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困境及破解之策

法治框架下推进乡村治理创新面临法治推进与自治、德治传统难以有效融合,法治路径的地位边缘化,"知情祛魅"现象凸显等现实困境。其原因在于乡村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治理主体的法治素养不足,治理机制法治化程度较低,治理环境的法治氛围不足。为此,需要坚持立法先行,构建层次分明、结构有序的乡村法律制度规范体系;理顺乡村治理体制,健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组织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为重点,依法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法治宣传的途径和方式,营造乡村治理法治化发展的氛围;提升基层干部的法治素养,打造法治化的基层干部队伍;优化公共法律服务,强化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发展的人才保障。     

现代治理视域下“官吏制约”的困境及超越

"官吏制约"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官治、权治与人治的关系上。具体来看,在现代治理变革中,"官吏制约"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对现代人本价值理念遵循、现代为民服务目标导向、现代民主法治思维方式运用的消解。为此,应超越"官吏制约",转向法治化治理。首先,完善国家法律制度,尤其是增强民主法治思维;其次,健全权力运行体制机制,尤其是加强对权力的法律监督;再次,建立依法协同治理体制,尤其是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优势。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德治的实现路径研究——以何斯路村的实践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提供了新思路。目前,道德在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仍存在一些困境,主要表现为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转型带来的多元价值弱化了道德的控制作用、治理主体伦理素养不高、现有的乡村治理实践尚未对德治表现出充分的重视等。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何斯路村创造了一种系统性、全面性、有针对性的乡村德治模式,为其他乡村推进道德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具体而言,即发展乡村产业,奠定道德治理物质基础;转化和创新发展乡村传统文化;设计完善的道德治理制度规则;构建道德奖励机制,强化道德行为;恢复道德的评价功能;提升治理主体的道德修养。     

村民自治视野下农村治理法治化推进路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法治化是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趋势。农村治理法治化面临的困境有:基层政府为"维稳"而"变通",致使农村基层治理缺乏可预期的法律结果;基层司法公信力偏弱使法律在农村的适用缺乏应有的权威,难以产生正义共鸣;村级组织权力运行不规范和宗族势力的"人多势众"影响弱化了村级治理权威。制约农村治理法治化的因素包括农村资源缺乏整合、村民参与自治偏少、农民用法热情不高等。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要融合基层政府的权力资源与村域内部的精英资源;通过创新民主机制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治理;以提高村干部法律意识为切入点,培育法治土壤。     

基层治理视角下“村霸”的概念、症结与治理对策

"村霸"一般可以分为恶性宗族型、寻租村干部型、多势力勾结型三种类型,基本特征为地域边界性、政治渗透性、扩散腐蚀性、幕后隐蔽性。"村霸"乱象的症结为乡村社会生态复杂,基层干部权力异化;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基层监督体系待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失灵,基层选举规范性不足;违法惩治力度较弱,助长"村霸"不良行为。对此,应加强党的支部建设,重塑乡村价值体系;完善乡村法律制度,建设廉洁法治乡村;构建立体式基层干部监督机制,推进乡村善治;建立科学合理的查处机制,增强排查打击力度。     

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需要高度重视乡村社会的法治秩序建构,将自治、法治、德治结合起来。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首先要树立法治思维,形成基层政府与农民的良好互动关系,打造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关键作用,坚定法治化治理的目标、理念,制定专门的乡村治理法律体系,营造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良好社会环境,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     

经济责任审计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作用研究

<正>一、经济责任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国家审计的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核心是推动民主法治,实现国家良好治理,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和科学发展,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国家治理的模式决定了国家审计的制度形态。     

乡村治理过程中“寡头政治”逻辑与解释

乡村治理中的"寡头政治"也就是由少数人控制村庄权力和资源的政治模式,表现为村级权威结构的相对稳定、资源与权力的相互嵌入以及公共利益的隐蔽攫取。"寡头政治"的产生有其相应逻辑,从内部视角分析,政治空间扩张、乡村精英联盟和村民伦理道德催生了"寡头政治";从外部视角看,外生利益输入、政治庇护结构、社会力量薄弱是其产生的基础。"寡头政治"是对乡村治理目标和治理秩序的一种挑战,不利于国家政权巩固、现代公民培养和公共服务提升,因此须加强对"寡头政治"的规约,通过乡镇政府监督、完善权力运行机制以及解决文化权力不对称问题等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基层民主政治取代"寡头政治"。     

我国古代公正观中的民主价值及其现代借鉴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具有大量公平正义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传统民主价值的维度,分别是议事民主、宽容民主以及基层治理民主。古代公正观的民主价值在现代管理中仍具有鉴戒意义:要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用法治文化来纠正宽容文化,用党组织优秀文化重构农村价值秩序。     

