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取向与职业发展

作为责任政府的产物,官员问责制进入大众视野已有一段时间。通过问责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责任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应有内容。而被问责官员的出路往往备受     

“避害型”领导行为的生成逻辑与破解之道

"避害型"领导行为常表现出"趋快绩""稳仕途""笼人心""垒黑财"等目的性特征。从形成机制分析,"避害型"领导行为背后隐含四重逻辑:一是高压问责态势下领导干部心态失调,二是竞争性干部选任存在工具理性缺陷,三是行政系统内外部监督尚未形成监督合力,四是服务意识淡薄与本领恐慌扭曲从政初心。破解"避害型"领导行为的关键在于健全问责容错机制、严把干部选任关口、完善履职监督体系、创新干部召回机制。     

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六省市问责办法的比较分析

<正>200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掀起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的崭新一页。自2003年以来,我国开始大力推行行政问责制,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高举问责利剑",铁腕问责"让一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者丢掉了乌纱帽,但"问责秀"、"假问责"也时有发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行政问责办法是行政问责行为实施的依据,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内地六个省市现行的行政问责办法进行比较分析,来探讨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说法·想法·做法

正奉化:首设行政执法问责中心3月26日,浙江奉化在全省范围率先成立行政执法问责中心,当地纪委监察局、组织部及检察院等"强强联手",对准行政执法权加强规范和问责。行政执法问责中心由当地监察局局长"挂帅",主要职责是受理、调查问责案件。对群众关心的重大问责案件实行"开门问责",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要素分析与制度构建

2003年"非典"期间,包括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数百名官员因防治"非典"不力而被问责.2008年,由于损害公共利益的事件不断发生,中国官场掀起了一场"问责风暴".     

浅析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

近期以来，我国政府开始尝试一种对行政行为监督的行政问责制度，以解决对政府行为、政府官员缺乏监督这一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但该制度刚刚起步，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的研究，来探寻建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启示。     

科技型企业员工创新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TPB视角

随着研究者对创新的研究从组织层面转向微观层面,创新意愿与创新行为也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计划行为理论在国内外相关行为的应用研究中显示了其对个体行为意愿及行为较好的解释力。本文以此理论为视角,探讨了员工创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员工创新意愿形成的影响。研究选择科技型企业员工为被试,采用自编的TPB问卷进行数据收集。统计结果显示,外源性收益预期对创新意愿的形成不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内源性收益预期对员工创新意愿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损失预期对员工创新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创新个体规范、组织示范性规范对员工创新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组织指令性规范和社会指令性规范对员工创新意愿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新环境控制力对员工创新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统计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对管理实践的启示和未来研究的展望。     

“稳评”的能与不能

近年来,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以下简称“稳评”)在各地普遍推广开来,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突破口和各级政府防控风险与维稳的重要抓手. 但在实践中,稳评仍然存在着评估主体及其责任不明确、公众参与和风险沟通相对缺乏,考核、督查和问责机制不完善等若干问题,完善和规范第三方稳评是当务之急.     

合理追责与完善领导干部行为规制探析

正责任追究与官员问责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有力地推进了政治文明进程,规范了官员的行为,促进了良好行政生态的生成。但目前在官员的责任追究中也存在一定的失当现象,使部分领导干部的行为出现了明显异化,责任追究机制的作用不能正常发挥。而责任追究内容、程序和作用失范现象的存在,又使得不当追责频频发生,这也为领导干部行为异化提供了"窗口期"。因此,现如今亟须将不当追责回归本位,实行合理追责,     

供电企业廉政建设引入风险点管理的思考

<正>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将风险点分析与预控方法引入到党风廉政建设中,通过分析与预测风险源点、提出预控措施、实施预控方案,消除或预防引发腐败或不廉行为的安全隐患,促使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更加明确,反腐倡廉的重点更加突出,源头治理工作更加扎实,是供电企业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创新。本文结合供电企业特点、廉政建设及廉政风险点搜索的实践,对引入党风廉政建设风险     

