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

萧红的小说文本表现了两性关系/性别意识与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双重主题.在民族国家文学之外,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质在她的文本书写中进一步得到延续,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遗产开拓出富有符号性意义的女体空间和女性乡土想象书写.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萧红大量地书写了女体空间所可能载的各种符号形态,特别是有关跳大神的仪式化女体现象.萧红笔下女性所构成的女体符号空间,其根基建立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之上.与乡土想象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萧红对女体的想象书写和乡土的文化空间建构是双线并行的,缺一不可.此种女体/乡土叙述突显出历史文化交织的符号空间,乡土的象征功能是女性作家藉以窥探女性内宇及社会文化系和人生命运不可或缺的书写策略.在萧红的<生死场>中,女体的符号化和乡土的女体化,让萧红笔下的农乡女性归属于此以富有女性意识的土地,也让乡土同样归属于这些生活其上的女性团体.此种乡土经验有别于传统父权/男性视下的乡土经验.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萧红“不幸童年”的辨证——兼谈其成人后生活模式来源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于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童年家庭生活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较为广泛和定型的舆论是,她有着"恶毒"的父亲,缺少爱的家庭,为着与封建家庭的决裂和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并因为个人生活的不幸而推及反抗一切压迫者,因此成为抗日文学的旗帜。这样的论证前提就不够扎实,即萧红的童年、家庭并非恶毒无爱的封建家庭;论据也不够充分,即萧红是个被祖父娇惯坏了的任性的小女孩的一面都被研究者们所忽略;抗日文学的旗帜这一结论也自然有失偏颇,无法涵盖萧红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因此,要更准确、深刻地认识萧红的文学成就,需要对萧红"不幸童年"进行重新梳理和认识,还原一个聪明、任性、执着追求生命能量自由挥洒的青年女性的真相,并在此基础上立论,探究其成年后文学创作思想深刻、艺术独特的根源。     

情感记忆的"片断"历史——作为回忆性文本的《商市街》及其表意功能

时间和地理上的回溯使萧红的《商市街》呈现出回忆性文本的特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萧红缘何回忆、如何回忆,在回忆书写的过程中,她选择了何种叙述策略,又展现出怎样的叙述特征,等等.本文借用文化记忆研究理论的视野与方法,在萧红处理"个体记忆与认同关系"的框架中思考如上问题.同时,文章还围绕萧红的情感记忆书写,考察其感觉化的抒情表意是如何标记小历史片断,并提供生命经验接榫地方性历史的写作思路等问题.     

无法返回的"寂寞的国"--萧红生命经验与小说叙述的对应阅读

"寂寞"是阐释萧红生命状态和写作文本的于个共名话语.本文从萧红个体生命经验与小说叙述的对应阅读入手,认为极度单纯的内在诗人气质和纷繁的"他性"世界之间的深刻冲突,造成萧红短暂于生中的寂寞心境以及游移于文学史上的边缘状态.萧红从个体生命经验和人道主义开始,赋予"寂寞"一种坚实的"为人生"的质地,实现了她相对闭抑的个人经历与开放的叙述结构的统一并延伸.     

萧红小说与"五四"文学传统

左翼小说家萧红从"五四"文学传统中吸取了艺术营养,把国民性改造的主题与左翼文学的革命叙事结合起来,将女性的立场贯彻到社会革命的题材中,创造了一种融细腻写实与温婉抒情于一炉的小说风格.萧红的经验,有助于人们反思左翼文学的成就与不足.     

女性自我、身体疾病及其文化内涵——论丁玲与萧红女性小说的表现差异

丁玲和萧红的女性题材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丁玲前期创作的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萧红的<生死场>中的女性欲望和女性身体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两位女作家都表达了共同的女性情结与性别意识,但她们各自不同的叙述方式使小说呈现了不同的文本特点,小说中透露的女性自我的体验及其艺术表现方式给我们不同的启迪.在女性思想和身份并未完全解放的当年,她们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书写了男权传统中女性的内心困惑和身体的疾病,体现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现实性和深刻性.     

萧红:一个边缘的叙述者

身处“边缘”地位,有着独特的“边缘意识”的萧红,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始终关注与叙述着“边缘”女性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萧红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其作品中的人物是可互为诠释的。在其文本中,作者在对“边缘角色”所抱的同情、悲愤、反抗的姿态又表现出其对“温暖和爱”的憧憬和追求。     

孤独而无望的女性生命存在——萧红小说生命哲学意蕴解读

萧红终其一生陷于孤独与寂寞之中,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一种“生死场”上的孤独体验。正是对这种过于沉重痛楚的生命孤寂体验的承载,使萧红可以从自己的女性立场出发,感同身受地唱出挣扎在生存与死灭之间的女性悲歌,展现出女性孤独而无望的生命存在,透露出一个真正现代人对于生命存在、尤其是女性生命存在的深在思考。     

论萧红小说的反讽叙事——以《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为中心

现代作家萧红的文本内部存在着种种差异,这一特征源于反讽叙事。诸如《生死场》中场景的并置构筑了文本的丰富主题;《呼兰河传》中叙述者与童年、成年的"我"三种视角的杂糅使得文本内部呈现温情与荒凉的多重色调;《马伯乐》中悲凉而倔强的萧红面对世人冷遇不惜反叛自己成熟的风格,实践着对男性文本的滑稽摹仿,人物自身、仿本与原文本之间存在多重差异,重复的反讽成了笼罩文本的叙事动力与美学风格。     

