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歌功颂德”新议

汉赋对强盛繁富的汉世的歌颂有现实基础,对推动历史前进的地主阶级杰出人物的歌颂也应该肯定。汉赋的这种歌颂是由当时的现实生活所激发的一种社会思潮——“汉德须颂”在文学领域里的顽强表现,也是儒家文为世用、诗主美刺的文艺主张在汉世的积极实践。但是,汉赋只歌颂了“国家和元首的丰功伟绩”,又用儒学教条和谶纬迷信解释这些功绩,且以歌德掩盖了社会的若干黑暗,却是它的污点。汉赋把先秦文学对祖先神、自然神的歌颂推演为对帝王——即“人”的歌颂,属于历史的进步。汉赋讽谕中的歌颂表述了一种美好的政治理想,但也羼入了若干谀辞媚语,削弱了思想和美学价值。     

从中国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特点:如重现实、重品德、重责任、重抒情、重表现等,中国文学始终歌颂和平、歌颂友谊、歌颂正义而从业不歌颂战争、歌颂暴力、歌颂卑鄙、阴谋诡计,中国文学与史、哲没有严格的区分等,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但不能硬套硬搬西方的文学理论,尤其不能把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些术语当作标签到处乱贴.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工作,从观念形态到方法路径,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总的来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是要用中国文化学的视野,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地,还是不能撤换掉中国文化的大背景.     

论陇东红色歌谣的主题诉求

陇东红色歌谣主要以歌颂革命、歌颂政党、歌颂革命领袖、歌颂革命军队为主题诉求,陇东红色歌谣的歌颂性特征和陇东劳动人民的生活现状密切相关,是一个自发的形成过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陇东红色歌谣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思想性、艺术性得到了显著提升,陇东红色歌谣受到了陇东人民乃至其它解放区人民的喜爱。陇东红色歌谣体现了陇东人民借助歌谣的形式抒发自己要求和愿望的努力,这些革命歌谣不但反映了陇东人民的革命意识与革命豪情,而且也保存了陇东地区的自然状况、风俗人情、方言土语等文化资料,具有丰富的民俗学与人类学价值。     

魏巍《东方》综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丛论之一

魏巍的《东方》再现了朝鲜战争从爆发到结束的全过程,揭示了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志愿军战士,歌颂了军民的鱼水情谊,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歌颂了无产阶级的人性美。揭露和批判了人民军队内部存在的消极思想及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人物众多而又性格鲜明,抒情方式多样、抒情色彩浓郁,结构宏大而严谨,情节富于传奇性,人物语言个性化。但也存在着在人物刻画上概念化,人物典型化不够等缺憾。     

谈《水浒》的主要思想倾向

对《水浒》进行探讨和研究,我们自然就会对它究竟是歌颂投降派还是歌颂农民起义这个根本问题,引起极大的注意。因为这实质是关系到对《水浒》主要思想倾向的认识问题,是关系到对《水浒》是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的问题。如果《水浒》的主要思想倾向是歌颂投降派,它在历史上当然也就毫无进步意义可言。对于这样的作品,我们也自然要持否定态度,充其量也只能把它当作一部反面教材。但是,如果《水浒》的主要倾向不是歌颂投降派,而是歌颂农民起义,那么它在我国文学史名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了。问题的关健,是如何正确认识《水浒》的主要思想倾向。     

论歌颂性喜剧——以莎士比亚喜剧为例

提起喜剧,人们马上就想到讽刺,殊不知,喜剧不仅可以用来讽刺,也可以用来歌颂。在我国新文艺的实践中,歌颂性喜剧这一朵鲜花已经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这一喜剧艺术形式的研究还没有认真开展起来。本文拟就歌颂性喜剧在喜剧史上的地位、歌颂性喜剧的特征以及歌颂性喜剧中崇高与滑稽间的辩证关系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悖逆与回归——浅论明代讽刺喜剧

"讽刺性"渗透于中国古典喜剧各个历史时期,历经漫长的文学衍化,中国古典喜剧形成"歌颂性喜剧""讽刺性喜剧"双峰并峙局面.明代"讽刺性喜剧"悖离元代"歌颂性喜剧",完成了对讽刺传统回归和集成.     

对十七年"歌颂性喜剧"的反思

中国当代喜剧精神失落的原因之一,就是喜剧观念的僵化和迷失,而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歌颂性喜剧”被大力提倡。“歌颂性喜剧”在本质上是违背艺术规律和喜剧精神的一个伪命题。被称为“歌颂性喜剧”代表作的喜剧电影《五朵金花》和《今天我休息》则内容虚假、思想肤浅、艺术上做作,这样的作品谈不上是喜剧的成功之作,更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喜剧的发展方向。因此,“歌颂性喜剧”是一个需要清理和反思的喜剧创作的误区。     

如何看待贾宝玉的“叛逆精神”

目前论述《红楼梦》的书里,大都有这样的论断:《红楼梦》“歌颂地主阶级中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 (《辞海·文学分册》)”,《红楼梦》“对于叛逆的贵族青年和勇于反抗的奴隶深情地予以赞美”(华东师大《大学语文》。八三年版),《红楼梦》“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上述“叛逆的贵族青年”指的就是贾宝玉,里面的“歌颂”,“赞美”主要指《红楼梦》作者对贾宝玉的歌颂、赞美,但其中多少包含着今人对贾宝玉所持的态度。这种观点是否符合《红楼梦》一书的实际?我认为有必要加以探讨。     