当官风险谈

常言道:行船跑马三分险。其实干任何工作都有一定的风险,当官自然也不例外。通常说来,当官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发生重大事故等被问责的风险。所谓问责,说白了就是你没干好该干的事,结果出了重大责任事故,你当然要对此负责,引咎辞职。这样一种责任意识是社会生活中最起码的要求,任何职业、任何岗位概莫能外。这其实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另一方面则是因官员自身腐败而被追究的风险。所谓腐败,其实就是以触犯法规为代价,为自己及家人、亲属谋取私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员的腐败与一般的以获利为目的的犯罪如走私、贩毒和抢劫等并…     

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生态责任重要论述的发展演进、践行成效与落实路径创新

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在领导干部,落实好领导干部生态责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生态责任重要论述的发展演变与其工作实践紧密相关,总体经历了认识、发展与成型三个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生态责任的重要论述日益完善,涵盖了制度创新、评价指标构建、评价考核、问责机制以及考核结果运用等方面,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四五"时期,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生态责任的重要论述,创新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考核评价制度,明晰生态文明建设中各级政府部门的主体责任,规范领导干部生态问责程序,构建多元化领导干部生态监督问责机制。     

政府预算公开中媒体问责有效吗?

"预算公开—媒体问责—政府回应"是提升政府治理,打造"透明政府"、"责任政府"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2010~2013年间中国各级政府预(决)算公开中的媒体质询事件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预算公开中媒体问责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媒体质询显著提升了政府回应的可能性;且媒体质询密集度越高,政府回应速度越快;质询传播范围越广,回应质量越高。进一步发现,媒体对不同级别政府与不同类型信息("三公"与非"三公"、预算与决算)的问责效果存在差异,其可能原因是,各级政府部门不同的预算调整能力与问责压力影响了其回应的意愿和行为。本文研究意义不仅在于实证分析了政府预算公开中媒体问责的效果与作用机理,更在于揭示了媒体问责机制在中国制度背景下的适用性与有效性。     

身居“官场高危岗位”者的安全选择

<正>当前,随着众多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被问责或因贪腐落马,"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为何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岗位竟成为高风险职位呢?翻开文强等曾经身居"官场高危岗位"而最终落马的贪官的犯罪档案,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     

行政问责尚未触及制度根本 陈雄飞强调谨防异化为“丢卒保车”的手段

最近,一些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被"问责",有人形象地称2008年为"问责年"。但中国问责制是否真正的形成仍是各方讨论的焦点。司法部副研究员陈雄飞认为,问责制度可以看     

周易哲学视角下组织过程的不确定性、情境决定论与变通

基于变通的思维方式,"关系"与作为正式制度的层级、官僚体系、组织结构、准则、规范等之间存在替代关系;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此制度"与"彼制度"之间也存在替代关系。"变通"包括"通融"、"动态调整"、"引导"与"变革"4种方式。同时,基于"易"与"不易"的辩证关系,不确定性的制度安排有其"成本"和"收益"。中国的变通哲学有利于行为的创新,而不利于制度的创新;有利于渐进性创新,而不利于破坏性创新。     

基层政策容易“变形”的风险节点及防治思路

政策推进执行过程中不免因为信息不对称、权责失衡而发生"变形",常见的风险节点存在于形式、内容、行动与结果等各个环节,或是表面过于完美而内容被架空,或是谋取私利而篡改本意,或是被动敷衍行为僵化,抑或是杜撰效果欺上瞒下。究其根本,还是在于信息不对称引致决策有偏,权力配置失衡引致运行不畅,党性觉悟较低引致取向错误,监管机制乏力引致评价形式化。为规避政策"变形"风险,应完善制度化平台建设,强化信息沟通;优化权限配置,避免基层政权内卷化;科学界定自由裁量权空间,确保责权利统一;规范行为效果评估体系,强调落实担当。     

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中的阻碍因素分析

<正>200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强调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要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健全党内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同时,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的原则,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     

试论质量管理体系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是现代企业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的标准,而企业文化是规范企业行为的一种"精神制度"。本文尝试以本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和运行的过程,论述两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     

官员复出:最容易伤害问责公信力

《广州日报》2013年1月21日【舆情视点】《广州日报》1月21日社评指出,涉事官员的"悄然复出"存在一个非常重要但未受到重视的现象——免职问责的随意性和"非法治"色彩。问责乃国之重器,不能成为一些地方进行"危机公关"的道具。是为民而问责、为吏治而问责还是为尽快平息舆论甚至敷衍民意而火线免职,不同的出发点导致问责免职的正义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