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与科学

我一向认为中国古代科学不发达或不甚发达,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中华传统文化有儒、道、佛三家,中国古代科学主要存在于道家。儒家主要讲人伦社会,一心以道德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和人生最高意义之所在,无暇顾及或者说不屑顾及自然规律之研究。也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人说,中国古代科学不发达,不是由于中国古人思维不及西方人,而是由于中国古人根本不重视对自然的研究。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只是我还想补充一句,中国古人中根本不重视对自然研究的思想观点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说的是“主要”,而非唯一,因为不重视对自然研究的原…     

科学精神培育与现代政治文化形成的关联性意蕴

科学与民主在人类发展史上相伴而行,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发展与民主政治文化的发育在多个层面上具有关联性,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科学精神的不断发展在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形成中发挥了强大作用,但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又背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造成了科学的意识形态霸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伦理型文化,未曾受益于和助推真正的科学精神,在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必须大力培育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融人文精神于一体的当代科学精神,真正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促进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社会现代化的实现。     

科学精神培育与现代政治文化形成的关联性意蕴

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具有典型的理性文化特征的西方政治文化的发展与科学产生了复杂的互动,科学精神的不断发展在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形成中发挥了强大作用,但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又背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造成了科学的意识形态霸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伦理型文化,未曾受益和助推真正的科学精神,在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一定的角面影响。     

西方政治科学的兴起与学科分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了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西方政治科学逐步分化出一系列的分支学科或主题领域,包括政治理论(政治哲学)、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公共政策(政策科学)、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方法论以及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心理学、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绿色政治学或环境政治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分析政治学(计量政治学)等,这些分支学科或主题领域也大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本文考察西方政治科学的兴起与学科分化,并对当代政治科学的基本分支学科作出简要的说明.     

智者察同 愚者察异：对东西方科学的一种哲学解读

自然界的事物是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西方科学的显著特点是区别事物 ,找寻这一事物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本质规定性 ;中国科学的重要特色是求同 ,探寻自然事物共同具有的气阴阳规律。以察异为特点的科学是累积性的 ,并且是按指数规律发展的 ;以察同为特色的科学则是相对静止的。察同和察异都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某种努力 ,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探索自然界的规律 ,共同深化了对自然的认识     

人是什么:中、西、印思想的不同向路

关于人是什么的思考,中国、西方、印度有着不同的理念和理路。西方的宇宙是一个实体性的宇宙,个人也是一个实体性的个人,从而在关于人的哲学上,其思想主流呈现为:人是个体之人、实体之人、向外之人;印度的宇宙是一个空性的宇宙,个人也是一个空性的个人,从而在关于人的哲学上,思想主流呈现为:人是宇宙之人、空性之人、向内之人;中国的宇宙是一个虚实合一的宇宙,人也是一个虚实合一的个人,从而在关于人的哲学上,思想主流呈现为:人是虚实相生之人、内圣外王之人、天人合一之人。中、西、印关于人的思考的不同向路,对于全球化时代人的思想的会通,对于怎样正确地认识人的本质,不但具有理论资源的意义,而且具有克服简单化的作用。     

科学与人文融合的中国新思路

科学与人文的学科分野始自近代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西科学及其实践在全人类生活中建构了具有统治性地位的现代性世界观,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文世界观不同程度被抑制。至斯诺1956年相关论文发表之后,科学与人文关系（对立和融通）成为世界性学术问题。西学东渐的我国近代学人多在欧西的意义上理解科学和现代化,人文的理解则是以儒学为主体的玄学,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欧西科学与中国儒学”关系。二者融通不仅是指两种地理文化的融通,更是指两种社会习俗的融通。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就是科学与人文融合并促进中国各项建设取得进展,发掘具有“人文化成”本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体裁的新时代应用并在制度建设、学校教育、企业文化三个途径上落实。     

中国现代政治意识建构中的工具理性建设

中国传统政治意识在遭遇近代西学之后逐渐趋于支离破碎。伴随着传统政治意识的碎片化,中国现代政治意识开始重新建构。然而,现代政治意识的建构在中国不仅一波三折,而且其内部结构也不平衡,价值理性明显地占有优势地位,而工具理性则不够健全。工具理性不够健全,一方面导致了形式、程序等在政治生活中的残缺,形式与程序落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公民理性的不足,公民既缺乏充分的认知理性,也缺乏必要的行为理性。充实和健全现代政治意识工具理性迫切地要求政治学特别是政治科学既要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范式、结论等优秀成果,更要加速其本土化与普及化的进程,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     

中国政策科学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我国对政策科学的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本文分析了这些问题，并探讨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科学”政治学——曼海姆现代政治学观探析

曼海姆通过对政治与行政的划分并在考察近现代思想史上不同政治思想类型后提出,政治科学并不是一种系统化、理性化的学理建构,而是基于不同阶级与政党的实践所作的理论联系实践式的研究;政治科学的建构不能基于党派的政治立场,而应是超党派的、从行动中的人类的眼光所进行的综合式研究,这项工作只能由自由知识分子来完成。曼海姆的政治学理论虽有着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但其对政治本质的理解与政治科学的建构仍有着明显的不彻底性和调和性,体现了一种典型的保守主义政治立场。     