《草叶集》与《女神》诗歌思想比较

《女神》与《草叶集》的诗歌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在：惠特曼侧重于对废奴制的表现和对欧洲各国反封建斗争的回应,而郭沫若则着力于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且比惠特曼暴露得深刻、彻底;惠特曼对理想世界的描绘具有空想主义的色彩,郭沫若的理想世界尽管也恍惚朦胧,但却因社会主义色彩的注入而显得光彩炫目;惠特曼对人与劳动的歌颂虽然也不抽象,但因在“博爱”光环下却缺少对人的阶级分析,郭沫若对人和劳动的歌颂完全是把自己融入人民之中,而且高唱“劳工神圣”的颂歌。惠特曼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颂扬了科学技术给美国带来的科技文明,郭沫若歌颂那种使现代科学、技术、物质文明得以迅猛发展的飞腾喷涌、狂叫不息的“力”;惠特曼对自然风光的描绘意在表现人和自然的和谐与美国人积极向上的创造力,郭沫若的自然风光诗力图表现自然和我的融和,在歌颂自然中跳动着强烈的生命、火热的情感和无穷的创造力。     

周恩来为何不让同庚好友老舍入党

老舍出事的前一天．发生了这样一幕： 老舍对斗他的造反派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呀？”     

自我的初次放逐——论王充闾1956-1966的散文创作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王充闾散文创作的初始阶段.受时代和自身因素的影响,他歌颂社会,歌颂群体,以"时代的抒情"代替了自我的思考和体验,创作处于畸形状态.     

新世纪的文学应当塑造时代的英雄--当代小说价值观之批评

近年来反映经济生活、描写经济活动人物的小说作品 ,主要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 ,对其人物形象进行道德评价 ,因而忽视了对当代英雄的塑造。对于英雄的意义、英雄的审美标准 ,也应当与时俱进。五六十年代歌颂的是献身、忘我劳动的革命英雄 ;文革时期是在本质上否定英雄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却是冷漠英雄。江山辈有人才出。今天的文学应当大力塑造和歌颂搏击经济浪潮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 ,努力创造社会财富的时代新英雄。     

驳《水浒》评论中的一种错误观点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的作者通过塑造宋江这个典型,歌颂投降派,歌颂投降哲学,歌颂宋江的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爱伦坡与孟郊创作心理定势之比较

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诗人爱伦坡与中国诗人孟郊的比较,分析两人的相同的创作心理定势。作者对他们逆向艺术创作心理和审美取向进行考察,认为他们是以非同常人的眼光去审视人生世界,歌颂死亡,歌颂丑陋,用死亡去表达对生的追求,以美的破坏去获得美的实现的。     

民族、时代的歌手——论玛拉沁夫的小说艺术

歌颂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和伟大的共产党给内蒙古人民带来的新生活,是玛拉沁夫四十多年来小说创作的主旋律。其感情、思想同整个民族的时代精神相契合;他的创作受到无意识与自觉意识的双重深刻影响:其忧患意识采用的是乐感的表达形式。     

汉语文系师生到凤凰山“花儿”会采风

我院汉语文系紧密结合民间文学课教学,六月份组织本系开课班级师生到西宁凤凰山“花儿”会采风,促进了教学。 今年农历六月初七、初八两天,省群艺馆、西宁市文联等单位在凤凰山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踩青“花儿”会。各族歌手云集山顶,演唱了大量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及新生活、新人新事的优美“花儿”。汉文系对这次采风活动十分重视,事前进行了专门研究,制定了     

重评小说《生命》

李敬信同志在一九七一年写的短篇小说《生命》,是一篇比较早的反映和歌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好作品。但是,万恶的“四人邦”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把这篇小说看作眼中丁、肉中刺,于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间,对它发动了一场疯狂的反革命围剿,他们蛮横地给《生命》扣上了“歪曲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硬说作品对崔得利这样的阶级敌人的揭露和批判是“丑化革命造反派“,对老铁头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描写和歌颂是“美化资产阶级反革命派”。     

八旬翁写诗 名家来谱曲

83岁的汪君杰退休前在江苏姜堰市人大从事秘书工作。他与老伴李永珍生了两儿一女．一家人和美地过着幸福生活。去年．汪老从电视上得知今年是建党90周年．于是就开始寻思怎样来表达自己对党的感恩之情。他说：“党对我们恩重如山,我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我的感谢呢？于是我在家里左思右想,后来灵机一动,想到写点东西歌颂党、歌颂祖国。”     

试论赵树理作品中的歌颂与暴露

歌颂和暴露,这是作家在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问题,也是长期以来文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中,针对当时一些文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糊涂观念,明确指出:“歌颂呢,还是暴露?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那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赵树理同志在他一生创作实践中,对于歌颂和暴露的对象,一向立场十分坚定,态度十分严肃,处理得比较完善妥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学习他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