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啊近代汉语后期语气词”与“呀”、“哇”、“哪”的关系——以《聊斋俚曲》为例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般认为语气词”呀、哇、哪”是”啊”的语音变体，但在近代汉语中，“呀”、“哇”、“哪”与“啊”的关系错综复杂。“呀”、“哪”在成为“啊”的变体前，均为独立的语气词，在被纳入“啊”的音变轨道过程中，它们仍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哇”与“啊”的关系相对简单，完全是适应“啊”的音变出现的新形式。“呀、哇、哪”成为“啊”语音变体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逐渐展开，清末大致完成。     

山西方言的特指疑问句（二）

问方式的疑问代词常用“怎么／怎嘛”的合音形式“咋”、“作”、“啧”以及省略形式“怎”等，少数方言用“阿地”“得嗫”等。问原因的疑问代词有两套，一套是“怎么”、“咋”、“啥”、“甚”等，另一套是“（因）为啥”、“（因）为甚”、“（因）为什么”等，少数方言用“阿”和“争”提问。问程度的疑问代词在晋方言中一般用“多”，少数用“多来”、“多嗫”、“多待”等。“咋”是“怎么”的合音形式，“作”、“争”可能是近代汉语疑问代词“作”、“争”的沿用与发展，“作么”的产生时期应比“怎么”要旱。     

元代大名路达鲁花赤唐兀人昔李氏世系考

有元一代地方官员之世袭，大名路达鲁花赤唐兀人昔李氏即是其中的典型范例。其世系，第一代，所知者三：“束南玉钳部”、“举立沙”、“益立山”。其父辈，则三人：“玉里止吉住”、“答加沙”、“小李玉黑”。第二代，有“小李玉”、“阿沙”、“爱鲁”、“罗合”、“小钤部”。第三代，有“乞答哈”、“刺麻朵儿只”、“管固儿加固”、“教化”、“帖木儿”、“忽都答儿”等。其族属，东迁至“河东”又回迁“河西”的“沙陀”。其袭爵，“益立山”、“爱鲁”、“小钤部”、“教化”、“万奴”、“忽都答儿”、“野速普花”、“普颜”。究其长期存留类似“世侯”的情况，不能不怀疑与当地为窝阔台系封邑有关。除外，作为本文的“副产品”，还有一个接近原貌的“新”《李爱鲁神道碑铭》，附录于后。     

“阿堵”的意义及流变──兼论“阿”、“阿谁”的意义

《世说新语》中的“阿堵”为远指代词，相当今天的“那个”、“那里”，它的源头是“何处”；作为远指代词，魏晋演变作“阿堵”，唐宋元时作“阿底”、“兀底”，今方言中作“兀搭”；作为疑问代词的一支，古书或作“何处”或作“阿堵”，今方言中作“阿搭”、“阿坨”等。“阿”是“何”的同音通假，意义发展或作疑问代词，或作远指代词，不是传统所说的语气词。“兀”作为“阿”的音变，是远指代词，也非语气词。     

释“永”

“永”的常用词义为“长”，但“永”的本义向来众说不一。“永”的甲骨文形体有四种形式，“永”是“泳”的本字，“永”借表“咏”义，“咏”与“谅”为异体字。“永”、“泳”、“咏”、“谅”音义关系密切。     

“荼”、“茶”异同考略

该文就“荼”与“茶”之异同略加考释，以期弄清“荼”“茶”纠纷之缘由。结论是“荼”及其异称“茗”、“荬”、“(荈)”、“选”等，都是指“苦菜”。“茶”本名“檟(或作‘(木荼)’字)”，即“苦荼”。二者本自不同一为草本，可食用；一为木本，可入药、饮用。“荼”与“檟”相混，始自晋。及唐始见“茶”字，并以代称本届“苦莱”之“荼”、“茗”等。此后，文献中“荼”与“茶”混用尤甚。     

从“百花舞厅”到“1912娱乐总会”

