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锅”实为甩责任

<正>有的上级部门以"属地管理"为由,把不少原来该由本部门承担的工作"甩锅"给了基层,或以"层层传导压力"为名行"层层推责甩锅"之实。殊不知,这一甩,轻松了上级部门,却给基层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让基层叫苦不迭却又无可奈何。"甩锅"甩的不仅是繁杂的工作,更是责任和担当。"甩锅"暴露出少数机关部门不作为、懒作为、乱     

权力协同监督须优化外部政治文化环境

正一方面,树立权责相统一的政治认知,避免权责脱节。公共行政人员作为一种代理人角色,包括复杂的责任内容,即对多种委托人负责,包括组织的上级、政府官员、职业性协会和公民。党委成员、纪检监察干部、人大代表及审计干部等权力监督者在行使权力的同时,必须严格履行相应责任,将特权思想与等级思想等文化糟粕与自身认知结构相剥离,按照党规国法中的实体性与程序性要求,杜绝"为官不     

属地管理原则“变形”的表现、根源及其矫治

在工作中,部分领导干部往往借属地划分而片面强调"地盘"概念,看似是明确主体,实则是偷换概念,将地域作为责任划分与认定的唯一标准,不接盘而直接下放责任,不参与而纯粹充当裁判,不务实而片面迎合考查,严重挫伤基层工作激情、弱化基层实干能力、加剧基层思想负担。究其根本,是行政管理权责不一"、管而不理"传导顺畅、事有余而人财不足以及重属地轻职责。这就需要打通"权责经脉",适度下放"主导权"、充分激活"决定权"、适时强化"协管权"、着力夯实"评判权",还原属地管理原则的本真。     

基层组织事权承接过程中的“有限自主”困境与破解之策

在基层组织事权承接过程中,科层制决定了基层组织运作的必然行为规则与权力边界,来自上级的约束效力不可消解;行政分权改革为基层治理带来了自主发挥空间,基层组织可以非制度改造对要素配置与使用进行一定程度的自主安排;制度约束与非制度再造下的"有限自主"困境,使基层组织在事权承接中面临不彻底和不充分问题,难以全面释放自我力量。在此背景下,重构基层治理理念,要以约束为背景,以自主为手段;以放权为主调,以条块整合为突破;以技术为抓手,以平台建设为关键;以畅通为目标,以信息互动为方式。基层政府自主能力再造,要注重规模,考虑质量;注重体制机制创新,优先考虑民众感受;理顺权责关系,明确权责体系;放宽行动空间,守牢原则底线。     

属地管理背景下我国基层政府执行疲态及其消解——对基层权责失配的审思

基于权责适配逻辑,当前属地管理的认知偏误引致行政层级延长下的资源过度虚耗、基层政府权责失配与执行惰性以及刚性绩效考核制催生基层执行的副作用,生成显性的基层执行疲态和基层属地政府权责失配困惑。提升属地管理效能,增加基层治理实绩,有必要嵌入行政扁平化的良性制度安排,赋能"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重置弹性灵活的基层绩效考核体系,以裨助基层靶向施策、辨证治理。     

基层政府主动加码与上下级政府博弈探析

中国行政体系存在着自上而下压力传导和自下而上政策变通两条逻辑,其具体过程展现为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策略博弈。基层政府主动加码嵌于上下级政府博弈中,上级层层加码促使基层政府选择变通策略,主动加码就是变通策略之一,其既能够减少基层治理成本又能够实现责任上移;对于上级政府来说,基层主动加码有利于自身政绩优势,因此其倾向于认可这种形式,形成上下级政府共谋。基层政府主动加码是一种官场"潜规则",鉴于其损害人民利益的强可能性,需要对其有效引导与规治。上级政府应精准识别主动加码,避免主动加码引发的懒政怠政;基层政府要科学运用灵活原则,坚持人民利益与治理创新导向;完善上下级良性互动基础上的正式制度,强化基层治理正式化、规范化,保障人民群众利益。     

