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虚置状态下运动式管理的弊端与出路

制度虚置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制度失灵现象,运动式管理的大行其道是造成常态化管理中制度虚置的重要原因。对运动式管理的过度依赖会弱化制度的公平正义,很容易使组织陷入"塔西佗陷阱"。因此,领导者要在管理运动中形成多元的常态化管理体系,修订完善各项规章制度,重视日常管理中的制度落实和监督,切实治理制度虚置顽疾。     

回应性的“动员式治理”与基层纠纷解决

本文从组织的角度,探讨政党在基层纠纷解决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四种理论观点,即转型社会中政党在化解纠纷的过程中会出现组织失灵的现象,即政党失灵是因为没有竞争性的政党体制、组织的寡头化和腐化、组织内部上下级的利益割据、组织对于基层控制的衰弱。与这些观点相反,本文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开展"动员式治理"的方式来化解基层的纠纷。地方党组织通过组织,动员党员干部积极地将民众的利益诉求纳入"动员式治理"中,在化解基层纠纷的同时,也提高了政党对于民众利益诉求的回应性。     

数字化转型期领导者的“无力感”表征、领导力诊断及其提升策略

数字化转型驱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赋予领导者在数字平台、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新作为空间。与之相伴的是,数字化转型对传统领导力发出了挑战。领导者在数字化转型期呈现"无力感"表征:行政权威的日渐式微、科层结构的部分失灵、技术绑架的风险加大。区别于传统领导力侧重组织建设和业务推进能力,数字化转型期的领导力强调运用系统思想把数字技术与制度、组织及队伍等要素有机融合,制定出可行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提升数字化转型期领导力应制定战略,构建数字化治理体系;明确路径,在应用场景建设中系统开发;吸纳技术,优化技术主体的政治参与;吸引人才,提升数字化组织能力。     

论转型期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

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但是我们发现在政府和市场存在失灵现象之后,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营利组织也存在失灵现象,即志愿失灵。如何完善非营利组织的志愿服务,减少"志愿失灵"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志愿失灵的理论概述、我国志愿失灵的表现、我国志愿服务应采取的对策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     

论社区治理的转变——从科层制到政策网络

一、社区治理的失灵:科层管理的困境 近年来,随着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建设和治理不断向深度发展,社区治理过程及结果暴露出许多诸如社区治理行政化等问题.突出表现为社区管理行政化,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及管理方式成为社区治理的唯一方式.其显著特征表现为管理主体仅限于政府,管理手段依靠控制,管理方式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管理形式采用层层节制,管理运行是直线式机制,管理措施突出强制性干预等.社区管理行政化所带来的单一管理模式、僵化封闭、权力集中、关系隔离等问题对基层社区治理造成了损害,并成为社区治理过程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治理中的“第二序改变”

<正>以往建设和发展出现了问题,我们多是用增量的办法缓解资源紧张(路堵了就多修路、治安差就加派警察),用集中的运动式治理弥补常规治理的失灵。这些思路都没有突破既有框架,难免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怪圈,我们把这个称作"第一序改变"。而大数据寻求的是"第二序改变",它改变的是问题的解决框架,即通过数据化、物联化、智能化搭建一个智慧平台,使有限     

“塑造科层制”:行政改革的组织学解释

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双重压力及其内在困境,催生了从中央到地方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行政改革。行政改革的实质是"塑造科层制":塑造科层理性,提升科层组织能力,科层组织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结合,科层组织边界的调整。这种仅限于科层组织的改革努力是国家建设的行政化处理,无法建构起行之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只有将政府组织的制度化、精细化与规范化的变革嵌入合法的制度框架之内,才能真正解开行政改革的困局。     

治理的“祛魅”——兼谈后治理时代的理论发展方向

自"治理"一词被引介到中国以来,国内掀起了治理的研究浪潮。消解科层制是目前国内对治理研究热的一个指向。由于集体行动的困境、西方价值观的裹挟以及风险社会的复杂性,治理失灵现象偶有发生,从而凸显了治理本身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某些缺憾。因此,提出"制理"的概念来解决治理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问题。"制理"就是破解治理主体的集体行动困境、避免治理规则被西方价值观裹挟,以规避风险社会为宗旨,从而发挥治理有效性的一种制度性话语体系。     

