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探析: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

文化消费作为建构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其消费主体的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消费对于建构其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消费通过两条路径来建构社会认同:一条是通过彰显文化消费的符号意义来实现消费的“示同”和“示差”功能,以此实现外显层次上的建构;另一条是经由教育型文化消费,通过积累文化资本、发展自我,从而使个体融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实现对社会认同的内隐性建构。对农村青年三条社会认同建构路径的比较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将其文化消费的重点由外显符号意义的文化消费转移到教育型文化消费上来,积累文化资本,提升自我价值,建构城市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外显性炫耀与内隐性积累的文化消费模式对比分析

处在认同危机困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亟待为自己建构明确的社会认同,主观信念结构下社会流动的可实现性和自反性现代社会的到来,为新生代农民工以文化消费的模式选择实现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本文基于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模式的对比,分析了外显性炫耀与内隐性积累文化消费对应的两种路径在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建构中的效果,比较结果表明教育型文化消费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内隐性路径建构社会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伦理向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焦虑,是一个受到政府关切、社会关心以及学界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之于"城里人"后致性社会身份的谋求及建构,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的主体性认知,也在于社会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文化心理环境中的主体间性共     

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一个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庞大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近50%的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渴求彻底地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在这一矛盾的前提下,社会的稳定受到了挑战。新生代农民工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面对外在客观环境、自身价值定位及切身利益实现的诸多现实问题时,他们对社会稳定具有双重影响的作用。因此,探索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有益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状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异感、城市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参与当地城市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极为重要,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会产生很大影响。文章重点探索了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身份认同感的现状,以及影响身份认同的几个因素。     

农民工消费认同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联性分析

新农村建设是农民工消费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农民工消费认同的特点又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和手段,二者体现着明显的正相应关联。农民工的消费认同是在市场经济框架下进行的,贯彻的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国家和政府的强力作用下进行的,贯彻的是社会利益至上的原则,追求的是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的不同决定了二者的运行模式必然遵循不同的路径,也决定了二者在运行过程中超过度的界限时,必然产生负相应关联。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管理问题初探

本文在文献考察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应该用平等的政策处理农民工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用统一的政策处理农民工的生产与生活的关系;用发展的政策处理农民工生存的城乡地域之间的矛盾。     

我国“80后”新生代社会认同的研究维度

社会认同是个体对其社会身份的主观感觉和确认。当前,“80后”已经或正在融入社会,逐渐成长为社会建设的主体。从不同维度对其社会认同进行研究,有助于由浅入深把握其精神面貌及生存状态,及时发现并积极化解其认同危机,使群体行为统一于国家的社会建设之中。     

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农民工

底层社会的建构过程是多种社会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行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是一个主体身份确认、建构和类别化的过程.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的过程体现在:制度安排和身份认同的困惑与代表传统文化的传统乡村的脱榫及自我认同的文化缺失、社会关系网络的隔离与自我认同的重新定位,个人认知结构、语言结构和方向感的丧失以及感受到的认知紧张和情感压力;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的主体建构过程则体现在:在"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抗争过程中的一种空间实践与再生产过程,即通过空间的营造来实现一种防御性认同、一种弱者或在边缘建立的认同、一种"主体性空间"边界的建构策略与自我认同建构策略的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诉求与身份建构

对城市充满向往与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受到来自制度层面上的限制与约束,而且还有文化上的冲突与碰撞,表现在行动上是与主体社会的疏离和对防卫性认同的建构.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对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和社会制度进行双重解构和重构,在制度转型的同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主体意识到个体行为的全面转型,建构个体对工人身份的内在化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的建构

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标志着价值实现的取向和高度,是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物质生活与社会心理被双重“边缘化”的状态下,积极探寻“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构建的路径,对于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人格,启发其社会主义觉悟,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439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较少,主观幸福感也较低,为"相对不满意"。不同性别、婚姻、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已婚者、80后、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者、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者,这类人群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女性、已婚者,这类人群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同时,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性别、婚姻是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有效变量。为此,建议企业应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社区应完善公共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支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应不断学习,提升利用社会支持的综合素质。     

消费如何建构认同及其反思

在现代性条件下传统的认同方式丧失作用之后,对认同的需求成为了一个显著的问题。消费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建构认同的方式,而这主要是建基于消费对象符号化、消费行为内在化与消费主体大众化这三种重要的转变上的。消费认同不可能切断消费对象以及主体与符号意义的联系,消费认同是劳动认同失效之后的一种替代,也存在其片面性,还应该在此基础上探寻实现创造性认同之路。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

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因素复杂多样,社会资本是其中的显性因素之一。社会资本能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降低就业成本、维护合法权益,也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更加全面地发展。然而,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就业,导致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规模小,存量少,种类单一,同质化严重,严重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提升。因此,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均应作出努力,拓展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种类,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建构:基于员工帮助计划视域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人的城镇化亟待解决的战略难题。员工帮助计划通过其直接和间接功能,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个体融入企业、群体融入社会、子女融入学校,并依次提升其次级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从而形成社区、企业、政府、市场与社会于一体的立体性支持网络,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     

农民工自我社会认同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他们对自己奉献的城市却没社会认同感。本文站在农民工的视角,从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经济认同三个方面来分析他们对城市的社会认同状况,并提出了增强其社会认同感的对策。     

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变与社会身份的缺失

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方式与自我价值认同上明显区别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对沈阳的个案研究认为,从农村到城市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主观与客观上模糊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作为社会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表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归属出现了原有定义与现实情况既矛盾又重叠的特殊局面,造成了其城市生活环境下社会身份的缺失,并进一步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圈层与权利承认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在中国社会的广泛应用,数字信息技术降低城乡、地区、群体之间信息不对称性的作用逐渐凸显。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运用数字技术链接城乡资源,在城市中依托原有关系网络,生成网络圈层并通过这种结群和自组织方式规避风险、寻找认同、追求承认。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这种结群和自组织方式既是对传统农耕社会“差序格局”的“传统的再发明”,也体现着其城市融入的现实意愿。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圈层现象,政府和学界需要思考这种结群和自组织背后的主体考量及其影响,即需要在承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具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民事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完善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实现对自身正当权益的现实追求,进而规避基于网络圈层而可能产生的各种消极影响和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