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及其启示

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它关系到高管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关系到企业的绩效,甚至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通过系统地梳理国内外关于薪酬差距及其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总结对比国内外研究的异同,为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提供启示和方向指引。     

薪酬制度考虑外部监管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契约与外部监管的关系,结果发现,外部监管对高管薪酬有显著的影响,但与最优契约论不完全相符.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负相关;由于所有者虚位,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由于远离管理者,外资控股的公司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重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与薪酬敏感性负相关;较高的银行借款/总资产比率对高管薪酬有抑制作用;处于垄断地位的管制行业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高管持股对薪酬的敏感性不影响.最后,在控制了外部监管因素对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后,高管薪酬与公司下年度的业绩增长显著正相关,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基本上具备了激励机制.     

高管团队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行业特征的跨层调节作用

高管团队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是公司治理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热点议题之一,但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本研究基于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以99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阶层线性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及行业特征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高管团队垂直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2)高管团队垂直薪酬差异与水平薪酬差异对企业绩效具有交互作用;(3)行业内高管薪酬差异程度对高管团队垂直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跨层负向调节作用,同时对水平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跨层正向调节作用;(4)行业内技术密集性对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跨层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为不同行业特征下的企业进行合理的高管团队薪酬结构设计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

以209家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评分的A股医药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内外整合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内部驱动因素（财务绩效、技术创新、高管薪酬、内部控制）和外部约束因素（政府干预度、法律环境）的匹配效应对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内部驱动因素与外部约束因素的不同组合对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起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医药企业社会责任高履行路径有5条,分别是高管引领经济驱动型、内控强化经济驱动型、高管引领内控驱动型、法律保护能力驱动型和内控强化压力驱动型;导致医药企业社会责任低履行的路径有1条,且与社会责任高履行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影响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多重复杂因素间互动本质,并为医药企业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带来有益的实践启示。     

公平偏好下的多任务目标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通过将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同时引入到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中,研究国企高管和政府主管部门均具公平偏好下的国企高管最优薪酬机制。研究发现,在企业经营任务目标激励方面,当多任务成本函数为独立关系、互补关系或者替代性足够小的,国企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将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途径共同促进高管最优薪酬向公平工资回归,其中,间接影响表现为公平偏好先影响最优薪酬激励强度进而间接地影响总体薪酬水平;在此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公平偏好和高管同情偏好对最优薪酬激励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替代效应。在社会责任任务目标激励方面,显性薪酬激励不是有效的激励方式,因此政府应该借助于隐性激励方式来激励该任务目标的实现。研究还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具有更强的公平偏好心理。     

基于扎根理论的金融国企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扎根理论,通过收集与分析公众对国企高管薪酬的评论帖子,以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为依据,从环境、组织和管理者自身3个层面构建了"金融类国企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模型,包括企业的环境氛围、企业特质、社会责任以及高管的职业素养四大影响因素,并运用相关理论分析了模型的深层机制,最后据此提出了对政府和企业的现实指导意义.     

柔性税收征管、高管党员人数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 0—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税收征管、高管党员比例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柔性税收征管政策实施的净效应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获得A级纳税信用的企业会重视社会责任;高管党员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高管党员比例增强了柔性税收征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法制化程度不同的地区,高管党员比例都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建议：政府应采取多方意见,对企业进行纳税信用评级;企业应多引进具有党员身份的高管人员,从而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国有企业应积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舆论批评,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有企业的社会职能;非国有企业应完善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制度建设,推进社会责任的履行。     

薪酬委员会独立性与更高的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度——基于薪酬辩护假说的分析和检验

本文提出并初步实证检验了"薪酬辩护假说"。首先,本文论证提出了薪酬辩护假说,并基于它提出了薪酬辩护假说之子假说——当经理人有着薪酬辩护需求和较强能力影响公司薪酬政策制定时,在薪酬辩护净效用增加的情形下会通过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度的提高来为薪酬做"结果正当性"辩护。本文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经理人薪酬辩护需求强烈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相对于经理人没有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的企业,经理人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的企业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度显著更高,且经理人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与更高的报酬—业绩敏感度之关联主要出现在相对薪酬较高、相对业绩较好和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公司之中,这说明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度之提高是出于经理人薪酬辩护之需,是经理人自利行为的表现。本文为经理人的薪酬辩护假说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需指出的是,虽然本文的假说推断和发现与主流代理理论预期不一致,但本文的研究并不意味着从经济后果来看,经理人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更高。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公司法规制

公司高管薪酬问题是与企业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物质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分离相联系的。随着现代意义的公司的出现,企业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开始分离,作为企业经营者(管理者)需要获得相应的薪酬作为其投入人力资本的交换,管理人员薪酬问题才成为一个法律上开始注意的问题。一、实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公司法规制的必要性高管薪酬问题是世界范围的问题,并已成为管理学上、公司法学上讨论的热点。据统计,在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内部薪酬差距越来越大,一些公司的业绩并不是很好,但高管照样获取相当高的薪酬。故人们有理由对高管薪酬的公平…     