领导放权一定带来组织创造性提升吗——基于组织管制“结构—过程”的基层创新激励分析

传统管理观念认为，基层创新不足除了受限于员工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还在于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权限。基于此，放权赋能成为组织治理改革的重点之一。然而，客观现实表明，激发基层创新热情并非简单地取消管制或充分赋权即可实现，还需要与之匹配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进行辅助。领导者若只关注是否放权以及放权的范围大小，忽略对管制结构和管制过程的同步优化，反而会加剧权力运行的无序、随意和混乱，容易为投机者所利用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组织管制对领导放权效果和基层创新热情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管制结构影响基层调配力、管制过程影响基层兴趣度，且管制过程复杂度的提高还会放大管制失灵效应。从组织管制“结构—过程”视角来看，提升上级放权效果应做到：保持组织管制红线的稳定性，明确基层主体创新试错边界，杜绝责任推诿；注重组织管制过程的精简度，减少碎片化制度和模糊监管行为；优化组织管制结构的边界性，将组织管制集中在法规建设、权责约定和对标监管三个方面，减少中间层对基层执行者的频繁干预；加强管制主体的常态化法治教育，避免其在放权过程中的寻租行为。     

减负背景下基层工作的“新病态”与治本之策

基层减负理应为基层干部带来舒适感,但部分干部反而不适应新的工作理念与方式,诱发"新病态",如崇尚精准理念却不适应简政放权、崇尚法治理念却不适应讲规矩、崇尚务实理念却不适应增效提速、崇尚权责理念却不适应科学分权、崇尚长效理念却不适应率先担当、崇尚规范理念却不适应专业管理。究其根本,这并非组织政策"供给"的乏力,而是部分基层干部认知偏离、观点有误、取向不当。解决此问题,应压实任务,借由工作之"忙"而避免部分干部心思之"闲",使其无从猜忌与敏感。具体而言,应引导基层干部忙于付出,享受价值;忙于责任,赞赏贡献;忙于实践,锐意创新;忙于追求,惬意踏实。     

实现城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

正以治理重心下移解决社会治理的权力配置问题,目前已成为关键的政策话语之一。管理、服务与资源则是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突破口。管理下移,就是在纵向上重新界定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和资源配套制度;在横向上界定条块之间的权责关系,并将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要建立基于社会综合管理绩效的考核与激励机制。以社会综合管理水平为中心,设计一个正向激励的基层综合管理指标体系,是实现管理下移的重要步骤。     

权力错配调适：基层权责失衡的直接逻辑与破解之道

随着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政府所承担的职责存在治理事务泛化、治理边界扩张的明显趋势,但与基层政府职责增加相对的是上级政府放权的缺失与不足。剩余权理论能够为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关系提供一种解释视角：上下级政府之间的不完全契约关系产生了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当上级政府加强剩余控制权管控、剩余索取权收缩时,基层政府就会陷入权责失衡,目标设定权、工作检验权、激励分配权的消极行使都反映出这一状况。基于此,上级政府要树立科学政绩观、权力观,赋予基层政府更多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通过优化问责体系以及条块协调促进上下级政府之间、基层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合作,真正有效破除基层政府权责失衡现象。     

城镇化背景下基层政府权责伦理的重构与职能转变

近年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权责一致"的传统伦理准则在实践中出现了有权无责、有责无权、权责界限模糊等异化现象,既影响了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也阻碍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因此,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必须对基层政府的权责伦理进行重构,建立起权责对等的良性权责关系。要以公共责任为本位,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进一步规范政府权力运行,提高政府责任自觉。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中的主体责任分析

明确的权责体系是避免管理混乱、沟通不畅,确保制度有效运行的关键所在。本文主要就村级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各主体的运行机制及其构建的目标责任体系从理论上进行阐述。     

党群部门权责清单制度的定位、价值与途径

党群部门权责清单制度是党政群机构改革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旨在推进权责清单的体系全覆盖,是依法治国理政的必要条件,是深化改革创新的根本举措,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础。党群部门权责清单制度能够促进不同主体间信息共享,有效推动"马太-雪球"效应的正向演进。通过加强过程管理,精细规制设计,并利用网络平台,可以实现党群部门权责清单制度的动态优化、标准化,以及权责清单体系运转的良性与便捷。     