历史与艺术：关于小说《红岩》的两种“真实”

小说《红岩》是新中国文学发行量最大的一部红色经典,作者以自己身陷囹圄的所见所闻,热情讴歌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与高尚品格,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正面教材。但是小说中的《红岩》故事,并不等于历史上的＂红岩＂故事,它们分别隶属于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两个不同范畴,盲目地将两者人为混淆简单等同是极其幼稚的错误举措。     

短篇题材的重写:萧红居港期间的小说创作

萧红居港期间创作了两部长篇代表作《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三个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北中国》和一个口述小说《红玻璃的故事》,可说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涉及重写短篇题材。这一独特现象为人们考察萧红居港期间的创作自觉意识及其民族性思考提供了解读的空间。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对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中的有二伯和磨倌等形象进行了再造与重写。在小说重构过程中,萧红游走于情感诗意与理性概括之间,叙述视角、立场和表现主题亦发生相应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萧红居港时期的小说创作题旨及其内在规律,以及她如何执着于作家姿态的独立性,而成就了她在居港期间小说创作的独特性。     

儿子对老年父母的照顾:香港夹心代的境况与态度的启示

通过研究香港中年夹心代对老年父母的照顾模式发现,儿子对父母仍存在积极的照顾,特别在经济及感情的照顾上,儿子的参予不见得比女儿少。并从老年父母的角度来了解中年夹心代的责任。研究发现不论由中年夹心代照顾者看其对老年父母的责任,抑或由老年父母的角度看儿子的责任,也都认为儿子应照顾老年父母,及在现实的情况下,儿子实际上亦有施予照顾,且其参予不见得比女儿少。不过,两代间对中年夹心代对家庭成员的责任则出现不一致的看法。中年夹心代倾向优先照顾其本身的儿女(即第三代),其次才是照顾其老年父母,再其次是照顾其配偶。     

后现代创作语境下的种族历史书写——《华人:金山勇士》与早期北美华人移民史

著名的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作品《华人:金山勇士》,记载了一百多年北美华人移民的经历。小说在虚构文本中,穿插杂糅了华人移民中相传的故事和有纪录的史实,打破了现实主义、传记和历史书的局限,能使读者发掘和发现原来在英语语境中默默无声的华人,其实也是为荚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开国英雄——金山勇士,只是因为白人的文化偏见和歧视而被遮蔽和丑化了。同时,作者在写作时力图创造一个对话性的话语空间以及采取黑色幽默的手法,颠覆了美国的东方学表现华人的固定的模式和有关“黄祸”的神话。     

向左,向右:张爱玲文艺倾向辨析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花》是美国文学巨匠威廉.福克纳笔下经典短篇小说之一。奇特的构思和含混的主题使其成为美国文学史上难得的佳作。文章主要从现实主义、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三个不同视角对这篇小说进行深层解读,旨在探讨造成作品中女主角艾米丽的扭曲性格及悲剧人生的根源问题。     

论张九龄贬谪洪州期间的心路历程

在盛唐前期,张九龄是时人所景仰的时哲和文宗,开元十五年,因张说罢相之事牵连,张九龄被贬为洪州都督。洪州期间,诗人心态较为复杂,郁闷消沉、牢落不平,自然可知;诗人也因此对仕途险恶有了更深切的感受;由于入世之深,理想受挫,他向往归田退隐与世外的人生境界,而其间浓郁的思乡之作,也饱含着诗人对家园美好的眷恋和归田退隐的思想。勤于王事,肃事报君,则是张九龄迁放中最为本质的一种心态。     

家庭养老制度的影响因素:安徽个案

空巢化状态下,家庭养老制度中的"经济供给"、"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出现断裂,农村空巢老人呈现出较为严重的生活参与不足。选择安徽劳动力输出大县——G县的D村和Z村作为调查地,对40位农村空巢老人进行深度访谈。通过研究发现,家庭养老制度是否依旧吸纳或产生排斥性并不能一概而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子女经济资源、家庭伦理、家庭关系等诸多因素的良性互动与否。     

“和谐社会”处境下和谐家庭建设与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

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的社会单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结构功能与地位角色发生重大结构转变,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为当前的问题家庭。笔者参考发达国家家庭福利制度模式,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指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原则和制度化途径,提出家庭福利体系建设战略构想与若干政策建议。     

香港特区政府的问责制改革

香港特区政府于2002年7月开始实行主要官员问责制改革。这项旨在适应社会和市民对政府的问责性要求和提高政府能力的改革措施的推行,构建了一种在非责任政府体制下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实施两年来,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改革的路向是正确的。它在香港政治发展的历史上首次彰明,政府及其主要官员要以民意为依归,要向民意负责。     

长期照料服务香港模式的分析与借鉴

近年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老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和寿命的不断延长将导致老年人照料负担的加重。如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照料需求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目前内地的长期照料服务体系处于刚刚建立阶段,与体系较为完善的香港相比,起步晚、发展也较为缓慢。文章系统梳理了香港长期照料服务模式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目前香港长期照料服务模式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以此为借鉴,提出发展我国长期照料服务体系的原则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