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思潮与文体意识--唐代古文运动与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文体学省察

复古思潮与文体意识密切相关 ,复古者文体意识的强弱不仅影响其自身的理论及创作 ,而且也制约着复古运动的基本走向。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们的文体意识相对较弱 ,能够推陈出新 ;而明代七子派文人的文体意识则过于强烈 ,循规蹈矩 ,模拟成风。二者在文体的创新与守成上各居一端 ,特色分明     

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自觉意识及其意义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文学集团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有清楚的历史使命意识,这种意识的出现,以明代士人分化以及“经术”与“词章”分离为基础.前后七子的文学运动不同于以往任何文学运动,前后七子文学运动打破了地域限制,产生了文学的中心,出现了相对统一的文学主张,他们对文学与理学的关系重新思考,把文学创作提升到与理学平等的地位上.     

论明代徽州的文学复古思潮

伴随着徽商的崛起和七子派文学思想的传入,长期闭塞保守的徽州区域于嘉靖、万历、崇祯朝掀起三次文学复古浪潮。它们虽是席卷全国、浩荡持久的前后七子派和复社、几社文学复古运动的余响和尾声,徽州文人却能借势发力,在修正完善复古理论、扩大复古影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迎来本土文学的盛世。由于主将汪道昆离世和政局恶化,盛行百年的明代徽州文学复古思潮于万历后期逐渐衰微,骨干成员思想转向呈多元化态势。明代徽州文学复古思潮的盛衰消长鲜明地折射出时代文艺思潮的演变与转向轨迹,在区域文化史和明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三重动因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生,包括了三方面的原因:在权力地位上,不满于李东阳等馆阁文臣的压制,在文风上不满于三杨以来流行的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台阁风格,在思想上不满于越来越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及其对文学的侵蚀。复古运动既包含对当代馆阁文臣的挑战,也包含对开国之初三杨台阁文风的批判,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对明代以来更加强化的宋明理学的反思。它们与心学一道构成了当时"厌常喜新"的社会新思潮。     

明代的文学复古与史学复兴

明代的文学复古是一个复杂的文学运动,值得我们从多个层面上进行探讨.明代的文学复古在展开过程中突出了对史学资源的借鉴,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突出史传文学的核心地位,反对理学对文学和史学的干预,强调文史在文辞和叙事上的相通性,建立了以理、事、辞为核心的复古理论.而史学文学化和心学化史学观的形成,则最终导致文学复古运动走向式微.     

明代前七子派形成时间考

明代前七子派成员主要有"四杰"、"七子"、"七才子"、"十才子"等并称,由这些并称可知前七子派以"四杰"为中坚,其中李梦阳、何景明为首,边贡、徐祯卿次之,其他皆为羽翼。而前七子派的形成可以说是一个其他成员向李梦阳聚拢,与其交接,彼此影响的过程,因此以其领袖之一何景明和七子中最后登场的徐祯卿的加入为关键点,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考察得出前七子派初步形成于弘治十六年(1503),最终形成于弘治十八年(1505)。     

沈德潜对明代复古派理论的修正

明清文学的复古派发轫于南宋的严羽,在明代得到了全面的展开,清中期的沈德潜在继承复古派理论的同时,吸收了该派在创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反对者的批评,对复古派的理论进行了修正:针对明代复古派对个人性情的偏倾和清初神韵派大行诗坛的诗歌背景,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针对复古派限隔时代、截断源流的文学史观,提出沿流讨源的主张;修正严羽的“别材”“别趣”说,给诗歌创作中学养、见识以充分的重视,提出“以虚运实”,“议论须带情韵以行”的观点;拨正明代复古派对杜甫的七言歌行、七言律诗的只及一点不及全面的批评。     

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二程

庆历、熙宁之际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其最终的学术成果便是道学或者说理学的产生和兴盛。而在这个儒学全面复兴的历史过程中,二程毫无疑问是极为重要的思想家,为新儒学的产生做出了突出的思想贡献。     

明清主流诗学的转移——论王渔洋对明代七子派的继承

明代七子派与清初王渔洋之间的传承关系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前人有“清秀李于麟”之说。实际上,王渔洋所继承的不是七子派中的主流一脉,而是崇尚古澹的非主流一支。从诗学主张上讲,神韵取代格调乃是实现了古典诗学的三大转移,即:一,创作题材由社会生活转向自然山水;二,诗歌内容由关心国家、社稷转向关注个人性情;三,诗学价值观由社会功用转向艺术审美。     

