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乡村婚姻略论

两汉是中国古代上古婚姻向中古婚姻转化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乡村婚姻具有了越来越鲜明的特性,从婚姻的基本功能到婚姻的基本程式都与城市官僚贵族婚姻有着明显的不同。乡村婚姻功能中的经济与生产功能、乡村婚姻程式中礼俗关系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与把握两汉乡村社会的重要门径。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虚拟型公共空间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以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为分析视角,把乡村公共空间划分为“实体型公共空间”和“虚拟型公共空间”。在市场经济对乡村社会强势嵌入的背景下,传统乡村中村民逐渐走出乡村世界,“实体型公共空间”难以担当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繁荣乡村公共文化、维系乡村共同体的重任。新时代,微信（群）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典型所营造的“虚拟型公共空间”能够搭建起散落在不同空间村民之间的联系,发挥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习俗、营造乡村公共舆论及唤醒乡村社会记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乡村共同体衰败的境况。作为一种有益尝试,移动互联网时代乡村社会营造的“虚拟型公共空间”或将成为再造乡村共同体的可能性进路。     

新诗与乡村文化

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泱泱农业大国，传统诗歌中的乡村社会是这一现实的反映．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都市崛起之后，现代社会便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组合。就乡村而言，它也已经不是传统的形态了。本文从文化新诗学的角度，对现代乡村诗作出较为全面和新颖的分析。     

近一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更与人们对于“乡村冶和“乡村发展冶的认识紧密相关。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简单地将“乡村冶与“农业冶、“乡村发展冶与“农业发展冶相提并论。 如果不能将乡村视为一个社会的概念,并着力乡村社会建设,即便在经济发展上用尽全力,也将事倍功半。     

民间借贷与乡村社会秩序——以民国云南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金融体系发生结构性变迁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云南民间借贷的发展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民国政府针对民间借贷进行了严厉的调控与干预,但最终无法取代其在乡村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充分说明民间借贷对乡村社会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而培养和引导乡村内生性经济力量,也必然成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和社会秩序建设不可忽视的一环。     

“五四”精神与乡村亚文化的对撞——兼论江南乡村精神领袖的作用

作为社区精神领袖,“五四”时期的柳亚子和叶圣陶在乡村社会吐纳着崭新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时代思潮与传统亚文化相互激荡。在这一过程中,精神领袖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成为乡村社会向现代演进的驱动器。以此为视点,乡村社会发展途径问题当引人深思。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时空观察

[提要]“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作为社会的“发展极”与“稳定极”,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时空背景,溯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的历史变迁,是预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节点的依据;分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战略的实践进路,有助于优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维度上应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确定协同发展的时间节点;空间维度上可将特色小镇建设作为载体,把以城市群为主体、大城市为中心、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支点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与乡村连接,优化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乡村振兴战略三维向度论纲

正确认识乡村振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遵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以文明对接、城乡融合和中外互鉴作为基本导向,从历史、现实和比较的维度分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向度、实践路径和场景模式,并尝试回答乡村振兴“为何提出”“如何操作”“以何为鉴”等问题。中国乡村振兴具有自身独特的实践基础,必须在传统与现代文明对接过程中,合理借鉴乡村振兴的域外经验,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不断改善乡村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财产边界

在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 ,由于家为伦理关系发生的基本空间单位 ,故基于“家”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成为村落文化的主体内容。在“差序格局”的道德相对主义规范中 ,不存在个人的独立道德人格和权利意识 ,个人作为家 (家户或家族 )的成员 ,首要的是对家的义务。义务本位的规范体系当然并不排除乡民们对实际利益 (主要是以田房为主体的财产 )的追求。这种利益追求不是个人本位的权利主张 ,而是家族伦理本位观念的现实体现 ,因为家族共财理念是“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差序格局”的伦理关系中 ,义务本位的规范又通过乡民们的个体生活实践化作稳定化的行为方式和共同准则 ,此为乡土社会中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习俗。对于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说 ,他们所认同的却是长期稳定、有效的民间习俗。民众的生活空间仅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内。乡村调解和交易中的习俗都在“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逻辑内展开 ,超出这一限度 ,习俗的约束力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 ,又是一个由习俗调控的社会 ,姑称之为习俗性社会。过去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称作礼俗社会 ,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习俗更多地是乡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基础上所进行的制度创设 ,而不是国家权力进行伦理教化     

科举制度的废止与乡村士绅的消逝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它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起到了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步消逝,并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乡村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附性增强,这一系列影响使中国农村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     

