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对陶渊明的诗学接受

学界对陶杜儒学精神和生活趣味的联系强调较多,但对诗歌上的美学表现,尤其在诗歌艺术的具体关系上,认识不够。细读文本,可知杜甫对陶渊明诗艺的接受不仅自觉,而且广泛深入。在形成浑厚有力的诗风﹑开拓生活化的题材﹑抒写富有理趣的悠闲之情﹑继承比兴艺术酝酿含蓄精深的诗意﹑发挥创作的自娱自遣功能﹑表现仁民爱物情怀以及句法﹑章法等具体的技巧诸多方面,杜甫对陶渊明都有继承,并自成特点。     

李白诗歌在宋代的接受

作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生前尽享世人的至高赞誉,而其身后却屡遭贬抑,这与宋代对李白诗歌的接受有直接关系。宋人从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进行了评价,高度赞扬了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但同时,宋人将李白与杜甫进行比较,批评李白诗歌思想内容及其人品。李白诗歌在宋代受到贬抑的主要原因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对诗歌道德负荷作用的过分关注以及受到内敛稳重的文化性格影响。     

宋代词人创作心理的文化阐释

宋代在政治、军事上属于衰世,文化上却处于盛世,二者之间的反差极大地影响了作家的人生态度和他们的创作心理,他们虽然仍然具有传统的"修齐治平"的用世思想,但是却并不完全恪守儒家的经典教条。这种复杂态度反映到创作上,就是既遵循以诗言志的文学传统,同时又保留了相当的心理空间用以抒发对于一己人生的诸多感怀。     

南方文化之崛起与宋代文风之形成

南方文化的崛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主要从唐代开始，到宋代就进入了全面超越北方文化的时期。宋代文风的形成，是南方文化鼎盛的一个突出表现，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     

宋代地方官与民众——以真德秀为中心

首先定义谕俗文并详细解说其内容及构成。其次,以真德秀的谕俗文为核心,探讨宋代地方官如何治理地方上存在的诸如诉讼多发等严重问题,揭示谕俗文在劝导民众向善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地方官成功治理民众的关键在于笼络介于民众与地方官之间的士人、僧道及父老,从而在地方上形成了以个人为起点,向家族、宗族、乡党、县呈同心圆般扩大的社会统治秩序。最后,从地方官以诚待民的心态中,揭示了民众具有主体性的时代特征。     

论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以《莺莺传》为中心

《莺莺传》中所体现出的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宋代的众多小说类书、选集对保存唐代小说做出了重要贡献;宋人对传奇作者、本事、创作动机等方面的考据较有参考价值;宋人对唐传奇名篇多有题咏,对其审美和情感意蕴有所阐发,更大量采用其中典故,促进了传奇名篇的广泛流传;宋人的文言小说创作,常常去模仿唐传奇的名篇佳作,白话小说和戏曲也从中取材。     

文化霸权、文化身份危机与接受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导致了文化霸权的产生,西方知识话语代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面对西方话语的强势冲击,中国的西方文化研究者陷入所谓文化身份危机之中.然而,文化身份的建构性特征决定了对西方话语的接受是一个再语境化的过程.只要我们明确接受的目的、标准和效果,所谓的文化身份危机实际上孕育着发展和创新的机遇.     

文学接受的不同文化模式——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为例

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和各语种文学之间的交流史清晰地显示出,对于同一文学的接受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模式。这一现象,在中国学界对俄罗斯文学特别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中,体现得特别明显。纵观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对于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史,不难看出这种接受主要显示为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三种不同的思路与取向。系统梳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深入考察这三种模式,对于我们总结接受外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及其文化成因

由于儒学复兴和文学复古的需要,唐代古文家韩愈和柳宗元在宋代同时迎来了接受史的第一个春天,其中的韩柳并称论成为一种重要的接受方式。对于韩柳并称论的接受主要有文章之士和道学之儒两大群体。文章之士们常常坚持韩柳并称并且使之广为盛行;道学之儒们在北宋时往往扬韩抑柳,甚至反对韩柳并称,到南宋时,由于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韩柳并称论也得到了理学家的认同。韩柳并称论的境遇在于:韩、柳两人文学地位虽然相当而在对待儒、释、道的态度上却不一样。     

