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社群主义略论

儒家社群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思想,其基本观念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具备。但作为一种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却完成于宋代理学,这就是“四书学”理论系统的提出。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理论,儒家社群主义除了可以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的补充起作用之外,它的更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它可以为东亚,主要是儒家传统文化圈的国家与地区的政治民主提供思想资源。儒家社群主义新一轮的发展前景在于:经过自我批判以及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对话,实现儒家思想由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化。     

人的规定性:个人还是社群--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人"概念之争

在充满学术论争的当代西方社会和政治哲学论坛中,关于人的观念之争具有典型性。本文通过直接解读大量相关的英文学术文献,试图探讨和理解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者关于人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及其实质,并试图从中引申出一些对于理解我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启发。     

论社群主义的人权观

社群主义人权观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是对20世纪后期西方各国国家职能弱化和社会不公平加剧进行理论反思的产物。它强调权利的社会性和社群的人权主体地位,在权利与责任的关系方面强调共同的善,以求在个人和集体、权利与责任之间寻求平衡,重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社群主义人权观弥补了自由主义人权观的不足,引发了人权理论不同范式间的对话,成为第三代人权理论的重要铺垫,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道路提供了启示。     

评社群主义的理论诉求

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提出了重要的批评 ,主要强调社群概念 ,批评以个人权利为基本出发点的理论。社群主义者正确地论述了社群对个人行为的某些重要影响 ,但却只强调共有价值观意义上的集体目标而忽视了统计意义上的目标 ,而后者正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基本立论依据。社群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倾向也使之无法摆脱道德评价上的严重缺失。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观比较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影响较大且相互对立的政治哲学,它们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国家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的争论,在国家问题上体现为“弱国家”和“强国家”的区分。从理论分析和政治实践看,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都有其局限性,二者的分歧正好说明了它们的互补。     

社群主义社会整体观的哲学探究

社群主义认为,个人并非像自由主义理论中所描绘的那样是先于社会而独立存在的,相反,社群具有对个人和自我的优先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从相互映照、相互追问中理解个人和社会,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做出了新的、科学的理解。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社群主义进行批判地分析,既可以加深我们对社群主义的深刻理解,又可以吸纳社群思想的合理内核于自身,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将有重要意义。     

社群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剖析

社群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忽略了社会、历史和传统等因素对人类正义观念及人类善生活的必然性和基础性意义,自由主义的道德主体是空虚的、脱离历史的,因而他们的方法是非历史主义的,而社群主义则采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自我、正义及实践的历史性。以马克思主义眼光来看,社群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既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社群主义国家观浅析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两大主流政治哲学,它们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国家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争论,主要体现为"弱国家"和"强国家"的区分。从理论和实践上看,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都有局限性,二者的分歧正好说明了它们的互补。     

社群主义权利观念解析

社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权利理论过程中阐释了“善优先于权利”的观点。社群主义将观念与制度的共同体视为权利的基础,认为共同体的民主过程建立了权利的正当性,将权利的本质理解为一种“资格和义务之间制度化的关系”,从而带有权利道德化的倾向。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论杜威政治哲学的归属定位问题

杜威在政治观点上是属于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阵营,当前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但绝大多数学者,即使是很多西方学者,均把其划到社群主义阵营.从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逻辑来看,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是西方政治哲学信仰的主流.从杜威政治哲学的理论来源及内在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来看,杜威政治思想在形式上可以被划归社群主义阵营,但把其定性在自由主义阵营似乎更符合其理论的最终价值取向.     

法律西化背景下对儒学的双重苛求--关于《孟子》中舜的两个案例能否称为腐败的再思考

<孟子>所虚构的舜的两个案例充分体现了儒家伦理法的特点,所隐含的价值选择取向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并与当今西方一些主要法律条文所体现的倾向不谋而合,绝对不应以腐败相论.刘清平将其判为腐败,是以对西方法律思想误解为基础的对儒学在空间和时问上的双重苛求.     

孙中山对待儒家思想之态度论析

孙中山早年在构建他的"革命学"时期,就自觉地从儒家思想中汲取养分。晚年的孙中山,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顺应国际国内的社会思潮,大张旗鼓地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试图在学习西方与继承传统之间寻求其契合点。     

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

孔教运动可上溯到维新时期。维新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其整个社会改造工程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础性工程。它力图借助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完成儒学的宗教化过程,实现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以期达到文化救亡(保教)的目的。民国时期康有为、陈焕章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维新时期孔教运动的继续,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造成儒家传统的断裂,此时的孔教运动已由文化救亡转向文化主位性的捍卫。孔教运动的领导人先欲借助光绪帝,后想依靠袁世凯、黎元洪等实现孔教国教化之梦,由此而染上了政治机会主义的污名,但孔教运动尊孔而不复古,它是儒学现代出路的一种尝试与努力。     

论儒学的当代性问题

本文对于儒学的当代性问题进行了概念和方法两个层面的客观分析 ,考察了当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在建构儒学当代性中的得失 ,提出了儒学在今后进行当代性建构中必须要做的几项工作。     

“儒学复兴”之管见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谈《新教伦理》与儒学

通过对《新教伦理》主旨的探讨,指出那种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生成关系的观点让人难以理解,甚至错误,但肯定了基督教的文化性。资本主义不能在中国生成,责任不能强加于儒学。儒学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因一段耻辱的历史而予以全盘否定。相反,我们要大力弘扬民族文化。     

从俄文版《孔子的〈四书〉》看中国儒学在俄罗斯的流传

俄文版<孔子的(四书)>的出版,折射出中国儒学在俄罗斯流传的印记.中国儒学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是儒学作为一种"学术文本"与"思想体系"在俄罗斯的"生长"和"本土化"的过程,它经历了从热潮到低潮再到热潮的演进阶段.     

论儒家德性的形成

儒家的中庸思想的实质是选择原则。选择意味着主体优先于原则。对原则的选择意味着价值观的确立,这是德性发生的基础。德性是在一定的价值观的熏习下养成的品质。孔子提出反省、孟子提出求放心、理学提出持敬等,突出了德性在我的自得性与自觉性。荀子与汉代儒家主张教化成人,强调通过文化教养成德,强调了自觉性。李翱、王阳明根据佛道理论,提出斋戒与至诚的理论,突出了自然性,最终确立了德性的主体性。     

论儒教的宗教性问题(下)

宗教价值是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虚拟。它已经度越了逻辑和理性的界限,虚拟了在现实不可能存在而具有逻辑可能性的东西,甚至虚拟了在逻辑上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宗教的旨趣就在于终极解脱、灵魂救济和安身立命,实际上是对于没有上帝的上帝、没有天国的天国的信仰。在中华文化中,对天命宗教信仰从夏、商、周三代到近现代历经了三次起落,每一次起落都与时代诉求与违背时代精神相联系。为了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向心力,儒教需要改革,完善其自身的五个方面缺失。因为这些缺失,削弱了中华民族各民族以至世界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儒教的宗教性是以人文、人性、人本、人道为终极关怀的人文宗教,是兼容诸教的普适化的中华文化体系,是人的终极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