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来中国家庭、家户组织的制度考察

家庭是由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组成的共同生活单位,家户则是由亲属关系成员为主所形成的同居共爨单位。在成员范围和规模上,多数家庭、家户是等同的,清末以来不同时期家庭成员在迁移流动频度上存在差异,家庭、家户成员范围的一致程度有所不同。当代社会转型下人口流动就业增加,使家庭成员的地域分割增多,家庭、家户构成差异增大。清末和民国时期,法律等制度赋予家长管理家庭、约束家属行为的责任;解放后,家庭成员平等制度得到贯彻,家庭已无家长之设。只有对家庭、家户组织进行兼顾性考察和研究才能对两者的构成特征、成员关系、功能及存在的问题有较全面的把握。     

传统社会家庭基础性地位的现代启示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男女双方家长考虑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家庭的政治、经济利益仍是家长考虑是否缔结婚姻关系的共同着眼点;尽管传统社会的家庭以男性为主导,但夫妻双方都没有独立的财产权,以家庭为单位实行个人无私财的家庭共财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财产制度;尽管家庭中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不平等,但丈夫的家内特权是以其承担更多的国家义务为代价,妻子则是以家内无权换取了不承担国家义务的特权,家成为夫妻权利义务分配的基础单位,传统社会实际上依旧实现了男女权利义务的平衡.我们应当借鉴古人对待婚姻的严肃态度,在强调感情至上的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婚姻的严肃性以降低离婚率;我们应当借鉴传统社会家庭共财制的优点,对当下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存在的隐形个人财产规则进行完善以维护农村妇女的家庭财产权;我们应当借鉴古人突破家的界限来考虑夫妻双方权利与义务配置的思维方式,将夫妻家庭内的民事权利义务与家庭外的其他权利义务综合考虑,从立法层面真正落实男女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传统家庭与中华文化

本文认为 ,中国社会以家庭为本位 ,封建社会的国家是家庭的扩大。中国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伦理、美学无不受家庭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的家庭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中国家庭的婚姻暴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家庭系统的考察

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中国家庭婚姻暴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发现:中国夫妻间婚姻暴力以精神暴力为主且发生率较高,肢体暴力和性暴力发生率较低.暴力行为具有偶发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暴力伤害.夫妻沟通状况与权力分配方式、家庭地位满意度、个人社会活动与社会参与、法律的干预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婚姻暴力有影响.不同因素的影响效果存在性别差异,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主要对男性发挥作用,教育和宗教因素主要对女性产生影响.     

论民事结合制度对传统家庭理论的影响——以社会学为背景的考察

随着权利时代的到来以及人权理论的发展,同性对于其结合形成团体的合法地位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民事结合制度是同性关系合法化运动的产物,其出现对于传统家庭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从家庭类型的扩张、家庭概念的重新界定、家庭的历史性以及家庭的功能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我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制度分析

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土地制度主要表现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这种土地家庭承包制在建立之初克服了原生产队制下的各种缺陷,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土地制度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根源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制度环境,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及不断完善,我国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适应这种制度环境的变化,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方向。     

制度变迁与社会生活新范式的生成——以1949～1956年婚姻与家庭变化为视点的考察

1949年至1956年是中国历史上制度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其间的社会生活亦是无时不变.以婚姻与家庭的变化为视点,将上层制度及政策的制定与社会生活的变迁结合起来研究,试图在展示制度变迁对于普通民众的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发生的与过去迥然不同的变革同时,昭示中国共产党与新政权在进行各项社会改革、改造运动的背后,所肩负的重塑新的民族国家、新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历史主题,以及在这一历史主题之下中国共产党与新政权引领社会建设的初步探索.     

论民国时期农村家庭制度的变迁

中国的农村历来被认为是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最后据点 ,汪洋大海般的自然经济是它们生存的最好土壤和坚固的屏障。在 2 0世纪上半叶 ,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这一切对中国农村的影响似乎不大 ,整个农村照旧死水微澜 ,农民仍然按照他们的习惯方式生存和繁衍。但抛开他们日常的作息而综观他们半个世纪的生存状态的话 ,我们会发现 ,在平静的表面下却是暗流涌动 ,一切都在变化 ,尽管这些变化是那样缓慢、微妙甚至难以觉察。一、农村家庭的人口规模在传统的观念中 ,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是理想的家庭模式 ,人丁兴旺、同居共财的…     

外部市场、家族企业及其制度演进

通过对家族企业特征的研究 ,可以揭示企业制度演进与外部市场发育之间的关系 ,外部市场 (包括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经理市场 )的成长 ,对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大型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 ,也正是这些外部市场的逐步完善 ,使得企业能够在大型化的情况下 ,通过规范的内部治理结构保障企业的效率     

