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领导干部须走出的“十大陷阱”

领导干部要适应作风建设新常态,必须摒弃一些不健康的思维心理和行为积习,走出以下“十大陷阱”. 陷阱一:生活全靠服务.从报道来看,有的领导干部在机场和火车站取消贵宾通道后,不知道如何买票、如何登机或者乘车了.这反映出少数领导干部已经到了生活都需要借助职位或者职务提供的服务才能满足需求的境地.这种“全托式”服务不仅容易让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也容易让领导干部在不知不觉的温水中被“煮死”.领导干部走出生活不独立的陷阱应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树立独立意识,提高自理能力.     

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

要走出“塔西佗陷阱”，就必须走“诚信信息”道路。加强政府解释力，除了加强宣传力度和道理的清晰度，还要求每个公共权力代言人慎待自己的公共话语权。     

后备干部应及时走出“心理陷阱”

<正>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2009—201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可见,后备干部越来越被重视。后备干部从不为人知到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容易产生自大、自负心理,而一旦后备久了,又极易产生焦虑、彷徨、失落等不良心理,陷入心理陷阱,导致对组织部门信任度降低,产生消极怠工、不思进取等不良现象。后备干部要想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后备到被重用,必须及时走出心理陷阱,调整好心理状态。     

数字化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

本文针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和趋势,从聚焦基础数据能力、打造社会治理中台安全“底座”、形成业务共性及通用能力平台产品三个方面,充分结合重点人员分析预警、社区事务分类识别等典型场景应用实践,构建了“数据+平台+应用”融合模式,为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等服务能力提供了探索实践经验。     

“互联网+基层治理”：以数字化手段推进整体性治理

碎片化是中国基层治理不可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权力体系碎片化、利益诉求碎片化、空间结构碎片化。浙江省绍兴市杨汛桥镇"4+X"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互联网+大桃"模式有效证明了数字化手段与整体性治理的耦合性。基层政府应借鉴和学习相关经验,疏通多向互动整合渠道,整合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重构弥合互补网络关系,树立服务导向治理观念,实现权力、利益与空间的整合。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社会治理规律,更新社会治理理念,改革社会治理体制,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世界正发生着深刻变化。适应时代要求,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建设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美好社会,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适应时代变迁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推动下,经济社会呈现出加速变迁的趋势,…     

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对数字弱势群体的影响及对策

数字化转型是基层社会治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举措。因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了数字弱势群体,加剧了数字鸿沟,增加了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使社会排斥从真实的物理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造成政务服务和基层治理的盲点,导致政府决策和公共服务出现系统性偏差。究其原因,主要是数字科技复杂特性、社会内在结构缺陷、虚拟空间秩序紊乱、社会治理创新不足的共同作用。对此,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制定全域信息无障碍建设规划标准和行动方案;坚持传统服务与科技创新并行,做好关键场景和主要业务的适老化政策设计和规划;加强数据治理和个人信息保护,完善数据社会化共享闭环管理体系;优化数字资源公共产品供给,加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提升其数字素养。     

大气治理须破除“囚徒困境”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全国大气污染最为突出、灰霾污染最为严重的区域。为此,北京市已率先出台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财经》杂志近日发表文章认为,大气治理须破除“囚徒困境”。     

“数字福建”与家庭“数字化”

1998年,美国副总统戈尔发表题为“数字地球—— 21世纪对我们星球的理解”演讲报告,提出“数字地球”概念,在许多发达国家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相继提出“数字地球”、“数字国家”、“数字城市”的实施构想,美国已经开始“数字城市”的建设。我国国家领导人对此问题极为重视,把“数字中国计划”作为国家战略计划提到日程上。我省提出实施“数字福建”的有关问题,这对将来实施“数字福建”的计划是具有前瞻性的,意义深远。 　　提出“数字地球”、“数字国家”、“数字城市”的概念,不是谁想提就可以随便提出来的,它必须具有多方面的…     

数字时代下对数字治理的探索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数字治理的内涵有了更多的认识。数字治理主要包括对数据的治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以及对数字融合空间进行治理。数字治理的意义在于为政府赋能、为市场增效、为社会赋权。数字治理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的治理模式存在的局限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数字化时代,政府和企业需要积极推动数字治理的实施,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数字治理也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以提高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治理的效率。     

推进政府治理法治化须解决四大问题

<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同步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而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推进政府治理法治化,这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党和政府以及全体人民的不断努力,我国的法治化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仍然存在。当前,推进政府治理法治化亟须解决如下问题。一、健全法律体系,解决政策替代法律的问题有法可依,是推进政府治理法治化,进而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近年来,我国行政立法取得了很大     

“流动性陷阱”与通缩时代的中国

尽管学术界对“流动性陷阱”的定义和引发因素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了货币政策失效的状况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央行无论采取何种程度扩张政策，都不能有效地提升大众的消费和私人投资者的投资。可以说，中国经济也一度陷入了与日本经济相类似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的困境。     

政绩考核须把好“数字关”

<正>组织部门要把好"数字关",以更好地发挥出数字指标在评价干部成绩、反映干部能力上的重要作用。选准数字指标。在政绩考核指标的制定中,要在依照上级相关规定的前提下,积极联系本地区的实际,综     

治理“为官不为” 须消除“告状之忧”

<正>"为官不为"必须坚决治理,关键是实事求是,辨证论治。近年,一些地方从关心干部入手,采取措施惩治诬告行为,对匡正祛邪、保护担当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基层更常见、更复杂的是真伪相间的"恶告状"。因此,用好用足执纪监督"第一种形态",解除基层干部的"告状之忧",把严格管理与热情关心有机统一,也就更具普遍意义。在一些地方,告状已成为困扰基层干部的头疼事,     

城镇化与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从“社会管理”转型为“社会治理”

以“城镇化与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为主题的学术前沿论坛，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     

城镇化与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从“社会管理”转型为“社会治理”

以"城镇化与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为主题的学术前沿论坛,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在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举办的此次论坛上,传递了大量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数据与观点。与以往学术研讨会不同的是,参会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在会议的前半程,纷纷追忆因病离世的我国社会学界泰斗郑杭生教授治学为人的故事。而有关城镇化的研究,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享年79岁的郑杭生教授生前做了大量研究的领域。公共服务不能纠结于"流动"与"本地"据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     

完善社会治理“免疫系统”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战疫情、抓防控,全国各地集中力量,严防疫情蔓延。宁夏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本地实际,开出了一组增强社会肌体免疫力的特色药方。首先是望闻问切,全面排查疑似病例和发热病人。宁夏在部署疫情防控行动时,不仅突出强调收治发病者、排查疑似者,还顺势而为,把防控落实为一轮基层大体检。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须克服传统思维束缚

正第一,从国家治理来看,要通过重心下移弥补"单位制"消解后的地方治理空白,特别是自主性治理架构的缺失。有学者提出"双向建构"框架,认为基层社会治理既是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自治的组成部分。因此,新时代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过程必须兼具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以及现代社会自治体系构建两个维度。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实际上是对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应对经济危机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后危机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在这方面,挑战和机遇并存。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等收入陷阱都将是我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丰裕的资本存量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则为中国推进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