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中基层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建立的难点及对策

在强力约束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干部将推脱、作秀、保守式不作为当成一种"政治智慧",形成阻碍脱贫攻坚的"延时效应"。建立脱贫攻坚中基层干部的容错纠错机制,对于帮助干部健康成长、深化为官不为治理、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纳入容错纠错区间的关键三要素分别为:无意及无个人利益的错误、负面影响或损失小的错误、不违反国家法律的错误。相关部门与人员的协同、容错纠错标准的模糊、政治生态与文化的熏染是脱贫攻坚中基层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建立难的主要原因。要秉持发展理念、明晰容错标准、推动有效协同、辩证选用干部,建立脱贫攻坚中基层干部的容错纠错机制,切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新时代干部容错机制的实践困境与制度构建

当前,干部容错机制面临实践困境,主要涉及干部容错机制的设计难题、干部容错与问责的张力以及干部容错机制的外部性问题。鉴于此,新时代构建干部容错机制,应坚持"三个区分开来"以及遵循"人民本位""松紧适度""励惩并举"原则,完善干部容错的制度设计,分先行预防、容错实施、后续跟进三个阶段,建立和健全教育引导制度、防错预警制度、澄清保护制度、容错免责制度、纠错整改制度、总结提升制度,系统性地确保容错机制高效运行。     

任期制下领导干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困境及其化解机制

任期制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存在追责事项的范围和性质界定不清晰、追责主体过于单一片面、追责对象交叉模糊、追责程序不够具体、追责形式不明确等构建困境,需要通过构建协调统一的立法机制、完善衔接有效的程序机制、健全纠错救济机制以及建立制度化的决策机制进行化解。     

点评

下基层干部也可实行“召回制” 河北有个县实行下基层干部“召回制”,即凡是选派到基层帮扶、挂职的干部,基层单位如果对其不满意,可随时报告县委,经调查核实确属下基层干部原因的,县委及时将下基层干部召回,     

基层管理中“二传手”干部的典型表现及管控之策

现实工作中,部分基层干部纠结于有限的权力,将自我的工作简单定义为"传递",认为对下签好文件、对上做好汇报即可,俨然成为工作中的"二传手"。这不仅会因为其工作程序的"到位"而难以追责,更会因为责任的转移而有损其他员工的创新激情,污染整个组织政治生态。想要转变基层干部的"二传手"行为,领导者就必须强化思想教育、完善制度规则、强调责任担当和注重实干实效。     

基层干部交流规范化建设路径探索

推进基层干部规范化的交流有助于提升干部队伍效能,激发干部活力,助推反腐倡廉。目前基层干部交流尚存在观念狭隘、渠道不畅、平台隐蔽以及流动运转机制不完善等障碍。为此,要更新交流观念、完善交流制度、公开交流信息、注重后续管理、创新考评规则,从而实现基层干部交流的规范化。     

“民评官”干部考核评出了什么

近年来,以江苏、浙江、江西和四川为代表的各地干部考核评价工作不断创新,如定期开展民调,把干部的评价权交给群众,把群众评价结果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等等,干部考核正逐步从"官评官"走向"民评官"。上海部分地区在基层社区干部考核中,也在试点采纳"民评官"考核法,让广大民众"零距离"检验基层干部的工作成效,居委干部的工作怎么样,百姓说了算。"春江水暖鸭先知",关注并完善基层干部"民评官"考核机制,对改善党群关系意义重大。     

追责与容错机制负效应叠加现象的破解之策

<正>反腐败和全面深化改革迫切需要建立健全追责与容错机制,然而两者都存在一定的负效应。如何在追责与容错之间找到事物发展的均衡点,既能发挥制度的积极作用,又能避免其消极影响,是一项亟须研究的现实课题。因此,正视并规避追责与容错的负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追责与容错的负效应叠加现象追责与容错激励机制的健全与落实,为广大干部明确了底线、设定了边界、敲响了警钟,同时不断鼓励各级干部愿干事、敢担当、善作为、能干成事,收到了良好效果。但不容忽视的是,追责与容错的负效应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叠加现象。(一)追责的负面影响首先是不敢为。由于问责追责力度加大,部分官员     

四川彭州推行村支书异地任职受欢迎

干部交流,一般都是科局级以上干部之间的相互交流,而四川彭州市从去年3月开始试点推行村支书异地任职制度,从机制、制度层面破解基层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9月19日《成都日报》报道,彭州市去年选择了第一个"民主管理"示范村——雷音村,率先试点村支书异地任职。村支书异地任职试点首先是民主选     

基于组织内外双向视角的基层干部“失语症”治理

基层干部"失语症"有损党和政府形象,不利于人民利益实现。造成基层干部"失语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组织内部来说,政府性质与政治环境、上级领导的工作作风、维系与考虑同事关系、基层干部的个人选择等都是重要原因;从组织外部来说,组织内部压力的溢出效应、互联网对基层干部的压力传导、基层干部语言应对能力不足也造成了这一问题。治理基层干部"失语症",应构建绩效导向的基层干部选任与考核机制,划清基层干部政治纪律要求的边界,提升基层干部应对危机的语言能力,完善基层干部权利救济制度。     

