从严追责到给位子,推进担当激励常态化。     

“互联网+基层治理”：以数字化手段推进整体性治理

碎片化是中国基层治理不可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权力体系碎片化、利益诉求碎片化、空间结构碎片化。浙江省绍兴市杨汛桥镇"4+X"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互联网+大桃"模式有效证明了数字化手段与整体性治理的耦合性。基层政府应借鉴和学习相关经验,疏通多向互动整合渠道,整合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重构弥合互补网络关系,树立服务导向治理观念,实现权力、利益与空间的整合。     

“微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难点、要点与突破之道

"微时代"信息交流的畅通与便捷,在开阔民众眼界、丰富思维的同时也加剧了政府对基层的治理难度:既要有秩序又要有自由,既要行使权力又要保障权利,既要管制得力又要方法科学,既要依法治理又要不失人情。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需要实现治理观念的动态化转变、治理基础的权利化转变、治理方式的多元化转变、治理路径的法治化转变、治理边界的明晰化转变。具体而言,应以理念的发展性确保治理的先进性,以思维的开放性保障治理的民主性,以手段的科学性实现治理的合理性,以民众的获利度提升治理的实效性。     

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及其优化对策

智慧社区建设具有重塑治理价值、重构治理主体、整合治理资源、强化公共服务、改进工作方法、推进基层民主等功能。在实践中,智慧社区建设存在技术至上的理念误区、政府唱"独角戏"的主体尴尬、专业化运营人才的短缺、服务对象缺乏信任的行动危机等问题。为此,须统筹好功能定位与服务内涵,规范好质量标准与运行机制,协调好利益关系与协同框架,兼顾好技术开发与人文精神培育,优化智慧社区建设。     

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趋势观察

政府绩效评估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变,这场被称为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浪潮的掀起,将企业责任意识、结果导向、顾客至上引进为政府公共部门改革的基本理念,对政府绩效管理和政府机构改革形成了很大冲击.     

基层政府主动加码与上下级政府博弈探析

中国行政体系存在着自上而下压力传导和自下而上政策变通两条逻辑,其具体过程展现为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策略博弈。基层政府主动加码嵌于上下级政府博弈中,上级层层加码促使基层政府选择变通策略,主动加码就是变通策略之一,其既能够减少基层治理成本又能够实现责任上移;对于上级政府来说,基层主动加码有利于自身政绩优势,因此其倾向于认可这种形式,形成上下级政府共谋。基层政府主动加码是一种官场"潜规则",鉴于其损害人民利益的强可能性,需要对其有效引导与规治。上级政府应精准识别主动加码,避免主动加码引发的懒政怠政;基层政府要科学运用灵活原则,坚持人民利益与治理创新导向;完善上下级良性互动基础上的正式制度,强化基层治理正式化、规范化,保障人民群众利益。     

大数据时代领导者思维的发展模式及其应用方略——以机关事务管理为例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思维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政府治理方式,在为政府顺利运行提供服务和保障的机关事务管理领域尤为突出。在机关事务管理与互联网思维的碰撞下,领导者的思维经历了"嵌入—融合—创新"三个发展阶段。培养以互联网思维破题的"习惯性",确保治理机制下信息化建设的"整体性",促进思维张力下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联动性",是推动领导者从融合式思维向创新式思维转变、从传统管理发展到智慧治理的关键。同时,领导者应以互联网思维应用的可持续性为目标,把握好线上与线下的结合问题,加强对网络风险的预判和对溢出效应的防范。     

民权保障视阈下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路径探析

近年来,随着公民权利保障意识的高涨,基层政府维稳工作面临严峻挑战,维稳难度不断加大.何去何从?笔者认为,努力适应基层社会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发展趋势,着力推进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转型,重构基层维稳运行中维稳与维权的均衡关系,成为民权保障视阈下基层维稳的重要任务.从单纯秩序维护型基层维稳机制向民权保障型基层维稳机制的转型,标志着当今基层维稳行为认知模式、价值导向、目标与治理方式的转变,建立促进公众理性维权、内外协同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成为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理性追求.     