制度与话语:近代江南乡村的分家析产

家计、家产、家业统一于农民家族共财的财产和伦理观念中,家计独立的同族间各家户仍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和互惠关系,而分家析产后父子、兄弟间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财产关系。从纵向看,分家析产是家业在父子间的代际传递;从横向看,它又是家产在兄弟间的分割。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家族共财既是一种有着浓厚伦理意味的财产观念,又是传统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制度(现在又何尝不是这样)。在分家析产过程中,家族成员的财产边界模糊不清,其话语背后的“潜规则”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每个人都想从有限的家产中分得最大的份额。分家析产也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形式,它造就了狭小的农地经营规模和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但在资源极度稀缺的条件下,小农经济的基本生产方式既是分家析产制度的结果,又使农民的家产传递跳不出分家析产的家族共财制樊篱,这是一个制度怪圈。     

论荀子的“群居和一之道”

与处于基础层面的性恶论和在逻辑上内涵相对较大的礼论相比,抽象的内涵较小的"群居和一之道"更宜视为荀子的思想核心,且它根本上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表达。荀子那里,划分社会等级的礼是"群居和一之道"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落实。与孟子把性善设置为政治的道德基础不同,荀子以性恶为政治的理性基础。对他来说,性不是生,也不是心,而是"生之所以然"的形上之性,然而,此形上之性又生发于形下层面,展现为情性;其所谓善恶也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实描述,性恶指对生发于形下层面的情性不加以适当节制而导致的"偏险悖乱"的非秩序状态,礼则是为了避免陷入此种混乱境况而对政治的理性设计。不止于此,荀子还延续孔孟传统,为政治建立道德基础,但他却把道德基础安置于为政者身上,认为为政者必须同时是道德的楷模。在荀子,"心"是认识和肯认"礼"以"化性起伪"进而达到"群居和一"的枢纽。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制度创新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许多成功的家族企业渐渐步入转型期,权力的交接、领导人的换代等使代际传承问题提上日程。对国内家族企业来说,已经发生的继任主要是家族内部的代际权力转移,基本上不涉及职业经理的进入,因此可以判断“子承父业”是适合当前中国家族企业的主流传承模式。解决家族企业顺利过渡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制度创新是成功实现权杖交替的关键。主要包括:(1)为了解决财富的可继承性与人力资本的不可继承性问题,完全有必要设计一套全面的继任计划。(2)家族企业选择“子承父业”模式,其本质不仅是新旧领导者的交替,而且是企业内新的管理团队逐步形成的一个过程。(3)如果出现第二代有多个继任者继承企业财产,或者唯一的继任者又难以继承企业经营权的情况时,针对前者,提倡用“货币价值分配法”来解决家族财产均分所带来的问题;对于后者,在当今中国经理人市场尚未成熟,轻易地把企业的经营权委托给经理人,是不明智、不现实的选择。     

美国早期历史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经济民族主义是美国早期历史上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的思潮之一。美国在立国之初具备了产生经济民族主义的条件,开国先辈中一些代表人物具有经济民族主义倾向的思想,经济民族主义所体现出的基本精神在开国时代存在其合理性,这奠定了1812年后这一思潮高涨的基础。经济民族主义符合了美国当时利益的需要,逐步形成了对美国经济发展影响很大的保护主义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文化其及模式不但决定了其历史的发展轨道还塑造着政府的管理模式,甚至决定着其国家的走向。文章界定了文化的范畴,回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和历史发展的过程,指明了其内涵,并分析了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庄子的人生观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本文重点阐述了庄子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企图超越现实,在主观世界里寻求精神解脱的人生观。指出庄子的人生观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并着重就后世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对封建统治者和儒家礼教的抗争以及求仙虚幻、消极避世等思想与庄子的人生观一脉相承作了论述。     

历史观念与历史创作--近十年来中国古装历史影视剧的艺术与文化分野

本文以近十年来中国古装历史影视剧为研究对象 ,从历史和古装历史影视剧的语义学含义入手 ,参考经典电影理论、现代电影理论及相关的文艺理论 ,将其分为后现代古装历史影视剧、现代古装历史影视剧和经典古装历史影视剧三种样式。在此基础上 ,文章结合具体影视剧 ,对这三种样式的艺术与文化分野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论述 ,并指出古装历史影视剧创作应力避的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误区。     

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国家或政府主导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它使证券市场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应向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而摆脱利益倾向和健全法制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     

中外史学交流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推动--以围绕罗森研究的中日史学交流为例

中国历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 ,要把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 ,放在世界全局和国际关系的格局之中 ,从各种角度去考察分析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关系 ,同时从各个角度对中外历史进行深入的比较剖析 ,为此必须积极开展国际文化学术交流。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 ,中外史学交流也日益频繁 ,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史学研究 ,对罗森的研究 ,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