中国行政领导体制改革民主与法治取向述评

<正>民主是现代国家形成和统治者获得政治权力的基本依据和途径,法治是现代国家存在和实行治理的主要方式。民主代表着"主权在民",法治意味着"规则治理"。当今世界,民主与法治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同,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实践方向,规定了现代国家的政治运行体制机制,能够避免独裁专制和政局动荡不安。梳理、分析和总结我国行政领导体制改革民主与法治取向的历史轨迹,有助于厘清行政领导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律,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和     

依法行政背景下单位内部治理制度创新

依法行政是行政管理理念转变的必然要求,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行政转变需要树立有限行政、有效行政和有责行政的法治理念,表现为良法善治、权利保障、权力制约和民主参与。依法行政背景下,单位内部治理也需要树立有限、有效和有责的法治理念,从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充分发挥治理主体作用,保障单位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良性运行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促使单位内部治理实现善治。     

正确用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当今社会,权力触角无处不在并时刻产生巨大作用力;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样受到权力的影响。因此,领导正确用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一、和谐社会对领导用权提出的新要求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的社会,首先要求在民主法治前提下运行权力,如果权力运行背离民主法治的轨道,整个社会的民主法治就无从谈起;公平正义的社会,首先要求支配社会的公共权力是公平正义的,是与和谐社会的特征相一致的;诚信友爱的社会,首先要求…     

领导干部增强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的制度要求与外在环境

<正>法治已成为大国治理的执政理念和社会转型的制度力量。法治的主要任务是合理分配权力和限制权力。在社会转型时期,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对限制权力行使具有较为重要的引领作用。职权法定、程序正当、权责一致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应当成为领导干部具备的内在素养。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行政问责制、公务员晋升制等机制从外部倒逼领导干部培养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改变领导干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以及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     

从传统治理到农民参与式治理——绍兴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启示

"乡村典章"、"夏履程序"和"八郑规程"通过村民的广泛参与,大大地促进了村级民主管理的落实和发展,有效地推动了村干部的廉政建设,实现了村民的民主权益,保障了农村的和谐稳定.但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和乡村政治生态的局限,尚需进一步深化民主制度产生机制,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权力制衡机制,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乡...     

农村基层“微权力”腐败的机理机制与预防对策

加强对农村基层"微权力"腐败的预防与惩治,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题中应有之义。农村基层"微权力"腐败呈现主体以村"两委"一把手居多、村"两委"班子集体腐败现象突出、经济类腐败案件占主导地位、涉财违纪违法手段多样化等特点。农村基层腐败行为频发的原因在于法治观念淡薄、价值观扭曲,制度操作细则规范性不足、自由裁量空间大,监督行为机制乏力等因素。全面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构建基层贪腐预防与惩治体系,需要针对农村基层干部开展警示教育,增强正向激励;规范用权,建立"小微权力清单";创新村规民约制度安排,推行农村社会公平化管理工作;提升协同监督能力,使农村基层民主运转起来。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研究:现状与评析

本文首先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概念做出界定,然后梳理了乡村治理结构研究的各种观点,并对当前的研究做出总结性评价:一是注重在整体的国家权力体系中研究,对村治本身的关注较少;二是以西方理论范式与概念体系为主,本土化理论较少;三是对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梳理较多,学理反思较少。最后抛砖引玉地提出乡村治理结构研究应该正确处理三对关系:村庄内部治理机制和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范式的关系、传统治理资源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关系。     

权力来源视角下看乡村领导干部任免制度

乡村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在我国基层民主实践中进行了先验性的有益尝试。目前的乡村治理中普遍存在着"双头领导"现象,村委和党委由于其不同的权力来源方式,即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产生了矛盾,暴露出乡村基层民主政权领导干部权力使用的弊端与问题。     

认同、互构：德孝文化与乡村善治的耦合机理

建设和繁荣乡村先进文化,培育乡风文明新气象,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路径。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礼治、政治、自治的不同阶段,正在向善治的方向发展。当前,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实施载体,是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实践中,产生于乡土社会的德孝文化与推进乡村善治相耦合成为重要的路径选择。目前,各地已成功开展了孝行天下、孝道文化大餐、孝道村民学堂等活动。以各地实践为参考,可以发现,通过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孝因子,凭借道德和关系在乡村社会的双重耦合,可以促进现代乡村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具体而言,就是以道德耦合涵养乡村文明生态、夯实乡村治理基础,以关系耦合构建乡村共同体、强化乡村社会关联,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县级人大建设

<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处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第一线,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可以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云南省罗平县人大及其常委会把坚定制度信任与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把严格履行法定职权与增强人大工作活力统一起来,把严格按程序办事与增强工作实效统一起来,把探索创新与长效机制建设统一起来,不断加强人大自身建设,致力于建设一支理想信念坚定、道德品质好、法治意识强、法律素质高、业务能力     

反特权亟待构建规则文化

反对特权,关键要加紧培育规则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缺乏规则意识和法治传统,有的只是权力文化的传统信仰和胜王败寇的游戏规则,"君权神授"、"顺天应人"等等意识观念,在整个封建时代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并得到广泛的渲染,权力崇拜和权力本位的价值观被深深烙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