以简驭繁：城市街巷治理的简约机制探讨——以太原市迎泽区“街巷专班”为例

城市街巷治理的复杂性深刻体现在街巷的复杂性和治理的复杂性两个维度,构建简约高效的街巷治理机制是增强地方治理能力、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题中应有之义。太原市迎泽区街巷治理实行"一路一专班"机制,坚持"基层治理的核心是人"的原则,基于问题导向,从资源配置、组织协调、公众参与、技术支持四个维度构设了一套简约的街巷治理结构和治理规则,是一种成本低、反应灵、工具轻、效能优、持续性强的基层治理机制。     

数据“回流”: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之举

加快数据向基层"回流"是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之举。数据"回流"可以为基层治理赋能增效,有助于推动基层政府决策智能化变革、服务模式精准化转型以及业务流程协同化联动。当前,加快数据向基层"回流"仍然困难重重,面临着基础设施"拥"而难"用"、支撑系统"统"而不"通"以及数据资源"汇"而不"慧"等瓶颈。未来,必须做好建设规划,使基础设施有效覆盖,让数据"回得去";完善实施细则,明确数据主体职责划分,使数据"接得住";加强育才引智,打造专业化数字人才队伍,使数据"用得好"。     

党治基层: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党建国家和党治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在基层治理中体现为党治基层,这是理解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逻辑起点。近年,通过区域化党建、派驻"第一书记"、开放式党建、智慧党建及"三有一化"等党治基层创新行动,党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同时也导致边界不清、行动困难、高成本运行等问题。对此,需要以公共价值创造为引领,以政党自身的"治理转向"为途径,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于角色转型和职能转变的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迅速发展,各领域体制机制进入转型期,城市治理出现许多新情况,政府角色逐渐从大包大揽的全能式管理者转变为体制机制的制定者、治理责任的承担者、社会组织的培育者、法治规范的保障者等有限责任角色,与角色转型相对应的是其职能的转变,从纵向控制的管理到横向协调的服务、从包揽型政府到共治型政府、从一元化的人治到制度化的法治。基于角色转型与职能转变的现状,政府在城市治理中应当从加强党委领导、推进政府负责、促进社会协同、推动公众参与、完善法治保障等方面提升治理能力。     

2014春季报告之新型城镇化——化人·化地·化生态

正从低城镇化率到高城镇化率,从传统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中国经济的"最大潜力"正在深度激发。同时,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载体,其治理能力和水平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和标志。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由传统的目标导向模式转变为问题导向型,不断提高城市微观管理和服务水平,实现城镇化由量到质的飞跃。     

智慧时代城市基层网格治理运行困境与改革进路

智慧时代,城市基层治理呈现出新变化新特征:基层空间的双重性、共振性凸显,基层生活的流动性、智慧化提速,基层民众的参与权、话语权重构。同时,智慧时代的城市基层网格治理面临着一些困境:重物理空间,轻网络空间;重数据收集,轻个人信息保护;重技术理性,轻人文关怀。针对这些问题,要强化双重空间的一体规制,提升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完善智慧治理的制度机制,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利用智能化手段,促进民主协商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营造智慧治理的文化氛围,引领科技向上、向善。     

走向精细化社会治理——基于史域、优势与路径的维度

社会管理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强调权力的高度集中,推崇"强政府、弱社会"。社会治理是现代化、信息化社会的产物,强调民主、公平、协调合作的理念。精细化社会治理更加侧重于社会治理的专业化、协调化、规范化。本文从社会管理到精细化社会治理的历史性转变、精细化治理的优势及其推行的途径研究精细化社会治理实现的必要。     

基层领导干部在社会治理中的管理主义误区与矫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在实践层面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效果仍然欠佳。究其原因,与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基层领导干部密切相关。以管控导向、技术治理、效率中心为基本特征的管理主义深刻影响着基层领导干部的治理思维、行为策略与目标追求,进而导致其在社会治理中步入行政管控的维稳导向、技术主义的表层治理、社会发展的非均衡化等现实治理误区。因此,基层领导干部必须矫正社会治理中的管理主义,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维权实现维稳;建构"参与式"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优势;完善考核与问责机制,实现社会均衡发展。     

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受阻的博弈分析--以黄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责权关系变迁、政府治理价值导向以单位行政区为主体、环保监督乏力和追责无头等构成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受阻的根源。提高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力,要明确各级政府的管辖范围,改变以单位行政区域为治理主体的政府治理价值导向,构建体制化、标准化的多层系区域协同组织,推行环保督察"回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