浅谈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方法

在我国现阶段,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以保证党的奋斗目标的实现和政治任务的完成为宗旨,以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解决人的思想问题为任务,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内容，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为目的，而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的思想教育与思想转化工作。其方法就是通过有效的思想教育，促使人们思想转化提高，     

现代西方诠释学与科学哲学走向之比较

西方诠释学通常被视为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的一种 ,而科学哲学则属于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中的重要流派。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两者之间的差别和对立 ,但实际上两者在内容上仍有相通之处 ,逻辑走向上也基本一致。从内容来看 ,西方诠释学和科学哲学分别以不同的话语探讨了人的理解和解释的问题 ;从走向来看 ,它们都经历了研究重心从注重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向强化理解和解释的主观性转移的进程 ,并因此一度陷入相对主义 ,其后又试图跳出相对主义泥坑 ,表现出向客观性的某种回归。     

西方科学与徐光启“内圣外王”理想的实践

面对晚明衰颓,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追求更具现实急迫性。徐光启在对中西学术深入学习比较后,创造性地将西方科学融入对内圣外王的追求中。他试图通过引进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农业水利技术、军事装备等达成"外王"的追求;同时,通过推广西方演绎逻辑,开辟了由智达德的新途径,希冀实现"内圣"。徐光启的努力激发了明清之际中西科学会通的高潮,促进了科学方法融入儒学,提供了儒学与科学良性互动的范例。     

中国传统科学内在价值的现代审视

古代中国早在秦汉之际就已初步建立起天文、算术、农学和医学四大学科体系,并在不断演进和嬗变中逐渐形成了以生成论自然观为基础和以整体论模型化为特征的科学传统。于众多领域内有着世界性独特贡献的中国传统科学,在自然记录、科学方法与思维取向等层面对当代科技前沿的探索与创新仍然具有极其重要而深刻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价值,必须以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加以审视,并通过合理而有效的"互释重构"与"综合创新",使本土思想成为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鲜活资源。     

论西方现代利益集团政治的产生动因、基本特征和主要缺陷

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化彻底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不仅社会利益集团组织有了新的发展,而且社会政治组织(特别是政府和政党)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就为西方现代集团政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参与的空间.现代集团政治出现了政治活动范围大为扩展,通过政党政治来进行利益表达,从多元政治走向中庸政治或保守政治,使政治更趋制度化、规则化等基本特征.然而,现代集团政治也有加剧政党政治"衰败"、使多元政治走向寡头政治、跨国性集团政治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等主要缺陷.     

科学霸权主义与人的困境

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极大地解放了人的智力和体力,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然而,当科学的权威急剧膨胀变异成科学霸权主义,科学成为奴役人的工具时,却造成了人的困境。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需要吸收和借鉴西方科学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发展一种厚道的、有机的科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名理探》看西方科学理性思想与儒学的早期会通

明末清初,东传科学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出于抬高西方宗教、传播宗教福音的政治考量,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科学著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名理探》等一批东传科学书籍被译介到中国,西方科学理性思想在国内展现了它的勃勃生机。这些译注虽然无一例外地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客观上促成了国人对西方科学理性思想的接触;带动了国内学界对挖掘以"名辩学"为基础的中国本土逻辑史研究的热潮;对当时传统儒者的思维起到了训练作用,增加了另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模式,并且丰富了中国儒学的内涵。从更广阔的领域来为"格物穷理之学"的发展提供思维的认识工具。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民初以康有为为中心的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向西方寻求治国良方的热潮,促进了以经世致用之学的"今文经学"的发展。     

西方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文化语境研究

本文分析了西方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科学根基和思想根源,研究了其文化语境问题。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公民科学素质建设首先在西方展开有其自身的科学根基和思想根源,与西方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     

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若干突出问题

科学哲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当然包括科学哲学发展各阶段典型代表人物和学派的科学哲学思想及其特点和主题转变,也包括各分支科学哲学的发展及其历史演变和重要特征。但是,在常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应当引起充分重视,例如另类科学哲学发展的定位问题,科学哲学基本问题史的拿捏问题,中国科学哲学演化的研究维度问题,科学哲学史研究目标的选择问题。对这些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推进,不仅有利于科学哲学史的总体理解与把握,而且将大大丰富科学哲学史的内容。     

政治知识化与科学政治生活的成长

将政治视为一种知识形态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人类对政治的认知水平是与其知识的演进同步的。知识是科学政治生活的基因,是合理解释政治、理性规范政治的基础。政治与知识的这种紧密关系在于知识为政治成为科学提供了系统的理念、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将政治解读为知识,并不排斥经验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价值,但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政治与作为一种经验形态的政治具有不同的本质意义。政治知识化突出了政治的规律性、可知性、公共性和参与性的特征,而政治经验化则难免将政治生活引入神秘化、个我化、特殊化和封闭化的歧途。“政治是一种知识形态”的命题为理性政治、科学政治和民主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