基层管理中如何规避“政策搭车”现象

部分基层干部在执行上级政策时偏好于顺带附加相关"土政策"和其他难以推进的措施,借由上级政策的强制性或实惠性捆绑解决部分"硬骨头"问题,引致"政策搭车"现象,反映出管理初衷的歪曲、治理理念的偏离、执行能力的欠缺和监管的表面化等管理漏洞。为规避"政策搭车",应提高违法违纪成本和风险,强化基层民主决策机制,完善基层信息公开平台,构建多层次的监督机制。     

工作压力分摊的上下级视角差异与调适之方

现实中上下级对工作压力分摊常有视角差异。做好上下级工作压力分摊,上级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好"自压";尊重下级的利益,做好"惠压";充分信任下级,做好"信压";强化上下级责任,做好"弹压";提供帮助和激励,做好"减压"。下级应增强责任感,主动为上级分压;提高认识,正确对待上级的施压;虚怀若谷,认真对待上级的意见;遵守纪律,自觉服从上级的决定。组织要建立重要工作贯彻落实会议制度、重要工作定期督查督导制度,构建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机制,科学制定岗位职责并严格实施,构建长效机制。     

负向强激励背景下基层政府“层层加码”行为的逻辑阐释——以H省部分基层政府返乡防疫政策实施为例

基层政府"层层加码"行为的逻辑是制度结构—风险收益—行为策略。在层层分包体系、向上级负责制、属地管理原则、负向强激励等制度结构的现实情境下,基层政府在政治风险和政治收益的博弈互动中会选择最优执行策略。基层政府的"层层加码"行为是在负向强激励强力介入、正向激励介入不明显的情况下出现的,一方面可以有效规避政治责任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基层政府工作压力和强度,是基层政府自利性行为选择。对此,可按照激励—反馈—监督路径健全和完善制度结构,通过正负向激励机制介入的平衡、对自下而上政策受众反馈的重视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与结果监督的并重,有效治理基层政府"层层加码"现象。     

精准扶贫中“为官不为”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路径

当前精准扶贫领域暗藏"为官不为"这一隐形腐败。从形成机制分析,"为官不为"是政府功能运行碎片化、考核机制形式化、激励结构失衡化和监管机制软约束共同耦合作用的结果。规制"为官不为",实现精准扶贫,关键在于构建基层公职人员权责清单制度、创设监督问责机制、完善考核机制并设置高效独立的廉政监察制度等立体化的治理体系,从而实现公职人员在新常态下"为官有为"。     

加强地方政府行政问责体系建设的对策与思考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作为现代民主行政的重要内容,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旨在全面追究政府责任的监督机制。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度效用的发挥与价值的实现,最终有赖于构建一套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运行程     

单位不同层级人员“富贵病”的典型表现与防治对策

单位中不同层级的领导干部与办事人员担负的责任与任务不同,其"富贵病"的典型表现也不同。基于此,应对不同层级人员提出相应的防治对策:一是加强单位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并由上级主管部门对单位一把手提出新的工作要求;二是实行副职干部分管领域轮换制度,打破资源垄断;三是在职务晋升上全面考察中层干部的思想品德素质水平、专业知识水平、业务能力水平等,并建立合理的中层干部流动机制和基层人员建言机制;四是从规章制度上保障基层办事人员的权益和福利待遇,通过塑造适宜的组织文化增强全体人员的同理心,并将基层办事人员安排到最适合发挥其特长的岗位上,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骄、娇、堕"行为的产生概率。     

抓落实不能搞“层层加码”

正当前,一些基层干部群众对有些上级部门落实工作"层层加码"现象怨言颇多,甚至叫苦不迭。比如,有的部门安排工作,在完成任务的时间节点上层层提前,不给基层留出充足的时间,导致基层干部疲于应付,上报的材料数据失真,而一旦出现问题,上级就把责任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