管理决断权、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企业层面上研究了管理决断权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及两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权变关系。论文选取2002-2007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管理决断权的多指标衡量体系,证明管理决断权对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企业绩效好的情况下高管薪酬与管理决断权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样,在高管理决断权情况下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挂钩更加紧密,但同时企业会面临监管难题。     

高管海外经历是否提升了薪酬差距

本文尝试从文化冲突的角度考察企业内部薪酬制度。具体而言,本文以高管的海外经历度量其文化特征,通过手工搜集整理上市公司高管的海外经历数据,考察对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薪酬差距的影响。文章发现:高管的海外经历能够显著提升薪酬差距。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这一结果是稳健的。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海外经历在民营企业、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内具有更强的作用;相比海外工作经历,高管的海外教育经历具有更显著的提升作用;相比集体主义倾向国家,来自个人主义倾向国家的高管对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最后,本文还发现高管的海外经历会降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降低企业业绩。本文结论凸显了文化冲突对企业治理的影响,同时也为监管部门统筹用好海外人才资源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义。     

制度环境、管理层权力及文化企业高管薪酬的激励效应

基于文化企业的产业特性和制度背景,系统分析文化企业高管的显性薪酬和隐性薪酬的激励效应,深入探讨薪酬规制和管理层权力对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文化企业高管的显性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股权薪酬对绩效的影响尤为显著,隐性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政府对显性薪酬的行政规制,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正向激励效应;文化企业内部管理层权力的增大,强化了隐性薪酬的负向激励效应。     

在职消费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高管权力视角

以2011—2015年我国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基于高管权力视角下在职消费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可以发现,在职消费与货币薪酬存在替代关系,在职消费作为一种隐性薪酬对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高管权力会弱化在职消费对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与高科技非国有企业相比,以上关系在高科技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这为完善我国高科技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互信关系、获取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的宏观背景下,具有海外背景的管理者在企业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已有研究探讨高管海外背景对海外融资、对外投资、跨国并购等的影响,尚无研究关注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高管个体特征视角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选取2010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手工收集的高管背景特征信息,使用OLS回归、倾向评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检验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显著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相对于无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拥有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评分更高、评级更好;当企业高管团队中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越高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时,高管能依赖用于理性判断的信息更少,此时作为高管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代理变量的海外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强。在解决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将高管海外背景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为高管海外背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从个体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作用机理提供新的证据。从现实意义上,研究结论为国家海归人才引进政策、企业高层次海外人才招聘和选拔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高管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及其治理效果: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理论阐释,利用中国A股2004-2011年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契约的参照点效应及其治理后果。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呈现明显的参照点效应,即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显著受到同行业、本地区高管薪酬均值等外部参照基准的影响;(2)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引发的主观心理感知对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和主动离职行为等都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讲,当高管薪酬水平低于同行业、本地区高管薪酬均值时,企业高管将产生自我利益被侵蚀的消极心理感知,进而导致他们通过在职消费途径寻求替代性激励补偿的动机显著增强;同时,企业高管发生主动离职行为的概率也明显增强。     

2009年CEO薪势——泡沫严重的房地产和金融业降幅最高可达30％

高管薪酬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薪酬的市场连接性，即高管薪酬与市场上同类职位或者同类人相比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二是薪酬与绩效的连接性，即奖金部分与业绩表现挂钩的紧密程度。同时，企业的性质、宏观经济环境、企业文化都对高管薪酬有一定影响。2009年，对高管薪酬影响最大的显然是企业对当年业绩的悲观预期。根据高管薪酬与绩效的联动效应，我们预测，2009年企业高管薪酬将出现集体下滑。     

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基于本土特色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锦标赛理论讨论了中国高管团队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高管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利用2006年我国440家沪市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兼任会显著扩大高管团队薪酬绝对和相对差距,国有股比例的提高会对高管薪酬绝对与相对差距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企业绩效、企业规模对高管薪酬绝对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对相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分析结果发现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显著,锦标赛理论得到支持。本研究同时显示,团队薪酬水平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大于团队薪酬差距的影响,体现出目前高管更为关注的仍然是薪酬水平,这也为高管薪酬设计提供了新的管理启示。     

人力资本、组织因素与高管薪酬:跨层次模型

针对高管薪酬决定的现有研究停留在单一层面和对高管的人力资本关注不足的问题,本文获取了2007-2009年在深沪两地上市公司的17368个高管个体样本与对应的1923个组织样本,通过构建跨层次模型(HLM)研究发现,在个体层面上,高管人力资本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组织层面,公司绩效、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监事会规模、无形资产比例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个体层面因素解释高管薪酬的总变异与组织因素解释高管薪酬的总变异接近相等.依据国有股比例分类,本文通过构建HLM发现,当国有股比例在50％以上时,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无形资产比例(负向)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之间关系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