吴中派与七子派——略论明中叶吴中诗派的文学史意义

吴中诗派为明代文坛重镇。明中叶李梦阳崛起文坛,倡导复古,其目的是要重振传统悠久的古典主义文风,其真正批评的对象是宋元以来文学的世俗化趋势,而吴中作家正是这种趋势的重要代表。尽管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喧嚣一时,但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以个人日常生活为内容的作品始终占主导地位。吴中派是推动近世文学转型的重要力量。     

“安史之乱”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对于唐代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始终绕不过对于"安史之乱"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对于唐代儒学发展的研究也是如此。"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对唐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对思想领域造成的动荡也是空前的。随着战乱之后社会的动荡、人心的不安,儒家思想急需对自身的理论进行重建以期适应时代的需求。本文即是在详细考察史料的基础上,对"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进行层递的分析,由此对唐代后期出现的儒学复兴运动之原因进行详实的考察。     

阳明心学对七子派文学理论的解构

有明一代,由于心学过于强盛,它从方方面面对文学产生了影响,以七子派为例,一方面,阳明心学从正面对七子派的文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使了七子诸人的文学理论建构;另一方面,阳明心学又从侧面对其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了七子派文学理论走向分化、瓦解与解体。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复古派内部首先产生了自省自悟,并且在对原有观念的反思中,使复古文学理论走向了分化与瓦解。     

从明七子派看《沧浪诗话》

本文以明七子派对《沧浪诗话》相关命题的论述为材料 ,以七子派为视角 ,认为严羽的“妙悟”说指的是对诗法的透彻掌握和灵活应用 ;其“兴趣”说指的是作品以作者的审美情趣为对象 ,以因物作喻为表现手法而形成的一种审美特征     

刘宋儒学复兴与玄风淡化

刘宋儒学较之东晋有了较大恢复,社会地位上升,对文人及其创作的影响逐渐加强,促使典丽风格在文学中成为主导,纠正了玄言文风不讲文采的缺陷。而玄、儒两种思想的交替,使当时的文人在思想上出现不适应,主体观念重新得到重视,文学抒情特质得到恢复,从而改变了玄言文风枯燥之病。在儒学的帮助下,刘宋文学摆脱玄风的笼罩,具有了自己的特征。     

从意象到神韵：明代复古派诗学美典的画学路径

明代复古派深谙绘画与诗歌的会通之理,以画论诗,以诗咏画,绘画的形神兼备对诗学美典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绘画善于形容,贵意象,前七子以诗中有画的方式追求诗歌意象的塑造。后七子借助绘画,对诗歌写景状物进行探索,彰显出诗歌比兴手法和情景交融的特征。末五子屠隆和胡应麟重视绘画的写神和气韵,从而实现了诗歌美典由意象向神韵的重要转向。总之,由应物象形到气韵生动,伴随着画学观的演变,复古派对诗歌美典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深入。     

《四库全书总目》明代复古文学批评考论——以明“前、后七子”别集提要为例

《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主要由别集提要加以体现,将前人成论植入提要、以"议论具有根柢"的姿态示人,为其主要批评手段。故其明代复古文学批评的考察,须从文献与批评的关系入手。通过对明代"前、后七子"别集提要引用文献的考证与判读,引用过程中的错误与问题随之曝露,清代官方学术对明代复古文学的批评立场也因之明晰。这些工作,也为总目学和明代文学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扫清了障碍。     

试论明代复古与反复古运动的一体化倾向

文学史上,人们对明代复古与反复古运动“二事根本抵牾,竟能齐驱不悖”颇感困惑。本文试图从中国明代与西方文艺复兴文化的比较中找出二者的同一性它们是反封建、反理学的双刃剑,是有中国特色的人文主义思潮。     

刘瓛与南朝宋齐之际儒学复兴

刘瓛是南朝宋齐时代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博通五经,尤精礼学,著述多种,在南京办学授徒,弘扬儒学,是宋齐之际儒学复兴的代表人物.对刘瓛生平事迹、学术活动和文化贡献加以考察,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南朝宋齐时代学术和文学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