我国社区治理研究的视角转换：从政社关系到党社关系

"国家—社会"关系或政社关系是西方学界研究社区治理的主要视角。长期以来,我国社区治理研究沿用西方的政社关系视角,忽视了党在我国社区治理构架中的地位和作用,导致社区治理研究中的党建维度普遍缺失。我国社区治理研究的视角从政社关系转向党社关系,是回应社区治理失灵的需要,也是我国政治权力结构与党的宗旨和属性的体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应当遵循以组织融入促进有效在场、以机制创新促进有效动员、以综合服务促进有效治理的路径,实现党建与社区治理的有机契合。     

微权力失灵的形成机制与治本之道

<正>当前,人类进入了信息发送、传播、获取最高效的"互联网+"时代,这让普通职工拥有更强的"员工力"。普通职工的微权力可以通过互联网等途径获得更大的能量,对组织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权力是把"双刃剑",如果不对微权力进行有效地把控与管理,很有可能出现微权力失灵的状况,对组织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一、微权力与微权力失灵在组织中,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组织的发展,也能阻碍组织的进步。领导拥有组织发     

国家、市场与社会三重视角下公共治理机制的生成逻辑——基于长三角经济区公共治理实践的分析

文章从国家、市场、社会三者间矛盾运动的宏观视角出发,对公共治理机制的概念进行界定:为有效治理公共事务,由科层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有机融合而生成的集体行动新规则。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推演和对长三角经济区公共治理实践的考察,做出关于公共治理机制生成逻辑的理论解释:公共治理机制是转轨期中国国家、市场与社会三种力量矛盾运动的产物。具体来说,公共治理机制是在市场机制扩张与科层机制束缚的双重逻辑下,由政府主导、市场驱动和公民社会有限性参与生成的。     

多元治理模式中“常规赛”与“运动战”的融合之道

"常规赛"与"运动战"两种治理模式相互依存、交织运作,并且在一定条件基础和环境要求下可以彼此转换。对于组织而言,动态环境中治理模式的选择是使"常规赛"巧妙搭上"运动战"的便车,实现治理结构、治理思路、治理方式升级,从而进入更高层级的常规秩序状态,借力"运动战"中的灵活性、先进性和信息化训练,全面提升组织成员的综合素养,使其总结归纳、构筑升级为更能迎合时代趋势的创新型治理模式。"常规赛"嵌入"运动战"要有科学合理的组织科层治理模式、相对统一的利益目标、成熟的监督考察机制、较为完善的运行体系与制度规范。这就需要实现任务升级下的关注度拔高,目标趋同下的广泛动员,经验传承下的机制赋能,以及成熟路径下的风险弱化。     

水资源多中心治理机制的构建——以河长制为例

以水资源行政权力分级控制为基础,辅之以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河长制,是中国应对水资源治理政府单边控制、市场机制失灵、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的制度创新。然而,行政主导下的河长制也难以摆脱传统水治理的路径依赖。从长远看,应构建河长制的多中心治理机制,即界定多元治理主体、创建网式治理结构、优化政策工具、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并从培育合作理念、完善协同治理平台、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健全技术与宣教机制等途径进行机制整合,方可形成水资源社会共治的制度创新。     

“运动式”生态治理的效力与限度分析

"运动式"治理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并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思维惯性的延续与执行效果的鼓舞,党和政府在推动政策执行或在常态制度执行受阻时,依然倾向于通过"运动式"治理模式来应对。这种情况在生态治理中同样屡见不鲜。"运动式"生态治理模式在带来便捷高效的同时,也会遭遇执行偏差、忽略整体的现实困境,对其纠偏须着眼于中央与地方共容利益的构建,以及进行生态治理的统筹规划。     

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意蕴

<正>西方人之所以主张以治理替代统治,是现代工业民主国家经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失败的结果。单纯的市场手段和单纯的积极干预都不能实现对社会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治理就被认为是对付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机制。中国语境下的不同考量在中国,人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工业民主国家式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是社会转型中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政府监管责任的缺失。市场不成熟主要表现为:市场规则不健全,生产者和     