全面落实“三项机制” 激发干部担当作为精气神

"三项机制"是指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是新时期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方向,也是激发干部潜心工作、提高工作积极性的全新制度。"三项机制"的全面落实,可以充分调动和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本文将就如何全面落实"三项机制",激发领导干部的担当作为精气神展开简单分析与讨论。     

基层治理视角下“村霸”的概念、症结与治理对策

"村霸"一般可以分为恶性宗族型、寻租村干部型、多势力勾结型三种类型,基本特征为地域边界性、政治渗透性、扩散腐蚀性、幕后隐蔽性。"村霸"乱象的症结为乡村社会生态复杂,基层干部权力异化;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基层监督体系待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失灵,基层选举规范性不足;违法惩治力度较弱,助长"村霸"不良行为。对此,应加强党的支部建设,重塑乡村价值体系;完善乡村法律制度,建设廉洁法治乡村;构建立体式基层干部监督机制,推进乡村善治;建立科学合理的查处机制,增强排查打击力度。     

突发事件应对中问责机制运用不当的表现、负效应及改进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机制不断完善，促进了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和行政效能的提高。但同时，问责不当现象在一些基层单位组织管理中时有出现，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存在问责泛化和滥用现象，主要表现为“株连”式问责、“躺枪”式被问责、“畸重”型求效果等。这种现象催生大量“佛系”干部，使得干部主动边缘化大行其道，干事干部既“流汗”又“流泪”。问责机制运用不当，既有宏观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微观执行层面的原因。为此，消除问责机制运用不当现象，须加强制度设计，建立科学高效的党政机构职责体系、清晰完备的权责清单制度、科学有效的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评估机制、完善的容错纠错机制，实现权责对等。在问责具体实施操作环节，则必须坚持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原则、“权责一致、错责相当”原则、重点客体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容错纠错原则，体现公平公正。     

基层工作疲态的典型表现、根源与治本之策

基层工作疲态的主要表现在一些基层干部身心健康问题频发、工作热情减退、个人成就感和价值感降低等方面。基层工作疲态的形成与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任务以及不科学的管理、考核、问责等工作机制有关。要缓解基层干部的职业压力,提升基层干部的工作满意度和价值感,必须从合理界定权责、开展激励和培训、建立容错纠错试错机制等方面多措并举,真正为基层干部减负。     

“避害型”领导行为的生成逻辑与破解之道

"避害型"领导行为常表现出"趋快绩""稳仕途""笼人心""垒黑财"等目的性特征。从形成机制分析,"避害型"领导行为背后隐含四重逻辑:一是高压问责态势下领导干部心态失调,二是竞争性干部选任存在工具理性缺陷,三是行政系统内外部监督尚未形成监督合力,四是服务意识淡薄与本领恐慌扭曲从政初心。破解"避害型"领导行为的关键在于健全问责容错机制、严把干部选任关口、完善履职监督体系、创新干部召回机制。     

强化问责背景下基层干部“胆识雄心”的重塑之道

问责机制下,基层干部在行事过程中更加关注行为后果、更加防范行为风险、更加重视制度规范、更加唯上级指令是从,进而引致其可能因畏惧失误而拒绝尝试、因害怕担责而墨守成规、因忌惮"出头"而人云亦云、因惧怕风险而回避创新。想要兼顾管控与创新间的平衡,就必须明确问责目的,重构行为目标;把握问责实质,规范行为取向;界定问责范围,支持创新突破;丰富追责形式,保护尝试勇气。     

论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原则

本文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缺陷产品法定原则、召回方式多样化原则和分类逐级召回原则等三个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原则。     

激发基层干部工作动力惩罚性方式的局限与改进思路

现行体制下,为解决基层干部难"动"起来这一问题,靠"摘帽子"让干部迅速感知惩罚和危机,是看似最为有效的办法,但长此以往,会削弱干部主动进取的激情与勇气。可从以细化的小目标激发基层干部的工作主动性、以民众的最满意实现基层干部的工作满足感、以服务的最本心培育基层干部的工作使命感、以组织的长发展维系基层干部的工作热情、以成效的全落实界定基层干部的工作业绩着手,变"摘帽子"为"揽任务"。     

完善“凡提必审”机制 防止干部“带病提拔”

正近年来,河北省衡水市建立完善"凡提必审"机制,有效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一、衡水市逐步建立完善干部档案"凡提必审、凡转必审、凡进必审"机制,并以制度形式加以规范。干部提拔任用档案必须审核、未经审核不予录用和提拔、经审     

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之完善

本文从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概述入手,分析了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理论依据。同时通过对国外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考察和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现状,指出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存在哪些不足之处,国外的哪些立法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值得我国借鉴,从而进一步提出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建议,以期为逐步建立我国完善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