中国当代乡村旅游根性诉求及其表达的异化

乡村旅游的本质实是乡土–人性结构的回归与重建。乡村旅游根性诉求的历史基础为人的亲土习性与心理结构、人对乡土的心理认同与回归诉求、乡村审美的历史传统与中国人的田园精神;其社会背景则包括现代生产与人性异化、全球化文化冲突与民族社会身份认同危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与时空危机紧张。但是,多媒体“伪乡村”的旅游形象建构导致了乡村从生产性到消费性的转换、乡村旅游根性诉求的异化与“伪乡村旅游”意识形态的形成。然而人们对乡村根性价值仍表现出极为珍视的信念,乡村旅游需要在传统回归中逐步实现乡村与人性的文化救赎。     

田园理想与美国乡村文学

脱胎于欧洲的美国田园理想移植到新大陆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它摆脱了欧洲田园理想对田园生活的乌托邦式想象,呈现出世俗和功利性的一面,即对工业文明的接受和物质生活的追求。这种既崇尚田园生活又不排斥现代“艺术”的美式田园理想具有内在的悖论性和深刻的矛盾性特征。作为积淀在民族想象中的文化传统,美国田园理想深刻影响了美国乡村文学。它打破了美国乡村文学主题陈旧、形式落后的惯有认知,赋予美国乡村文学既崇尚田园传统又不拒绝现代性的双重特质,促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美国乡村文学的繁荣,但其悖论性在一定程度上又暗示了美国乡村文学的悲剧性结局。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功能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七大战略之一,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做出的一个新的战略部署和新的要求,有着重要的功能地位。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奠基石”,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强弱项”;乡村振兴战略是“三农”事业的“指向灯”,它让农村更美,让农业更强,让农民更富;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助推器”,它增添了产业兴旺这一“燃料”,提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动能”。     

乡村旅游:商品化、真实性及文化生态发展策略

乡村生活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合一,传统乡村是人们的劳绩之地和诗意栖居之所。工业革命摧毁了传统乡村,催生了现代乡村旅游业,乡村日益成为一个商品化的旅游消费空间。寻求真实体验是游客的自然愿望,但过度商品化会导致乡村文化变异,使其失去真实感和活力。文化生态旅游主张“文化生命观”、“均衡发展观”和“社区参与观”,并力求在商品化和真实性之间做到平衡,它可作为一条实现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优选路径。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结合形态——基于高桥镇“三团”实践的分析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对于加强乡村治理提出的一种新要求。这一要求在回应当前乡村治理困局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三治”结合的形态为何?本文在阐明自治、法治和德治主要关系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分析作为“三治”发源地的桐乡高桥镇“三团”实践,提出了“三治”结合中的嵌套性关系。这一发现表明,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嵌入于乡村紧密型利益关系中,通过以体现个体权利为主的“自治-法治”机制,和以体现共同体作用的“自治-德治”机制,共同调节乡村社会事务的处理。     

中国乡村精英群体的赋权机制与治理功能

回顾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乡村精英群体的比较优势并非纯粹主体性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使之具有这种比较优势的赋权机制。传统社会的系统性赋权,使这一群体构成多元,治理功能强大;近代社会传统的赋权机制处于解构与重构过程中,使之呈现出混杂式的群体样态,其中经济精英治理功能凸显而政治精英式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单一的政治赋权机制使无产阶级政治精英成为主导,乡村治理呈现出典型的统治与管理特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复合式精英群体重又出现, 并承担了系统的乡村治理功能;新时代承袭了上一阶段的赋权机制,“新乡贤”的政策话语为精英群体打造注入了动力,其治理功能处于新的建构之中。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欲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治理功能,优化当前精英赋权机制应成为一个努力方向。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及当代启示

社会治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是党的乡村治理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发展时期,基于政策先行、制度化推进和加强法制建设的逻辑,不断创新乡村治理实践,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一个"十没有"的社会.分析研究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总结其中的经验和启示,不仅对丰富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中国乡村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中,以儒家思想为导向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构成了梁 漱溟乡村运动思想的最主要特色。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所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上的特点, 可以作为整个中国发展的有价值的资源。他主张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在一起,这是解决农民组织 化、农村经济发展,以及为农民寻得精神出路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他更把“人”的精神的培育与提升, 放到乡村建设的首要位置。回望乡村建设的历史,梁漱溟的社会建设与人生探索两大目标和理想,不仅 是其思想与人格的精髓所在,对于思考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