从曾经火爆一时的“百花”、“华夏”、“圆梦”，到历久不衰的“北极”、“时光隧道”、“海阔天空”，以及最近几年开业的“阿波罗”、“豪享王”、“1912”等歌舞娱乐场所，它们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又无一例外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我们·功劳·人伦——汉语词语研究三题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记录和反映着文化的发展状态。透过语言，总能看到隐在背后的不同的文化特征、文化价值和文化含义。词汇，作为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责无旁贷地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等。通过分析“我们”的含义、探寻“工”、“力”、“功”之间的关系和“论”、“轮”、“抡”、“沦”、“伦”隐含的共同意义，得知“我们”之所以有两个意思，是因为中国人有强烈的宗族观念，而“工”、“力”结合即为“功”，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要想成功或建立功劳，必须讲究方式、卖大力气，“人伦”最重要的是要有次序。     

“无赖”词义辨误及梳理

“无赖”是中古、近古汉语中常用的俗语，多见于诗、词、曲。然诸家释义多误，原因亦在于望文生训，随文释义，未能根据语素确立有概括性的义项，又忽视于“无赖”意义发展转换的时代性。笔者为此提出辨误，以为：“无赖”本义为无靠，引中为指放刁撒泼等不端行为以及有这种行为的人，又引中为无可奈何，由此引申为无聊，再引申为无限，众多。从无聊义又发展为讨厌，烦闷、空虚，无意义、不庄重三项，所以“无聊”与“无赖”实为同义词。至于“无奈”，则在“无可奈何”义项上与“无赖”同义，又在“无限”义项上和“无那”同为“无赖”的代音异写词。总之，“无聊”、“无奈”以及“无那”都与“无赖”有一定的词义发展关系。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文化研究"的兴盛与意识形态的"退却"

"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而备受青睐的"意识形态"研究好像退出了文学研究的历史舞台。本文试图在阐明"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概念内涵,辨析二者差异、互补关系的基础上揭橥"意识形态"在现时语境下的"改头换面"。     

《镜花缘》“君子国”里“让”与“争”的道德解析

"好让不争"是《镜花缘》君子国里极力加以渲染和"雅化"的道德模式,其最核心、最集中的东西是通过一些"交易光景"展现的。通过对书中几处"交易光景"的解析,认为"好让不争"实质上已变成了"因让而争",这样"让"也就被自身所否定,变成了"不让",虽不是惯常的损人利己性质之争,而是损己利人性质之争,然损己利人与损人利己本是出发点不同,但最后都落实到一个"争"字上,这个"争"字从本质上讲并无高下之分,都是为一己之私而争,都有违"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道德要求,于是道德异化为不道德。只不过一是为自己的精神利益,一是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形成君子国里的道德悖论。从中也能感受到作者最大的困惑。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论《周易》的《观》与审美

本文基于"观"在审美中的重要地位,从"观"的滥觞之地,即《周易》哲学的"观"着眼,分析其美学命题"观物取象"、"观卦"中的"观"等所具有的美学意义,以揭示"观"在中国传统审美方式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意义。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民之父母》"(言午又)"字释读辨析

关于上博(二)《民之父母》9简“”字的释读,学术界颇有分歧,或释为“许”字繁文而读如字,或释为“许”字繁文而读为“语”,或释为“诗”字异构,或释为“辩”字异体,或疑为“语”字异体。文章辨析各家之说,断以己意,在较为详细的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当为“语”之异体字的结论。     

“一叶障目”：土司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近年来,土司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碎片化”概念内涵的澄清,有助于土司“碎片化”实质的认识。已有土司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断代性土司研究缺乏“长时段”、民族性土司研究缺乏“贯通性”、区域性土司研究缺乏“整体性”等“碎片化”倾向与表现,应引起土司学界的警觉。只要研究者立足于“总体史”,重视研究内容之间关联性探究,注重史学本位之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就可以跳出“碎片化”的窠臼。     

易学在蜀蜀学在易

易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即有“易学在蜀”之说;同时,“蜀学”一词也在此时形成。根据各个历史时期蜀易的表现,说明有独创精神和包容特性,足以体现蜀学以易学为旗帜。     

由“鱼之乐”说及“知”之问题

本文借对《庄子·秋水》中“鱼之乐”寓言的分析,探讨中国古典哲学中“知”的复杂内涵。作者由分析《庄子·齐物论》中“知”的意义入手,疏解“鱼之乐”中“知”所包含的知识与信念两层含义纠缠的纽结,并联系西方哲学家如摩尔与维特根斯坦对“知道”与“相信”的用法的讨论,以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最后对比、揭示庄子与儒家对“自知”与“相知”的不同态度背后所寄托的不同生活或道德理想。