积极领导力的内涵、价值与策略研究

消极领导方式包括辱虐式领导、破坏式领导、欺凌行为和不作为等,会导致领导力发挥作用受阻和上下级关系紧张,不利于组织健康发展。积极领导力是新的研究范式,积极性是其核心要素,并与组织卓越绩效、员工发展相联系。以"领导自我—领导他人—领导组织—领导结果"为研究框架,从"个体—群体—组织"层面分析积极力感知与领导力发挥作用的过程,包括借助建构积极情绪、重塑和完善组织文化等方法来营造积极氛围,借助自主沟通、欣赏式探询等方法来促进积极沟通的实现,借助授权、建设广义互惠网络等方法建立积极关系,借助设立终极目标等方法来实现积极意义等。     

行政约谈的治理功能、作用逻辑与法律规范

行政约谈是在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政府治理手段的创新与变革,其以国家权力为逻辑基础,通过科层内部、科层外部两种约谈形式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引导与规范,实现了行政执法从威慑到遵从的理念转变。行政约谈能够实现从模糊性负面趋向到确定性正向发展的转变,兼顾节约行政资源与提高治理效率,弥补制度漏洞与破解治理困境,但也有可能被异化为一种权宜之计、避责手段。基于此,应完善行政约谈制度建设、强化行政约谈法治约束、加强行政约谈监督问责,以保障行政约谈良性发展。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

不断兴起的共享经济与平台经济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突出的社会问题,平台情境下社会责任缺失现象与异化行为频频出现,亟需进行有效治理。本文针对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现有研究的不足,从平台型企业"作为独立运营主体的社会责任"、"作为商业运作平台的社会责任"和"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社会责任"3个层次,结合担责的"底线要求"、"合理期望"和"贡献优势"3个层级,系统界定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点对点的原子式社会责任治理、传导式的线性化社会责任治理、联动型的集群式社会责任治理等传统社会责任治理范式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它们在平台情境下容易出现治理的错位与失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契合于平台情境的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新范式,指出其本质是一种内生型、整体性与可持续的全过程治理范式,核心是分层次治理与跨层次治理,个体、情境和系统的全景式治理,以及跨生态位互治与网络化共治。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的实现机制包括主要生态位的6项社会责任自组织机制、扩展生态位与主要生态位之间的两项责任共演机制。     

地方治理结构下民间志愿组织自主性生成机制——基于D县C义工协会的个案分析

在中国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相关研究中,长期缺乏对地方治理结构下民间志愿组织的关注,而聚焦于在大城市活动的科层制、专职化组织,造成对中国社会组织呈现"依附式自主"状态等片面认知。针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生成机制研究的不足,本文从民间志愿组织角度入手,基于组织机构、资源和行动3个自主性评判维度和自组织属性、地方治理结构两个自变量,生成民间志愿组织自主性生成机制的初步解释框架。个案研究发现,关键群体的建立可以为民间志愿组织提供稳定的核心志愿者资源、内部化治理结构,并提升服务能力以创造同党政部门的共容利益,有效提升组织自主性。而参与地方治理的中心工作,则能使民间志愿组织身份得以重构,反向吸纳精英人力资源,高效聚合支持资源,并完成活动领域与活动地域的双重扩张,实现自主性的生成。两者共同作用,最终形成民间志愿组织的整合式自主性生成机制。民间志愿组织的自主性生成过程反映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动向,成为社会治理主体的社会组织开始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基层“看起来很努力”现象的制度缘由与破解之策

基层工作中"看起来很努力"者,在规矩外衣下醒目地做,在算计心理下表演着做,在服务说辞下高调地做,在积极表态下张扬地做,真实效果却始终不尽如人意。从制度治理层面来看,其原因主要在于压力型体制、失衡型权责、运动式治理以及缺位型监管。要破解如此"假努力"现象,需要以功劳代替苦劳、以效率代替时长、以实效代替数量、以价值代替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