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及其意义

宋代蜀学作为地域性文化,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深受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理学思潮的影响。宋代巴蜀思想家及流寓巴蜀的理学家会同蜀、洛,促进了儒学和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贯通经学与哲学,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二者之互动,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     

王禹偁——两宋尊杜第一人

杜甫在宋代倍受推崇,确立了"诗圣"的地位。其间,王禹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作为白体代表人物的王禹,主张学白而实亦崇杜。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受到杜甫的深刻影响。"子美集开诗世界"的卓识,在杜诗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两宋尊杜第一人",王禹是当之无愧的。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论北宋后期辞赋与文人的文化生活

北宋后期,辞赋在点缀文人生活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辞赋与文人生活的密切结合也促进了辞赋的发展。在当时,文人雅事常有辞赋等来助兴。赠答、赠别、吊死问生的赋在当时颇为流行。在表现燕居生活的艺术性方面,辞赋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文人们还喜欢用辞赋来表现对书画的看法,他们优游的园中小亭、草堂台榭,点缀雅趣的砚、茶、酒、药,也是辞赋表现的重要题材。文人们也喜欢品评前代和当代的辞赋作品,以显示才学,展示胸襟识力。辞赋创作与文人文化生活的密切结合,开拓了辞赋的表现范围,深化了辞赋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辞赋议论化倾向和科举改制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了辞赋内容与风格的同一性。     

忧生意识:宋词的文学特质

文学主题的特性常常是社会形态格式的表征,忧生意识是宋词的文学特质。本文试图从创作时代的社会特性出发,本依词人心灵世界的构建来追溯宋词忧生意识的种种表现,寻找文学创作的根由以及作品和作家价值所在,为宋词的欣赏和文学的创作提供思考的指标。     

从《宋词三百首笺》到《唐宋词简释》

唐圭璋先生先后在朱祖谋《宋词三百首》原编、重编本的基础上编成《宋词三百首笺》和《宋词三百首笺注》,促进了《宋词三百首》的广泛传播。《唐宋词简释》则是对《宋词三百首》选词的补充和完善,其间体例和选词的变化,呈现出唐圭璋先生词学思想的发展过程。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盗寇"与宋代潮州社会

本文对宋代潮州地区活动与宋代潮州社会的相关问题加以论述。     

宋朝置场收购的法规与执行

宋朝政府购买体系中的置场收购,在法律层面上和实际执行层面上都是最常规最基本的购买办法。宋人通常把置场收购视为比较公平合理的交易方式,且往往将之作为制止强制性征购的一种手段。置场收购的给价之所以较为优惠,与宋政府优价惠民、避免谷贱伤农的政治需要和经济政策有一定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这种交易方式面临的制度状况和市场环境。虽然置场收购一定程度上能做到自愿买卖,但它自身仍然存在强买强卖问题。说明在官民双方交易主体严重不平等的情况下,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买卖、公平交易,尽管法律条文有着严密且严格的规定。     

宋前儒佛道三教关系述论

佛教自传入中国,就在与儒、道不断的冲突、论争与交流中发生并实现着三教的融会。佛教初传时期的经籍翻译中就融会、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特别是其中的儒化、道化倾向非常明显。两晋时期的玄佛合流,实际上已初具三教融会的意义。南北朝时期,三教融会的趋势又有所发展。当时的很多名士、佛徒和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观点。但该时期三教之间特别是佛、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与制衡,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同时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真正的融会、合一是在宋元明时期完成的。     

宋代土地买卖多样化及其所反映的关系

宋代土地买卖异常频繁且形式多样,除了传统的直接买卖之外,由借贷抵押所引起的土地所有权转移亦可看作是一种间接的土地买卖。在这些多样化的买卖中,佃权转移时常发生,从而出现了"永佃权"及"二地主",表明了经济关系在土地流转中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化。与频繁且多样化的宋代土地买卖相适应,国家也出现了从土地配置到"司券"之职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