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解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成功之作——读《大学直解·中庸直解》

提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典籍 ,人们自然会想到《四书》、《大学》和《中庸》。《大学》是儒家最全面、最系统地阐述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一篇政治论文 ,而《中庸》则是儒家学说中第一部最精密的哲学论文 ,是儒家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 ,宋代程颢、程颐将二者摘出 ,整理编次 ,与《论语》、《孟子》并列。二程认为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而《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是儒家道德的传文。其后朱熹祖述二程之说 ,将二书辑为定本 ,与《论》、《孟》放在一起 ,正式称为《四书》,并撰作《四书章句集注》。…     

试说郭店简《成之闻之》两章

《成之闻之》是郭店楚墓所出的竹简中的一篇儒家重要文献。本文就其中两章的缀联、释读和理解提出新见。简26至28为“圣人之性”章,论中人之性与圣人之性的区别,实际是对孔子“性论”的进一步阐释。简31至33,37至40,共7支简为“天常”章。此章论“天常”与“人伦”的关系,其思想亦源于孔子。总起来看,竹简这两章可以与传世儒家文献《大学》、《中庸》对读,通过比较,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儒家学论价值的现代诠释

儒家学论价值积淀厚重,《大学》概其要而为“修齐治平”。在当代教育视野中,“修齐治平”呈现为滋养“气质”、“致思强行”、求为“君子”、担承“事”务和经邦济世等多个层面构成的价值层级递进系统。儒家学论价值观对造就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优良传统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曾子与《大学》

在先秦儒家学派中,曾子具有重要的地位。前人指出,儒家经典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大学》出自曾子。我们可以从《大学》的思想内涵着手探求其与儒家学派的关系,其中应当特别注意其与曾子一派的关联,及其与曾子思想的一些微妙的区别之所在     

明德 亲民 止于至善——大学之道的古意今用

《大学》以精辟的语言和成熟的思维提出了儒家对于大学教育的目的、任务和途径的总结性论断，构建了一个完整而概括的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纲领以及儒家人生教育的道德程序。研读《大学》，可从“三纲领”和“八条目”及其内在联系入手，以大学之道及其实现的途径和方法为主线，力求发掘不同历史时期著名学者对“大学之道”的传承与发扬；从大学校训对大学之道的吸收与运用的角度，揭示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之道对确立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价值。     

论《大学》的修己治人之道

儒家的修己治人思想,虽然孔孟早已有所阐述,但严格说来,直到《礼记·大学》篇问世,它才得到系统、完整和集中的表述。《大学》中被宋儒称为“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的内容,以及全部“传”文,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先秦儒家的德治仁政主张,强调修己是治国的关键,阐述了修己治人的一整套伦理政治思想。这在整个儒家经典中是很有特色的。鉴于研究这一理论的专论尚不多见,笔者不揣冒昧,试作如下探析。     

清代版本《新说西游记》探幽（上）

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是清代《西游记》版本演变史上独具意义的一种版本。其文字主要来自于明代百回全本，又根据清代真诠本加进了唐僧身世故事。其评点文字认为《西游记》“原是证圣贤儒家之道”，把《西游记》看成是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不免牵强附会。但是，其将《西游记》看作一部具有寓言意味的哲理性小说，并从社会学和人性的高度来看待《西游记》，有其合理的内涵；特别是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西游记》“奇”的特点和“幻中有真”的高度艺术境界，对认识《西游记》的美学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大学》政德修养思想与当代领导干部的以德养廉

作为中国古代政治、道德教育大纲的儒学经典《大学》,建构了为政官员政德修养的完整思想体系,强调“修身”为根本,修身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理想目标,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使命,对当代领导干部加强政德修养、实行以德养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许衡《大学直解》与《中庸直解》的口语注释初探

许衡是元初朱熹理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其著作《大学直解》和《中庸直解》运用了大量的口语来注释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和《中庸》，提供了口语训诂的新视野，不仅使经典通俗易懂，也为研究近代汉语口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实例。     

对中国实学的哲学诠释

实学,一方面是儒家实用理性的具体体现,它贯穿于儒家文化的始终,乃至于泛指的实学即儒学;另一方面,它又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儒家文化的反思、批判形式,是作为社会新思潮消解儒学的贵族性、经院性而成为庶民文化的“革命”因素。正是这一因素使我们今天指称的实学实际上被界定在这一特指意义上了。     

略论《大学》的“家国同构”思想——对“修齐治平”政治治理途径的一种解读

“修身在齐家”指出，只有通过修身培育道德感，才能营造道德的家庭生活，为个体实现其人生价值提供立足点。“治国在齐家”表明了儒家“家国同构”的基本内容，即，伦理理论上“家国同理”；社会观上“家国一体”；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以“大家”为重，以“恕道”为行为指导。“平天下在治国”则突出了“家国同构”的文化含义，即，文化价值观的合理化对于实现一个“德风开放”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之道的理学化——以朱熹《大学章句》为核心的解读

《大学章句》是朱熹在《礼记.大学》篇基础上对《大学》进行的修改、校订和解释。朱熹对《大学》的编辑校订奠定了四书学,使得《四书》上升到经的地位。元代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的＂延佑科举＂使朱注《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并占据了优势地位,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朱熹对《大学》的修订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思维的内敛及道德至上,由此也导致了宋以后中国古代官方教育重心性修养、政治智慧以及为官之道,缺乏开发生产工具和实用技能的偏向。尽管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实学思潮,然而由于传统主流思维的惯性,使中华民族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科技发展的契机与优势。     

《大学》“知止”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在《大学》中，“知止”与“三纲”、“七证”、“八目”属于同样重要的范畴，它紧密关联着“三纲”的达至、“七证”的获得，以及“八目”的践行。本文试以“知行合一”为进路，从何谓“知止”、“止”于何处、何以能“止”三个层面，对《大学》的“知止”思想作出解析，并指出其当代意义。     

孟子、告子对孔子“人心之性,生命之性”的继承和发展

从先秦儒家中孔子的习言性、孟子的心言性、告子的生言性等对“性”的不同观念和理解,可以看到诸子都是十分重视“性”的.并围绕这一观念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通过寻找“性”观念的起源,以发现儒家此一观念的历史根源.然后通过对孔子的分析揭示孟子及告子对孔子“性”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儒家三子对“性”的不同的理解和阐述对先秦儒学人性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其后中国儒学体系构建具有深刻的影响.     

儒家“活法”与儒式公民社会

所谓儒家"活法",是指由传统儒家倡导的义理,经历史流变而内化为人们所广泛践行的柔性社会规范,它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人际组织与动员上的一种传统而又现实的"微观制度"。基于儒学义理两千多年的社会化历程,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人际组织与动员的方式体现出强烈的儒家文化特征,其公民社会可界定为儒式公民社会。因此,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研究范式与制度供给模式来研究中国的公民社会,不仅在理论上会形成误判,而且在制度构建上也可能会陷入误区。     

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性质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作为一部总结汉唐宋明儒学的编著,以排斥释老之学、合通儒学派别之异为标旨,是孙奇逢理学观的直接体现。其中,孙奇逢的主要关怀在于建构合同汉宋、朱王的儒学道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理学宗传》的结构和标准中,并最终决定《理学宗传》学道的性质。进一步说,《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的性质呈现出道与术的不同旨趣,黄宗羲以《明儒学案》的编纂标准来评价《理学宗传》,不免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